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欧的名字，欧、虞书风的渊源与流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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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欧的名字，欧、虞书风的渊源与流布
 来源头条作者:彪哥书法作者 徐清一 绪论 欧阳询和虞世南（558-638）年龄仅相差一岁，自幼年至壮年皆生活于南朝陈至隋朝，晚年始并入唐。二人受南朝时风薰染，书学师承不脱二王一系。据两唐书本传，欧阳询幼年由养父江总教以书计，又“初学王羲之书”；虞世南受学于吴郡顾野王十余年，又师同郡沙门智永，且妙得其体。欧、虞皆以二王作为学书的起步和基础，然欧氏旁涉博取，熔铸汉魏北朝书体，加以险峭之势，为南北朝书风汇合、创变之集大成者，虞氏则坚持以二王蕴藉之风为尚，为南朝书风沿承发展之代表。南朝书法传承东晋以来二王之风，所谓“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论书者在对书法发展作出古质今妍的规律概括时，亦表达了时人崇尚二王新体书法的审美趣尚。宋、齐时，对大令的推崇甚至超过右军，正以父子二人自成古今之别，因王献之推陈出新，故“比世皆高尚子敬”②。至梁武帝萧衍提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的论断，欲扭转时风，提倡锺繇古法。然当时江东无复钟迹，而王羲之书迹尚多，萧衍的倡导实际推动的是王羲之书法，梁、陈时，羲之书风大行于世。北朝书法，初期以旧体古法为主流，相比于南朝颇显保守和迟滞，然而随着拓跋魏“汉化”政策的不断推行和深化，北朝书法受南书影响日益明显，尤其是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自平城迁都洛阳以后，出现了以“斜画紧结”为特征的楷书新风貌，尤以北魏君王嫔妃宗室墓志的“洛阳体”为典型。西魏末年，南朝书风以梁朝书家王褒及大批江南文士入关为契机进一步北传，又一次形成效摹南书的风潮。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灭陈，统一南北，结束了长达370年的分裂局面，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其碑志楷书上承六朝，下启三唐。从字体的演变来看，两晋时期楷书已取代隶书成为通行的正体字，而“铭石书”中由隶而楷的转变时间略晚，大约完成于南朝前期。在以后的书写实践中，书者不断完善和改进楷书的体式和风貌。隋唐之际，书者如智果、欧阳询等从理论层面对其法度、规范加以整理归纳，这标志着楷书的高度成熟。尤其是欧阳询，其《三十六法》提出“停匀、得宜、相称、映带”等要求，以符合均衡适宜的审美标准。其《传授诀》亦云：“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欧氏对于“法”的自觉而充分的集中探讨，与其兼收并蓄的书法取向恰相对应，“唐人尚法”的风气鲜明地体现于欧阳询的书论中。而虞世南书论则以“冲和”作为审美标准，围绕书法如何“契妙”进行重点论述，《笔髓论》提出书道玄妙，必资神遇、心悟，不可以力求；欲书之时，书者“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并于神应思彻后，心手相应，“契于无为”。虞氏对书法创作中心神的重视和对自然无为的崇尚，既是晋人尚意重韵书法思想的继承，同时契合了初唐提倡典正中和的文艺思想，与唐太宗的书法观念互为呼应。二 欧、虞刻石书体 1．欧阳询隶书碑志 近人叶昌炽云：“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国初欧、虞、褚、薛诸家，惟信本兼工此体。”据《金石录目》、《墨池篇》等文献载录，欧阳询隶书碑志有以下八种：（1）武德四年（621），《窦抗墓志》（撰并书），长安。