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发达经济体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经合组织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并预测了发达经济体新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相关方案的前景。本文认为，移民在扩大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规模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移民规模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经济危机期间，欧洲和美国的外来人口就业表现出人意料得好，其就业趋势优于本地人口。大量关于新移民相关举措的前景预测，也作为最新一轮发达经济体经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内容，出现在美欧最高谈判中。

　　“劳动优于资本并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并且不可能先于劳动存在而存在。劳动是最优越的资本，值得受到更多重视。”

        亚伯拉罕•林肯，1861年题于美国

引言

　　本文将讨论，未来几年全球移民模式将在许多国家的短期增长前景和全球贸易自由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口并非定数，但随着世界在未来二十年里进入史无前例的人口不均匀转变期，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移民政策将被迫做出重大改变，以缓解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影响。尽管受政治反对派频繁抗争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启这一模式。

　　同时，以欧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开启和日本决定加入跨太平洋关系框架为起始点，随着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暂停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推进，世界先进经济体和贸易集团区域贸易一体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这些谈判将为紧密联系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良好的服务。结合发达经济体的传统关税通常很低这一事实，各国自然会推动全面涵盖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的协议。考虑到交付的综合服务包括，商业存在(服务业贸易总协定模式3 / 对外直接投资)和自然人存在 (服务业贸易总协定模式4 /临时移民)，特别是高技能临时工和投资移民已经包括在这些先进的经济自由贸易协定之中。因此相当程度上，在全球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间谈判时，相关移民程序非常具有政治性，这将成为新的发达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由以下几方面组成。第二部分将重点突出人口老龄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规律影响，许多发达经济体已采取一定程度的移民措施来应对这一趋势。第三部分将分析在所有先进经济体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不温不火的经济复苏为何没能明显改变移民高潮。第四部分将提出这样的设想——与新移民相关的积极性举措将成为发达经济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第五部分将得出结论。

全球人口结构不平衡变化的影响和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应对

　　一个经常被讨论的事实是，世界正处在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化时刻，伴随全球人口增速放缓，一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一直在下降。很明显，发达经济体更早进入这一趋势，并且比其他国家更早感受到其经济影响。然而，认为多数发达经济体更早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看法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这一趋势只会局限在“西方”或者甚至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会不可避免地终止。[2]事实上，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性影响更加广泛且在全球不均衡扩散。

表1 预期劳动人口（15-64岁）变化（选定国家，从现在起的5年/10年/20年）

国家

2013-2018

国家

2013-2023

国家

2013-2033

日本

-6%

日本

-9%

香港

-22

俄罗斯

-4%

香港

-8%

德国

-17

香港

-3%

俄罗斯

-8%

日本

-16

德国

-3%

德国

-7%

韩国

-15

法国

-1%

台湾

-4%

台湾

-14

台湾

0%

韩国

-4%

俄罗斯

-11

中国

0%

中国

-3%

中国

-7

南非

0%

法国

-1%

意大利

-6

意大利

0%

意大利

0%

泰国

-3

韩国

0%

加拿大

0%

法国

-2%

加拿大

0%

南非

0%

加拿大

0%

英国

1%

泰国

0%

南非

1%

泰国

1%

英国

2%

英国

2%

瑞士

2%

瑞士

3%

瑞士

3%

美国

2%

美国

4%

西班牙

6%

西班牙

3%

西班牙

6%

美国

9%

澳大利亚

3%

澳大利亚

6%

巴西

11%

世界

5%

巴西

9%

澳大利亚

12%

巴西

5%

世界

10%

越南

14%

越南

6%

越南

12%

印度尼西亚

17%

印度尼西亚

6%

印度尼西亚

11%

世界

18%

墨西哥

7%

墨西哥

12%

墨西哥

18%

土耳其

7%

土耳其

12%

土耳其

19%

印度

8%

新加坡

14%

新加坡

23%

马来西亚

8%

印度

15%

印度

27%

新加坡

8%

马来西亚

16%

马来西亚

27%

埃及

10%

埃及

21%

埃及

41%

菲律宾

11%

菲律宾

22%

菲律宾

43%

金砖四国

3%

金砖四国

5%

金砖四国

7%

G7

0%

G7

0%

G7

-1%

资料来源:U.S. Census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 Database.

