内容摘要：文本是一个迷。进入文本的读者如果一个侦探，试图在字里行间去发现思想的踪迹。但是由于长期囿于大写的一的平滑真相的禁锢，文本的创造性再生产受到了压抑。但是，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大写的一的压抑而抛弃一的存在也是不可取的，面对文本的迷题，或许最可行的方法是，从巴迪欧的操作性主体和张一兵先生的作为生产创序的构境论出发，在回溯性的裂缝中，找到创序性的一的文本解读的可能性。 　　关键词：大写的一、主体、构境论、巴迪欧、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 　　　　文本是一个谜。每当人们立足于穿越文本的丛林试图在其中去追溯那被文本所遮蔽的东西时，文本如同一个巨大的梦魇吞噬了涉足其中的人。于是，文本的魔咒一次又一次的奏响，人们在文本的迷障中要么成为其魔咒的牺牲品，要么在误认为穿越了文本的丛林抵达“真实”之后实际上堕入了拉康意义上的空无。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时，我们是否可以真的抵达一个一尘不染的马克思，从拉康的意义上来说，那个前文本的绝对“真实”的马克思永远是一个不可能的真。倘若如此，我们在文本中穿越并披荆斩棘地探索其中的路径岂非成立镜中花，水中月。问题远远没有如此悲观。实际上，关键在于文本之谜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大写的一：不连贯的证据和平滑的真相 　　当我们说文本是一个迷的时候，已经将我们至于一个非常玄妙的境界中，读者和作者的关系远远不是面对面的对话者那么简单，在一种传统理解中，文本是作者为读者设下的一个局，他尽可能将其欲图严明的言说埋藏在文本的迷宫之中。因此，读者与其说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不如说是一个侦探，一个去寻找文本背后那个玄奥的唯一真相的侦探，他们试图在支离破碎的文本中寻找揭开谜题的线索，并将自己的锋芒指向那个唯一的真相。 　　这种比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侦探小说。这种两者之间的近似性缘于何方？要透析个中缘由，首先必须要理解的是，侦探小说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称作为侦探小说？作为一个侦探小说，不仅要求案件，要有侦探，更要有罪犯及其作为侦探小说最终要揭露出来的犯罪的动机、过程，这些东西必须是在一个总体线索中具体展开的。对这一点，无论是柯南·道尔，还是其笔下的福尔摩斯都充满了自信。在早期的福尔摩斯系列的《血字的研究》中，柯南·道尔曾借福尔摩斯之口说出了侦探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 　　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就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们有可能存在。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链条，只要看到其中的一环，就能知道整个链条的特点。[1]P19-20 　　　　这一类侦探小说都相信，在表层的表征（Symbol）和最终的真相（Real）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链条”，这个链条将一个接一个的事实用锁链链接（articulate）起来，最终指向被遮蔽的真相。关键在于，他们也相信，只要抓住“其中的一环”，就能够对整体进行无偏差的逻辑推理。因为，这些逻辑和表征环环相扣，只要顺着正确的方向，一定会抵达那个埋藏在深渊处的大写的真。这正是为何，几乎所有的侦破小说都喜欢用同一种句式：“真相是……”。也就是说，无论在情节上如何充满变化，侦破小说最终都要抵达的是那个作者刻意隐瞒，读者迫不及待欲图揭开的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真相是唯一的。当侦探小说的作者故弄玄虚的用不同的表征试图将读者引领到错误的方向上，但最后作者仍然可以自信的表明，所有看起来似乎矛盾重重的复杂化的表征，却能够指向一个唯一性的事实，而这个唯一性的事实就是真相。所有的看起来没有关联的表征被聚集起来，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一（the One），而真相充当了这个大写的一的位格，并将所有的表征及逻辑变成要素（elements），最终成为这个大写的一名下的事实。 　　值得思考的是，是不是在所有的表征下只能指向唯一的真相？迈克尔·康奈利的《诗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打破了这种关系。迈克尔·康奈利是当今美国最为流行的侦探小说家，他甚至拥有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这样的拥趸，他几乎获得过所有的侦探小说奖项，如爱伦·坡奖、安东尼奖、尼罗·伍尔芙奖、马耳他之鹰奖等等。《诗人》是他的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与通常我们理解的侦探小说不同，这本书的主角杰克并不是一位职业侦探（既不是官方的警探，也不是私人侦探），而是一名长期以来报道凶案的二流报社的记者。杰克涉入“诗人”案件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调查真相，他与这件案子相关只是因为他的兄长肖恩是其中一名受害者。起初，警探肖恩的死亡被断定为自杀，因为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肖恩手上的硝烟反应，他写在汽车玻璃上的一句遗言（一句爱伦·坡的诗），以及死者生前在一件极其凶残的案件的侦破的手足无措，所有这些客观的表征都指向了一个大写的一（作为所有要素构成的集合用以计数为一的状态）——即肖恩死于自杀。