　　表1列出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型经济体劳动人口（15 – 64岁）的预期下降水平，时间范围为5年、10年、20年内。在短期（5年）内，不出所料，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迎来最大跌幅，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大中华区(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德国、法国、南非、意大利和韩国。与此同时，一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预计将高于全球。同样的，从10年预测结果来看，“早期老化的日本”预期仍然拥有最高的下降幅度，但紧接其后的是绝对值下降更大的中国、俄罗斯、德国和韩国，而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南非和泰国等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从更长的20年来看，像德国和韩国这样国家的劳动人口将和日本一样预计将下降，大中华区、俄罗斯和意大利则紧随其后。与此同时，在20年预期的下半部分，少数亚洲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预计劳动人口增长将高于全球。

　　金砖四国和七国集团的综合数据显示，前者将会经历一个相对温和的劳动人口增长，后者则停滞不前，两大集团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随着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依赖于印度和巴西，G7 的增长则依靠美国和英国维持稳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五分之三的金砖国家和七分之五的七国集团成员将面临劳动人口增长停滞或下降。人口老龄化将迅速成为一个广泛且分布不均的全球性现象。

　　很少有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到从移民政策视角来应对老龄化产生的不利且广泛的财政影响，比如，所需达到适工年龄的新移民数量，及保持养老抚养率（65岁以上/15-64岁）快速、稳定地达到政治上不可能的数字。[3]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移民政策能够做到——至少在短期内——避免劳动年龄人口直接下降。

　　如图1所示，经合组织移民数据库的数据[4]推翻了预计的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进入劳动力(15-19岁)和永久移民劳动力总人数(55-59岁) 的比率[5]（2010年到2015年）。为了避免由于劳动力下降，从而引起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高龄群体人数多于进入市场的年轻群体人数，包含年轻群体在内的达到工作年龄永久移民数必须超越高龄组群体离开劳动市场的规模——即图1中的总比率必须高于1。

图1 新就业者、移民和劳动力出口（2010-2015年）

  数据来源：OECD Migration Database.

　　图1显示，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是有效的，只有日本和捷克共和国的混合比率低于1，而在11个经合组织国家适龄永久移民的积极影响推动下，2010年-2015年间整体比率高于1。剩下的9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适龄新移民不需要保持劳动人口稳定。[6]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是列表中国家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未加权），这说明了适龄新移民在推高上述比例上的重要性，这也同样适用于成为整体的欧盟14个国家（数据排除了非欧盟成员国的自由流动人口影响）。

　　图1也说明了相对重要性，同其他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目的地国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美国适龄新移民数量相对温和。韩国的新永久移民也同样相对温和。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不仅受本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且适龄新移民流入效应也非常低。而当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政府忙于采取措施增加外来移民时,日本政府仍处于观望状态。

　　一个普遍受到误解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移民有所影响。而在一些国家的最新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移民人数明显下降(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此次危机对非法移民的影响虽然相当大，却不能判定)，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新移民平均水平仍然很高。[7]图2和图3分别比较了永久移民和临时性工人的总人数。[8]

图2 年度永久移民入境总人数（单位：千）

  资料来源:OECD Migration Database.

　　图2比较了2007年危机前与用最新标准统计的2010年永久入境移民人数。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捷克共和国和爱尔兰的永久移民人数有大幅下降。然而，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荷兰等国的永久移民却有小规模增加，而其他国家则基本保持稳定，欧盟14个国家(除自由移民外)为1200万人，继续超越美国的永久移民人数。

图3 年度临时新就业劳动力总人数（单位：千）

资料来源:OECD Migration Database.