至少负责侦探肖恩案件的警探、肖恩的妻子、乃至作为肖恩的弟弟的主人公对警方列举的事实以及由此得出的自杀的结论并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所有这些表面的表征能够组成一个在大写的一下呈现出来的平滑的事实——肖恩死于自杀。自杀作为一种大写的一的象征同构了所有的客观性的物证，每一个物证（证人的证言、遗言、硝烟反应、死者生前的心理状况）都可以指向自杀这个大写的一。正因为如此，在警方的笔录中赫然写着： 　　迄今为止，没有与自杀结论不符的证据。[2]P42 　　　　如果我们用拉康的理论来分析这一结论，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自杀作为一种被认定为“真实”的事态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生产出来，并且被当作“真实”来接受的？我们可以考察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纯粹客观性出现的证据，另一个是将这些证据链接起来的逻辑。证据的客观性往往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没有伪饰的证据的情况下，证据成为案件侦破中最为可靠的基础，这些客观性证据本身成为限定侦探思维的限制，亦即侦破案件的思路需要能够有效地将所有的客观性证据串联起来。所以，客观性证据构成了拉康意义上的真实界（Real）。在证据与证据之间，事实与事实之间，链接起来的是一种主观性逻辑，也就是侦探本身的大胆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客观性证据本身不能将自身有效地串接起来，而唯一能够串接两个的是一种主观性想象，但这种主观性想象被视作具有逻辑上的真实性时，其必然成为一种可靠的推断。正如我们很容易将一个由尖锐物刺穿的伤口同邻近的一把带血的匕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就是一种主观性想象。在侦破中，主观性想象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主观性想象才能赋予那些没有意义的客观性证据具有了侦破的意义，并让其走向一个大写的真实。而这一层面正好处在拉康想象界（Imaginary）。 　　经过主观性想象链接起来的客观性证据构成了一种事态（State），这种事态被指认为一种真实状态，在侦破小说中，这种事态被看作一种结论，或者更明确的说，是一种真相（truth）。这种真相不是先在性的，他是在主观性想象和客观性证据中被生产出来的，并作为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Symbolic）而存在。在肖恩案件中，自杀作为一种统构性象征将真实和想象凝聚在一起，这就是拉康意义上的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虽然自身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但是其彼此间相互拱卫，也正是自杀的象征设定了想象的可能，而想象又进一步指向了自杀这一统构性象征，而所有这些立足点正是那些被视作客观性的证据。因此，整个事态（或者真相）完全没有不符的情况，它表现出齐泽克意义上的那种平滑，天衣无缝。 　　事态真的那么天衣无缝吗？在事态平滑的表面下，掩盖的却是拉康所谓的症候。按照拉康的理解，症候始终存在，在平滑的事态表面之所以看不到症候的表征，只是因为症候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刻意压抑了。症候本身不会消失，同样在肖恩案件在断定为自杀的平滑事态下，仍然存在着症候，这种症候以某种方式隐伏了下来，一旦平滑的表面运行的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症候会突然刺入，并在那个大写的一的平滑的表面中构成一个创口，一个深渊。而杰克在他的哥哥肖恩的自杀案件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这个深渊就在那个目击者上，由于原先那个作为自杀结论的大写的一，作为事件的事实为了可以被计数为一，事件中的某些方面被无意地忽略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护林员听到一声枪响，当他第一次从办公室出来，看到了不远处肖恩自杀的雪佛莱，之后他再报警之后走到车边发现，肖恩一个人躺在车里，之外没有任何人的影子，护林员的证词是断定肖恩自杀的重要客观性证据。但是，在这个被指定为自杀结论的客观证据中，有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是由于作为大写的一的自杀结论而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即护林员在听见枪响和最终他前往肖恩的车中看到肖恩的尸体静静躺在车中存在一个断裂，这个断裂正是护林员去报了警，而在报警的这段时间里，他的目光离开了现场，换句话说，他的目光的转离造成对事件直接观察的断裂，而填补这段断裂的是其作为计数为一的主观性想象，而这个主观性想象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杀人凶手完全可以在开枪之后在护林员报警的时间里（按小说的说法，这段时间足足有半分钟之多）不慌不忙的离开。这里新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护林员观察到现场的记录实际上被分裂为两段，在这两段亲眼目睹的事实之间有一个由于观察缺位导致的深渊，而护林员由于没有发现可疑，而将这个深渊简单地用平滑的结论来缝合为一个事态，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这个看似平滑的事态之下，隐藏的却是存在着其它填充用以缝合两个时间之间断裂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因为作为大写的一的平滑的事态被牺牲掉了。 正由于发觉了这个被平滑的大写的一所填充的深渊，那个原先平滑的事态就遭遇了链接的断裂，这个断裂摧毁的不仅仅是作为自杀的整个事态，而是摧毁了原先彼此拱卫的三元结构，那套将客观性证据链接起来的主观性想象的链条也在刹那间灰飞烟灭，这有点像列宁的在整个链条的最薄弱的一环击碎帝国主义的整体性的想象。 　　我们在面对诸如此类的事实时通常的一个误解是，客观性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连贯一致（consistent）的整体，而拉康的理论告诉我们，这种连贯一致本身就是我们的想象，作为真实本身的证据，彼此本身并不具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由这种客观性证据之间是不连贯的（inconsistent），它们毋宁像阿多诺所形容的星丛式（constellation）关系，每一个真实的证据同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那么这些本身是断裂的证据之间是如何变成平滑的真相的呢？这里有一种操作技术，或者称之为真理的类性程序（generic procedure of truth），这里形成了一种可以将不同的两种事物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如同前面提到的尖锐物的创口和带血的匕首之间的联系一样。这种真理的类性程序是一种缝合的技术，它的功能在于去消除证据与证据之间那断裂性的深渊，消除其症候，并让其在表层呈现出一种平滑的真相。而这种平滑的真相在一定的事态下被当作唯一的“真实”确定下来，并被所有的对象所遵从。可见，由这种类性的真理程序生产出来的平滑的真相形成了一个大写的一，而在大写的一的象征之下，所有的不连贯的客观性证据都成为了这个平滑的真相的构成元素。二、主体：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 　　由于对原先作为平滑的真相的大写的一的颠覆，这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原先的大写的一无法再去面对诸多元素的离散性状态，或者说，侦探小说的真理被悬浮的症候所颠覆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在这个大写的一的废墟上，有人（譬如利奥塔）干脆宣称：本体已亡，哲学已逝，侦探小说从头至尾就是一个不可能的虚构。不过，有一个人对此却表示出轻蔑的态度，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明了侦探小说，但是此侦探小说已经非彼侦探小说，它毋宁是一种对事实性事件的再构，侦探小说正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个人正是当今左翼的旗手，齐泽克称之为“未来希望”的法国哲学家、思想家阿兰·巴迪欧。 　　巴迪欧是当今法国左翼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一，他出生于法国殖民时期的摩洛哥，从其祖辈开始，巴迪欧家族就烙上了左翼的烙印。他的父亲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数学系，同时也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法国光复之后担当过图卢兹的市长。老巴迪欧对阿兰·巴迪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同时赋予了巴迪欧两样东西，一个是明确的左翼思想倾向，另一个是数学式的哲学思考方式。 　　巴迪欧在八十年代致力于构建的数学本体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尽管数学和本体论的结合似乎在晚期的维特根斯坦那里就陷入了僵局，但是巴迪欧并没有按照那种弗雷格式建立一种以绝对真确性逻辑哲学为鹄的，而是转向了另一种数学谱系，即康托尔的集合论。集合论相对于一般数学的一个优势在于，一般计量的数学必须将一种先入性的同一性植入对象之中，也就是说，对于计量的数学而言，对象必须忽略其质性上的差异，而变成一种纯粹的量的差异。集合论则并非如此，一个集合包容了所有可以置放在一起的要素，并保留了它们之间的质性差别。 　　当然，巴迪欧的集合论解释并不是在玩弄一个纯粹数学的概念游戏，他的集合论指向的是事态，并以这种集合论的方式来解释其中的真理。在康奈利的《诗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对于肖恩的案子，一直以来被看成一个独立的自杀案件，而这个案件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问题在于，在这个案件的子集中，一个客观性要素显得格外刺眼，这就是写在汽车玻璃上作为遗言的爱伦·坡的那句诗。在这个案件被当作自杀案件处理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粗鲁的警探为什么会文绉绉地拿一句爱伦·坡的诗作为遗言（这个细节在自杀的大写的一的操作中被减掉了）？这是一个被遮蔽的症候，也正是肖恩这个子集中一个刺入性元素，它破坏了原先那个子集的平整性。开始调查肖恩的死因的杰克经过查询，美国各地被断定为警察自杀的案件不少，其中有几件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这些警察自杀后都有一句爱伦·坡的诗句作为遗言。于是，这些原先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被置于同一个集合下，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爱伦·坡的诗作为遗言，也正因为如此，参与侦破此案的FBI的警探们将做下这些杰作的凶手命名为“诗人”。 　　