　　图3说明，危机带来的临时工流入的周期性影响在2007年和2010年的最新数据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英国和西班牙的临时工人数大幅度下降，而其他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除外——临时工人流入人数只有小幅下降或保持稳定水平。然而，后危机时代的2010年，进入发达经济体的临时工人数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根据数据[9]，美国和欧盟有将近50万、德国则有35万的临时工人，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持续繁荣。

　　因此，从移民数据来看，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发达经济体限制外来移民。相反，在整个2010年，基本上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永久和临时移民水平仍然居高不下（日本除外）。危言耸听的媒体报道可能引起错误观念，认为近年来经合组织国家大规模限制各种类型的移民。然而，这些数据恰恰显示了不同的情况。

　　总之，持续攀高的移民潮说明, 即使发生持久的经济危机，高收入国家的持续优势仍吸引了外来务工人员，也反映了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移民构成的重要变化，许多地方的移民法规变得更便于工人移民——特别是高技能工人。在执行这种宽松政策的同时，对其他传统移民途径，如人道主义难民或家庭重聚等的限制持续加大。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途径向雇佣性永久移民急剧转变。

　　可以看到2010年，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以工作为目的的永久移民所占比例最大。2010年，在23个经合组织国家中，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永久移民是以工作为目的。欧盟13个国家中，这个数字为39%（不含自由移民的影响），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有42%是永久移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实质上置身于经合组织局外）有永久移民程序（如获得绿卡)，因此绝大多数移民集中于家庭永久移民，只有6%的移民是以就业为目的。

　　这些务工性移民持续流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并且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非常高。2000年-2010年间，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外来人口比例有所上升[10]。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新增人口数量庞大，因为这些国家已成为高强度移民的目的地。另外，传统的目的地国家（比如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移民强度远远超过美国。与21世纪以来移民人数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美国相比，这些国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更大。换句话说，美国在很多方面增大了移民强度——现在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这也是2013年美国潜在的新移民改革。相较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日本和韩国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密集程度都大幅减少。

　　总的来说，贯穿近几年的经济危机使得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强度迅速上升，这也使得反对移民的政党被舆论所注视。鉴于最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快速上升的移民水平，如果没有明显的政治应对措施，移民人数确实会显著增长。然而，从图2和图3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政治情绪并没有导致移民总体水平急剧下降。因此可以断言，发达经济体的移民大趋势在最近几年没有衰落，而是转向务工性移民。

　　随着人口老龄化影响持续加强，高收入经济体吸引大量务工性移民流入，是中期内的一个明显趋势。事实上尽管有大规模移民流入经合组织国家，然而大多数输出国向外较低强度的移民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经合组织国家内部正在发生移民流动，欧盟国家的自由流动劳动力法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现象。可以看到，2010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兰、摩洛哥和秘鲁等国的向外移民强度相对低于总人口的0.2%[11]。除这六个国家外，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的其他大型移民来源国，如中国、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国，有望在中期继续维持类似的外流规模。

　　总之，本节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将会是一个广泛且分布不均的全球性现象，但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已经启动政策措施。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通过保持几年前的移民水平，来推迟未来劳动人口绝对数的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得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经合组织国家。移民模式开始向就业性移民转变，这使得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强度远高于美国。

近期经合组织移民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极富弹性

　　近期，经合组织移民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得出人意料的极富弹性，表现之一为加强持续吸引大量外国务工者的经济能力，另一表现是通过雇佣新的移民务工者获得经济利益。目前临时工被认为是正在形成就业关系的移民，即具备就业关系的永久性移民[12]，来自移民们的全部经济利益最终将属于他们自己。目前来看，许多欧洲国家依旧在雇佣外来人口问题上面临困难，其难度与本地人口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严格监管的比率不相上下。

　　危机前经合组织国家如何为了外来人口，努力提高本地就业率。当然居住在美国的外来男性（其次是加拿大）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这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外来人口遭遇的情形相似。但在别的国家，外来女性就业率远低于本地女性，这个问题已根深蒂固。