从巴迪欧的观点来看，对“诗人”的命名是一个操作，正是这一个操作使原先不能理解的一系列事件得到理解，即他们都死于一个被命名为“诗人”的凶手之手。在对“诗人”的命名之前，每一个独立的事件有着自身可以成立的理解方式（自杀的警探），这几起事件放到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无法被视作计数为一的集合。这也是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反复提及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的著名命题“一即是无”的意义之所在。按照巴迪欧的解释：“之所以说一即是无，是因为一仅仅在操作意义上存在。换句话说，本无一，只有计数为一。一，是一种操作，从来就不是一个显现。”[3]P24由此可见，这些被列为“诗人”的案件，正是由于“诗人”的命名操作而存在的，作为原生性的显现的大写的一是不存在的，它并不是将对象的要素统合起来的先验性的观念，毋宁说，“一”是一种后操作，这种“一”是通过命名使得整个集合可以在整体上被计数为一。因此，巴迪欧才说，“计数为一是一个后果。作为无的一不能表现自身；它只能操作。这样，它建立在其操作之‘后’，即显现的状态——它是多的秩序。”[3]P25 　　这样的操作的目的在于，使得原先集合之中不连贯的多，变成一种连贯的多。不连贯的多（如在肖恩自杀事件中不连贯的客观性证据，以及几起毫无关联的警察自杀事件）是显现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按巴迪欧的说法——是无一（not one），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也无法得到确切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可触及的。如果要辨识和理解这种多，必要的是借助一种计数为一的操作，使得事态的多变得有序，或者说，得到一个一致的命名（如肖恩案件中的自杀，以及在排除自杀结论后和其他的自杀案子一起被命名为“诗人”）。“诗人”这样的命名在事件显现之后成为结构化事件的方式，通过“诗人”这一名字，这些带有爱伦·坡诗的遗言的事件顿时具有了一个统一的理解范式。 “诗人”的命名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给予所有的事件一个统一的理解范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理解范式下，生产出一种对于所有对象都具有价值的类性真理程序。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康托尔设定了一个假设，即集合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这就是著名的连续统假说。连续统假说是康托尔集合论成立的前提，与那种被预先设定一种统一的量性的数学不同，即他必须说明集合的中的多个元素如何能够在一个集合之中？集合中多元素的一不是自明的，那么其中的一由何而来，如果集合中的多元素不存在一个一，那么集合作为一就无法存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康托尔设定了集合的诸多元素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也正是这种连续性使得集合成为统一的连续统。但是连续统假说一直没有得到证明，为了保证集合论的根基不受动摇，策梅罗-弗兰克尔集合论（ZF）将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说作为一种集合论的公理体系出现。但是这种强制性作为公理的表现遭到了哥德尔和科恩的质疑，尤其是科恩最后指出“按照集合论的公理，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说是无法证实的。”[4]P10巴迪欧最后采纳的是科恩的力迫法来解决集合论的一的问题，力迫法通过主体性的强制性命名将集合中的所有元素统合在一个名字之下，这个名字成为一种附加在诸多元素之上的类性真理程序，而这种类性真理的获得正是通过减除（deduction）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祛除了或者忽略了元素身上可能与那个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的相关质性（如在肖恩案件中护林员报警所耗费的时间）存在症候性断裂，多的元素被统一地置放到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之下。 　　在类性真理程序的生产过程中，主体的作用至为关键。巴迪欧在主体问题上，与拉康不同，他并没有将主体看成在大写他者的目光映射下的空无的脸，而是积极地提出一种主体理论。按照巴迪欧的定义：“主体是使得真理得以支撑的类性程序的具体考量”[3]P391。主体介入了具体的事态，并从中具体化思考了类性真理程序。在肖恩自杀事件中，杰克即是以这种主体方式进入到事态之中，他以自杀的类性程序来思考物证，在这些被统一为自杀的物证中看不到有任何不符之处。但是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他探索了护林员的证词中碎裂的环节，这个碎裂的环节作为一个刺入性症候颠覆了原先的类性真理程序，因此，主体必须出现，必须在这种特殊的情势状态（state of situation）中重新对事态进行命名，在命名中，那句被忽略掉的爱伦·坡的诗作为一种新的要素在新的情势中被把握，在同其他类似的案例的比照中，“诗人”这一名称应运而生。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没有新的症候刺入原先的情势状态时，亦即缺乏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的发生时，主体是缺席的，其中该情势状态下的类性真理程序起到了普遍性的作用；二是在事件的症候性刺入之后，即一个被计数为一的集合出现了一个无法被计数为一的元素（尽管在集合中无法计数为一，但这个元素仍然属于这个集合），主体出现了，他必须根据这个新刺入的要素与集合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命名集合。于是肖恩案件从一个自杀案件（前情势状态下的类性真理程序）转变成为“诗人”案件（主体命名后新的类性真理程序）。 　　不过对于巴迪欧来说，主体“并不是显现过程中的恒定量。主体是稀缺的，它出现在对情势的诊断之中”[3]P392。巴迪欧的意思中，主体并不是始终在情势之中显现出来，在一种平滑的没有任何症候性的事件刺入的时候，主体是缺席的，这里不需要主体的具体化考量，需要的是按照一种已经命名了的类性真理程序来进行思考。但是一旦症候性事件刺入到事态或情势之中，类性真理程序对集合情势的计数为一的操作发生了危机，这就需要主体从具体的情势中进行考量，对情势的类性真理程序进行诊断，并为集合的情势进行重新命名。可以说，巴迪欧的类性真理程序的渊源正是承袭于其恩师阿尔都塞的问题式（problematic）概念，与阿尔都塞的问题式不同的是，问题式之间的是自然断裂的，阿尔都塞并没有研究两种断裂的问题式之间是如何衔接和连续的。相对于断裂的问题，巴迪欧更关心两种类性真理程序之间的连续性（continuity）问题，在巴迪欧那里，连续的并不是类性真理程序，而是类性真理程序背后的情势，如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法国虽然发生了质性变化，但是两个法国在一定时空意义上，仍然具有连续性。同样，在肖恩案件中，虽然从自杀案件变成了“诗人”案件，但是肖恩死亡事件仍然是作为情势的延续保存着，而保存这种情势连续性的正是稀缺性的主体。主体出现在一种类性真理程序的危机时刻，重新命名了真理程序，并在具体的情势中将前后两种情势状态保持为一种连续性关系，或者说，主体在新的症候性要素刺入之后，将原先无法再被计数为一的集合重新在新的命名下再次被计数为一。 三、构境论：文本的生产性创序 　　在这里，让我们回到文本的问题。文本，或者一个文本的集合（如马克思的著作就可以看成一个集合）作为元素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是一个连续的平滑整体，相反，不同的文本之间，甚至一个文本的内部都存在着不连续性，每一个文本元素之间都是以断裂性的深渊出现的。由于缺乏连续性，文本的原始显现是不可辨识的，作为文本的真实本身就同我们间存在一层隔膜。因而这就需要借助主体，对这些文本元素进行一次计数为一的操作，使得崎岖的、不连贯的文本元素能够在同一种类性真理程序下变得连贯起来。类性真理程序既是一种主观性想象，又是一种作为进入文本元素的共同性范式，至少其在一定程度上被进入文本的人广泛地遵循。 　　如当我们介入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需要一种类性的真理程序，如我们将马克思看成唯物主义者，看成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成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我们借助这些将文本计数为一的程序，进入到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本时自然按照这个一的方式看到了一个主张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马克思，这种马克思坚持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客观性逻辑，并将人变成历史发展规律的具象化的体现。 　　关键在于，这种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是否是作为文本背后那个“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出现的呢？可以说，这些类性真理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马克思的多数文本，并保持了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到《资本论》在逻辑上的一贯性，使得在这种类性真理程序下建构出来的马克思的形象保持了一种连贯的平滑性。但是，这种平滑如同肖恩的自杀结论一样，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平滑，在平滑之下隐藏的却是无法被这一种类性真理程序计数为一的症候。对这种简单的物质客观性的马克思解读构成症候性威胁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现，这是一个新刺入的马克思文本集合的元素，最为关键的是，这个元素居然很难在原先的类性真理程序中被计数为一。对于这个突然刺入的症候性元素，往往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强行将其纳入到原先的类性真理程序之中，剔除其中不利于作为大写的一的象征的因素，并使之作为原先事态的一个环节出现，许多苏联官方的解读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另一种策略就是彻底推翻了原先的解读，用一种全新的解读——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来命名马克思的文本，这样历史客观性的科学的马克思的情势状态被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所取代，马克思的文本中沥出的形象发生了彻底地颠覆，而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地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马克思的其它文献的。 　　