　　鉴于许多国家的就业种类存在差异，并且自2008年底起，欧洲和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放缓，这可能会对归属国外来劳动力市场带来极度不利的影响。

　　欧盟22国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第一季度到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外来人口就业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甚至在2007至2011年期间就业率一度攀升至17%。而在同一时期，本地人口就业率下降了2%。同时，大体上而言，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形明显比欧盟要好得多（甚至包括急速发展的德国劳动力市场），尽管从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就业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然而外来人口就业率仍优于本土人口。

　　因此，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外来人口面临的相同问题是，如何通过就业来增强整体经济地位。我们无法通过不断上升的移民就业率来推断外来人口的就业率到底上升到什么程度，虽然欧洲的外来人口就业从2007到2011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绝大程度却取决于新移民。因为新移民不但没有导致之前的移民失业，反而增加了外来人口的整体就业率。这在第二部分可以看到，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人数总体上升，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后果感受颇深的国家而言，似乎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经济影响。

　　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围绕就业及移民对经济总体贡献展开的讨论，旨在探寻移民企业家和个体经营者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在许多国家，外来人口普遍被认为比本地人口更易成为企业家或个体经营者。这一群体常常面临突破本土人所主导的劳动力市场的困难，通常这被认为是必要的。而外来人口中的高水平个体经营者，更是因此常常成为进入该国劳动力市场障碍的标志。图4通过绘制1998年至2000年经合组织中的18个国家（包括从2007年-2008年的最新数据）个体经营者中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利益份额，说明了这两个问题。

图4 个体经营者占所有就业者的份额（本国与外来人口，2007-2008）

资料来源:OECD(2011).

　　图4表明，把18个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由于其算术平均值受经合组织的地中海国家大量本地人口影响有所偏离，可以看出外来人口不太可能成为个体经营者。但在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更可能成为个体经营者。图4同样表明，在1998至2000年以及2007-2008年这两个时期，经合组织国家的外来人口的个体经营倾向略有下降，反而是本地人口的个体经营比率略有上升。这个发现对关于早期经合组织外来人口有所增加，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境况有所提升的说法，并不能给予很好的支持。

　　图4的结果令人惊讶，当以个体经营者比例来衡量时，实际上美国的外来人口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缺乏创业精神的（这同样适用于美国本地人)。在这个国家，有许多移民创办/联合创办的著名高科技公司，比如易趣、雅虎、谷歌和英特尔，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然而，需要区分，创业天才占人口份额——本地或外来人口希望创业的人数和这样的创业精神对经济的影响这两个概念。

　　许多人可以成为个体经营者，例如，可以几乎不受经济影响而管理小型零售的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目前的问题是，任何创业精神的经济影响是企业家创建的公司能够解决就业的人数。不见得真的有多少新企业开始重视经济增长，但大部分这些新企业可以逐渐成长起来。因此，美国的新企业家并不比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多，这只展现了部分事实。

　　根据2011年的就业水平，表2将1998-2008年经合组织中本地和外来企业家拆分开来。表2显示，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来的企业家，新公司成立时，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少于10名雇员的小企业，美国这部分占80%的比例，远低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95%的平均水平。同时，超过50个雇员的公司，美国的比例是7%，是其它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简单地说，在美国，本土和外来企业家创立公司的就业率增长得比其它经合组织成员国更快。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比其它国家创业型经济更多的缘故。