这两种解读方式存在的问题都是一致的，即这些被视作马克思文本的集合是经过减除操作的，也就是说，这些文本是在经过剔除好筛选后剩下的可以视作为一的元素，这些被放在一起的元素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科学的马克思或者人学的马克思，那么另外一些可能会与这些被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相矛盾的文本，被命名的主体在有意或无意中被忽略和淡忘，比如张一兵先生就强调不能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留下的未能发表的、或者中途放弃的笔记和手稿，……这些手稿本身可能与作者真实的思想场境显然会更近一些。”[5]P62在某种程度上，张一兵先生是对的，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的整体性集合，这些被视作“不完善”或者“不具理论性”的文本本身也处在这个集合之内，但是在一些主体的类性真理程序中，这些文本的元素却被减除了，这正是以“不完善”为名来筛去与大写的一不符合的因素，因为其“不完善”，所以这些文本不能以为佐证，其中的逻辑与福柯提到的在正常人和疯人之间进行划分的二元逻辑惊人的相似。于是，问题变成了这样，大写的一为了自身在集合之中的平滑性，可以减除和掩盖了那些构成对其威胁的真实的症候性元素，并为这些症候性元素冠名为“不完善”，“有问题”等名字，因而，在集合内部的元素中，相对于大写的一的类性真理程序，文本就被划分成了完备的可以计数为一的元素（这些元素被显性地显示出来）；以及不合格的症候性元素（这些元素成为大写的一的边缘，它们在大写的一之下遭到压抑）。 　　实际上，这种在集合中的元素的划分是一种外在性划分，即大写的一成立是从一个外在的标准来分割集合中元素。巴迪欧提出一种内在性方法，即在不删减显现的元素基础上，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真实的一？如前所述，在哥德尔和科恩对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说的证伪中，原先显现的多的元素呈现为一种不连贯性，也就是说，从马克思的文本层面（作为多的文本的元素集合）来溯及那个原本性（authenitic）的一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大写的一决不先于文本的多而存在，或者说，尽管这些文本都被标识为马克思的文本，但是这些文本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统一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和脉络，一个作为统一的象征的马克思的思想在文本之先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一种马克思的统一的象征性形象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对马克思的读解何以可能？这正是张一兵现在最近提出的“构境论”所解决的问题。正如巴迪欧所说，文本的原始的真实并不是以一而是以不连贯的多的形式显现出来的，那么，为了使这些原始的文本的多变得可以辨识，必须借助一个主体化过程来进行。实际上，原先那种科学的马克思和人学的马克思解读都是一种主体化，尽管它们筛除了不同的元素，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象征性的一，在这个一中，诸多文本的元素变得可以辨识。这种作为大写的一的类性的真理程序依赖于主体的命名，而主体的命名（如科学的马克思、人学的马克思、或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对一个集合的情势的结构化，经过结构化的情势成为了情势状态，而其中结构化因素正是类性的真理程序。 　　但是对于集合情势中元素的主观化，本身就是对原有情势及其元素的偏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文本的任何解读都不是以真正回溯到最原本的真实为鹄的，在对具体的情势进行解释的时候，为了弥合存在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症候性的深渊，就必须对文本联系起来的思想内容进行想象性再造，张一兵先生很明确的指出：“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6]P51然而，如果“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等命题不是追求完全与原生性思想的一致，那么“回到”一词还具有什么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回到”一词不能理解为一种彻底地返乡，而是一种回溯性矢量。准确来说，“回到”是一种指向原本真实的方向，因为在某一种固化的类性真理程序下，文本以及马克思的象征性危机不能在线性的前进方向上解除，在根本上消除马克思思想形象的象征性危机，必须要从一个固化的类性真理程序中脱离出来，其中，回溯中对症候性元素的强调（如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中对MEGA2版中马克思的一些不太“关键”笔记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些症候性元素，让我们在瞬间可以触及一种被原先的情势状态所遮蔽的真实，而我们正是在这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瞬间闪现中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的回溯。 　　