表2 外来和本土创业者企业的就业率分布表（1998-2008）

国家

外来人口

本地人口

1-10

11-19

20-49

50及以上

1-10

11-19

20-49

50及以上

澳大利亚

96.3

2.1

0.9

0.8

92.2

3.6

2.7

1.4

比利时

95.7

2.1

1.1

1.1

94.2

2.9

2.0

1.0

捷克

89.5

6.3

2.3

1.9

93.9

3.0

1.9

1.2

丹麦

93.7

3.5

1.7

1.0

85.7

7.6

4.1

2.7

法国

94.4

3.6

1.1

0.9

93.0

4.5

1.6

0.9

德国

94.9

3.1

1.4

0.6

89.3

5.6

3.2

1.9

希腊

97.7

1.5

0.3

0.5

96.7

2.2

0.8

0.3

匈牙利

91.5

4.9

1.4

2.2

93.3

4.0

1.9

0.9

爱尔兰

95.1

2.3

1.8

0.8

94.3

2.8

1.8

1.1

意大利

97.5

1.8

0.3

0.4

94.1

3.5

1.5

0.9

卢森堡

91.5

5.4

2.1

1.1

85.3

8.3

4.1

2.4

新西兰

93.5

3.5

2.1

1.2

88.1

5.8

4.0

2.2

挪威

98.1

0.7

0.4

0.8

97.3

1.6

0.6

0.5

波兰

92.8

1.8

2.3

3.0

93.4

3.8

2.0

0.7

葡萄牙

93.9

4.4

1.2

0.5

93.2

5.2

1.1

0.5

斯洛伐克

93.5

5.5

0.0

1.0

95.9

2.8

1.0

0.4

西班牙

96.8

1.8

1.1

0.4

94.7

3.2

1.4

0.7

瑞典

96.6

1.6

1.6

0.2

91.1

4.7

3.1

1.1

瑞士

89.1

4.4

2.3

4.2

85.3

6.7

4.2

3.8

英国

93.0

3.2

2.6

1.2

93.6

2.8

2.2

1.4

美国

79.1

7.0

4.0

6.8

79.2

6.9

4.5

6.9

OECD

96.6

3.4

1.5

1.5

94.5

4.4

2.4

1.6

资料来源:OECD(2011)

　　也许利用这一事实，近年来第五类优先就业型移民签证或所谓的投资移民签证（面向在美国投资逾100万美元或向目标就业区投资50万美元的外国人)大幅上升[13]。这些投资者必须在两年之内新设或维持至少十个全职岗位才能取得签证[14]。

怎样让发达经济体自由贸易协定比先前涵盖更多移民相关规定

　　最近几个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间正在进行一系列最新的大自由贸易区谈判——美欧，欧日和日本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通常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使富裕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及降低制造业关税(农业是另一回事！)。为了不辜负已付出的政治努力，争取获得商业利益所需的政治支持，新的发达经济自由贸易协议必须包括相当多的新服务业自由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多模式服务业通过商业(GATS模式3 / FDI)和自然人(GATS模式4 /临时移民)出现在消费市场，这些新的TA谈判极有可能必须包含大量移民和签证的相关规定。

　　在美国早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并不是没有对移民有所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5]、美-澳自由贸易协定的E-3签证[16]、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从H-1B签证分离出的部分[17]，都涉及直接指向美国移民法律的具体规定。同时，考虑到欧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规模，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似乎不太可能被复制。成功的美国自由贸易区服务可能需要对整个美国高技能移民系统进行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国会委员会具有移民政策的管辖权，它将再次要求直接参与谈判。众议院或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不可能允许美国贸易部门与另一个经济体就劳动力流动进行深入的贸易谈判，何况还是欧盟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或是日本、TPP）。美国国会正在进行关于美国新综合移民改革的千载难逢的的政治磋商，这将对奥巴马雄心勃勃地在第二届任期内成功完成贸易谈判产生深远影响。而2013年全面移民改革的失败，则注定了美国高技能移民系统成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合法部分这一预测的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缺乏对自由贸易协定进程中任何与移民相关事项的法定权力，此管辖权属于欧盟成员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谈判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成员国仍然在政治上参与欧盟委员会的事务。正如第二和第三节所说，随着欧洲国家就业市场转好，近期持续流入很多移民。即使印欧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指出，“印度在模式4中的进攻贸易利益不构成重大障碍”[18]。对欧盟谈判来说，意义深远的移民改革似乎才是本质。