但是，回溯不是构境的完成，而是其开始。对经典文本的回溯性运动产生的一个直接效果是剥离了那些不连续的真实之上的符号性结构，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真实的豁口中洞穿情势状态（在阿尔都塞那里被称作为意识形态）的秘密。这如同《黑客帝国》中孟菲斯让“救世主”尼奥选择一颗可以穿越符号性结构的蓝色药丸，最后能面对真实。但是，真实并不是繁花似锦的田园诗歌景象，而是一片废墟——文本真实的废墟，齐泽克正是以《欢迎光临真实荒漠》为题揭示了这一景象，真实是不连贯的，是症候的聚集，那里没有平滑的界面，也没有可以理解的意义，它就是我们从现实（一种符号性构建起来的现实）所剥离出来的荒漠，齐泽克写道：“真实为了维系自身，必须被当成一种噩梦的非真实幽灵。”[7]P59在符号化的现实（或者一种被类性真理程序介入的情势状态）中，真实是其绝对的反面，真实被描述为一种恐怖、一种噩梦，它本身就是绝对杂多的无意义的荒漠。这样的荒漠无论对于拉康、齐泽克，还是巴迪欧，都是一种绝对客观物质性的根基，但是这个根基本身不能同主体发生关联，在主体那里，真实是绝对的废墟和荒漠，于是，为了让真实的荒漠能够在主体面前湛现出来，主体必须对真实进行创序性重构。 这种创序性重构也是张一兵构境论的核心。张一兵先生列举了三种阅读方式，即符号性文本层的解释、互动的意义场的理解，以及生产性的文本阅读[6]P51。相对于前两者不切实际的求“真”的热情，生产性阅读超越了文本的真实的荒漠，在其中以新的命名完成了对文本的结构化，从而生产出来一种新的类性真理程序。张一兵先生指出：“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6]P52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的结构化的序列化，他提出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思想定位在一种“历史现象学”之上。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定位绝不是那种对真实的马克思的返回，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创序，这种创序基于的背景是作为诸多元素的马克思的广泛的文本，在这种新的创序中，一种新的文本构境被建构起来，而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被引导到一个全新的方向上来（也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在以往的马克思研究中未曾有过的，因而它绝对不是什么“回归”，而是一种生产性创序）。 　　实际上，这种对文本的生产性创序有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按照张一兵先生的解释，在客观的物质存在面前，马克思仍然肯定了作为主体劳动活动的创造性价值。尽管劳动的物质形态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了主体向度的实践，但是作为物质性本身（劳工工具、劳动条件、劳动对象）是非形态的存在的，正是通过主体的劳动实践，在各种分立的物质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使得物质的星丛式存在在一种意义上得以环环相扣地有序存在起来。张一兵先生将之命名为“生产创序”，这不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利用，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实践，用他的话说，是“人类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地构成特定物质存在层系的人的社会存在的带矢量的有序性。”[8]P81这样，主体的劳动不仅使得劳动生产成为可能，它还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下，进行一种生产性的创序，这种生产性创序指向的是一种未曾的新的结构，从而在整体上重构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存在方式。 　　显然，巴迪欧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疯狂解构之后，巴迪欧再一次用本体论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为科学的根基。巴迪欧坚称，作为情势状态的可以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是主体操作的结果，但是这种主体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包含着对真实的激情（passion for real），它是对真实的物质性的一种类性生产，并将之作为普遍性的真理的基础。但是，巴迪欧并没有将这种普遍性的真理当作永恒的不落之光，这种真理在具体的客观性事件的刺入后，主体必须进行策略性的重构，它必须在一种新的情势下命名一种新的类性真理程序来营造普遍性，新的普遍性又会因为新的事件的发生而堕落，主体会再一次对情势进行生产性创序，重建情势中元素的结构境况。 　　这里显然可以读出巴迪欧与张一兵先生在生产性创序的构境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张一兵先生的构境主体虽然受限于客观的物质条件，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积极地创序，也就说是，在每一次文本阅读中，主体都在进行着创序，这种积极的创序导致每一次阅读都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张一兵先生举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他自己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同他自己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疏离感，成为了一个“历史性文本”[6]P47。