　　在第二节中我们发现，日本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特例。尽管这个国家越来越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困扰，但在移民问题上，日本鲜有政治意愿从事任何新自由化方案。基于历史原因，日本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承诺，及欧盟是否加入这一方案仍然不能确定。同时，与其他先进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能向日本政府提供在低风险环境下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移民问题谈判的政治机会。发达经济新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为日本提供一个崭新的机会，选择性地向一些移民法律严格的国家开放。

结论

　　本文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发达经济体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经合组织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并预测了发达经济体新自由贸易协定移民相关方案的前景。本文认为，移民在扩大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规模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2008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移民规模一直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出于政治考虑而对发达经济体的移民现状担忧似乎显得言过其实，就业性移民也是有增无减。因此，一直以家庭永久移民为基础的欧洲国家，其移民规模实质上已经比美国更为可观。

　　经济危机期间，欧洲和美国外来人口的就业表现出人意料的好，其就业趋势优于本地人口，只有自主创业的比例小幅下滑。相较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1998年至2008年，美国本地和外来企业家在其新企业中更为成功地创造了就业岗位。

　　大量关于新移民相关举措的前景预测，作为最新一轮发达经济体经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内容，出现在美欧最高谈判中，这些谈判很可能有助于达成向商业利益寻求政治支持的共识。日本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欧盟就新自由贸易协定移民相关部分展开谈判，反而给日本政府开启移民自由化提供了崭新的机会。

注：

[1]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4月12-13日的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未经作者审核。

[2]见Mahbubani（2008）。

[3]Baily and Kirkegaard (2009)举例推测，为了保持美国老龄依赖比率的稳定，至2050年，在现行人口预测中需要增加21700万新适龄劳动移民，七国集团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增加的数字是46000万。

[4]http://www.oecd.org/els/mig/keystat.htm

[5]图1假设当前永久移民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如下文所示，这对一些经合组织国家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假设。

[6]值得注意的是，无疑有许多其他问题也会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总体规模甚于出入境年龄分组规格。同样地，表1的估计不能被认为讨论中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范围是确定的。

[7]因此，以2010年水平为基准的表1中，关于持续移民的假设对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强有力的。

[8]包括所有外籍人士。流入量包括身份的改变，即在一个国家中一个人可获得长时期居留的权利。

[9]数据由欧盟自由运动效应搜集而来，因而不包括新就业临时工。这表示欧盟12国的总体数据可能由于国家间的流动而膨胀。

[10]外国出生包括所有在国外出生而不考虑其现有国籍的居民。拥有公民身份的居民包含在这一组中，除了日本和韩国的数据只包括外籍人士。

[11]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10年的异常高水平与两个国家在2007年加入欧盟有关。

[12]许多以就业为基础的永久移民以移民身份转变者的形式进入，比如临时工转变为新永久移民。Kirkegaard (2007)的估计显示了美国80-90%的工作绿卡都是通过“身份转变”。

[13]见华盛顿邮报,”外国公民以在美大额投资换取绿卡”，2013.03.21

[14]见 UCIS 网站 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menuitem.eb1d4c2a3e5b9ac89243c6a7543f6d1a/?vgnextoid=facb83453d4a3210VgnVCM100000b92ca60aRCRD&vgnextchannel=facb83453d4a3210VgnVCM100000b92ca60aRCRD

[1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模式4涉及到的所谓的TN或贸易北美自由贸易签证，如果符合特别条款规定，这种签证允许加拿大和墨西哥公民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专业工作目录担任专业职位。北美自由贸易签证有效期为一年，但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期更新。见Kirkegaard (2008) and Hufbauer and Schott (2005)。

[16]见http://canberra.usembassy.gov/e3visa/qualifying.html

[17]>见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menuitem.5af9bb95919f35e66f614176543f6d1a/?vgnextoid=4b7cdd1d5fd37210VgnVCM100000082ca60aRCRD&vgnextchannel=73566811264a3210VgnVCM100000b92ca60aRCRDv

[18]见2010.12.16彼得森研究所问答会议上的评论，详见http://www.piie.com/events/event_detail.cfm?EventID=168&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