这里涉及的逻辑是，一种绝对靠近原作者语境的不可能，这里张一兵先生对文本的重新反复的阅读已经切近了德勒兹在《重复与差异》中那种“重复即差异”的激进逻辑。而巴迪欧宣称的是主体的绝对稀缺性，重复在阅读中虽然会产生新的元素，但是这种新的元素如果在原情势状态下可以被计数为一，情势的类性真理程序就不会发生变化，主体亦不会在情势中出现，也不会产生生产性构序。但是，如果形成的新的元素成为一种症候，它无法在原先的类性真理程序中被计数为一，主体才会出现，才会对原先的情势状态进行生产性创序。实际上，张一兵先生的生产性创序是一种无条件地面对物质性对象的绝对性创序，而巴迪欧的创序是一种有条件的被动的创序。实际上，张一兵将每一次的阅读中产生的差异都当做生产性创序有点绝对化了，的确，对于张一兵先生这样的大家在每一次的阅读中都进行新的生产性创序是有可能的，如他在《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中对原先的马克思和列宁进行的新的创序性理解，就是一种新的构境。但是，正如巴迪欧而言，这种积极的创序主体是稀缺的，在绝大多数重复性阅读中都无法完成创序性工作。如很多学生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入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文本中，尽管其同其情势的类性真理程序之间存在偏差，但是这种偏差还不足以产生生产性创序，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仍然处于巴迪欧所谓的情势状态之中，他们的偏差被控制在类性真理程序允许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的阅读只会因循着一个固有的方向，按照约定的类性真理程序进行理解，不会产生生产性创序的构境。在巴迪欧的意义上，这种阅读缺乏症候性的切入，最终导致了主体的缺席，实际上维系了原先的情势状态，构境也不曾发生。而在巴迪欧那里，一个无法被计数为一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等等）的发生，才能引发主体的生产性创序。 　　当然，为了保证这种生产性创序的物质性方向，巴迪欧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忠实性（fidelity），忠实性是对事件的忠实，也就是说，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主体的生产性创序的操作不是恣意的，这种操作必须以真实的事件性元素为基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创序性的类性真理程序的生产，也就是说，对于主体而言，在新的事件和原先的情势之间的缝合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平滑性，这种平滑性能够在此基础上忠实于那个此前发生的事件。可以说，巴迪欧在一个新的界面上重写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以物质生产条件为核心，而是以症候性事件作为其基础，巴迪欧将物质性也从劳动生产转向了真实的事件，在主体的忠实性构境的介入下，生产出类性真理程序，而历史的变革正是在不同情势状态和不同的类性真理程序上的变革，而历史发展规律也被巴迪欧改写为类性真理程序的不确定性的发展。这样，在文本的阅读中，文本的象征性形象的生产源于情势中真实的元素和类性真理程序，我们在阅读中所得到的从来就不是真实的马克思、真实的列宁等等，而得到的是一种类性真理程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读出物质决定论的马克思，有人读出实践论的马克思，有人能够读出存在论的马克思，还有人能够读出症候性的马克思？因为在这些阅读背后指向的都不是那个“真实”的马克思，而是一种属我性的类性真理程序。 　　　　注释： 　　[1] 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血字的研究》，佟舒欣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迈克尔·康奈利，《诗人》，李克勤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3]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 by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2005. 　　[4]Jason Barker, Alain Badiou: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5]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6]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纪杰克（齐泽克），《欢迎光临真实荒漠》，王文姿译，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版。 　　[8]张一兵，《实践构序：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描述的微观确证》，摘自《张一兵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