（2）武德九年（626），《宗圣观记》（撰序并书，陈叔达撰铭），整屋县。（3）武德年间，《楚哀王李稚诠碑》（撰并书），万年县。（4）贞观四年（630），《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醴泉县昭陵。（5）贞观五年（631），《房彦谦碑》（李百药撰），山东章丘县。（6）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碑》（唐太宗御撰），醴泉县昭陵。（7）贞观年间，《六马赞》（唐太宗御撰），醴泉县昭陵。（8）贞观年间，《段文振碑》（潘徽撰），咸阳县。 八种碑志中传世者仅两种，一为《宗圣观记》，一为《房彦谦碑》。两碑书体面目殊不相类。《宗圣观记》于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重经剔刻，线条之方圆粗细或有变化，然结构横阔略趋方正的特点应基本未变。明孙鑛《书画跋跋》称：“隶甚淳雅饶古趣，犹是汉法，弟恨无《受禅》折刀头劲力耳。”该碑隶书精劲严整而不失淳雅，若未经剔刻，或线条更显方劲。此种风格可上溯至东汉中后期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隶书碑版。北朝后期碑版中亦有沿承汉石经书体者，如北周《豆卢恩碑》（556）、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梁恭之书，570）等，与《宗圣观记》风格近似。又此碑时作篆体（如“之”、“四”、“幽”等字），留有北朝后期碑志篆隶相杂之遗风。《房彦谦碑》一改扁方横阔之体，结体方正趋于狭长，紧凑内擫，以波挑隶笔略微宕开，用笔上较《宗圣观记》更多楷法，为隶楷之混合体。曹魏西晋碑志上的隶书字形已经趋于长方，然笔法尚多依存汉隶。至北朝后期尤其是北齐碑志中，隶楷相间的书体尤为多见，如北齐《司马遵业墓志》（553）、《义慈惠石柱颂》（562）、《高百年妃斛律氏墓志》与《高百年墓志》（564）、《梁伽耶墓志》（565）等。北周《临淮王像碑》（573）、隋《宋景构尼寺造像碑》（591）等亦与《房彦谦碑》非常接近。然相较于上述碑志，《房彦谦碑》用笔更为精谨，结体更增以峻拔之势，正如柯昌泗所评：“隋碑······分书沿北齐之流，而失于舒缓。欧阳渤海矫以险劲，卓然名家。”唐张怀瓘《书断》称欧阳询“八体尽能”，然而八体中唯独“八分”（即隶书）未能列入品级，小传中亦未涉及对其隶书的述评。显然，张怀瓘认为欧氏隶书之成就和影响难及其他七体。然而考察上述八种隶书碑志，从其刻立背景及撰者身份来看，七位碑主（志主）皆出皇族贵戚，碑文或为太宗御撰，或由朝廷重臣和文学名士撰述。碑志本身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寓示出欧阳询隶书在初唐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恐非一般。 《宗圣观记》刻立于武德九年二月，正当唐高祖李渊大力推扬道教之际。《房彦谦碑》由彦谦之子房玄龄追立于贞观五年。以房玄龄之显赫身份，此碑的刻立当慎重非常。另外六种，立于昭陵者有三：《杜如晦碑》、《文德皇后碑》、《六马赞》。杜如晦，虞世南入唐时即与其同属秦王府僚，太宗朝官至尚书右仆射。前碑出自著作郎虞世南撰文。后两种皆由太宗御撰。此外，窦抗为高祖太穆皇后之从兄，高祖朝官至纳言。楚哀王智云为高祖第五子，初名稚诠，大业末遇害，武德元年追封为楚王。段文振，仕隋至兵部尚书、左侯卫大将军，大业八年卒于征辽途中，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侯。又，其子段纶为高祖第四女高密公主夫婿。撰者潘徽具文史之才，入隋后被秦孝王俊召为学士，晋王广召为扬州博士，炀帝时授京兆郡博士。若从碑志数量上看，欧阳询楷书碑志九种（其中二种尚有疑义），仅比隶书碑志多一种，并且有三种书于隋大业年间，即入唐之后书丹者仅六种（详见下文），此亦反映出初唐年间欧阳询隶书的影响力当不弱于其楷书。 柯昌泗云：“唐初分书，无不宗欧阳者。殷仲容之《马周碑》、薛纯陀之《祭比干诏》，皆以肃括见长。高宗时孙师范之《孔子庙碑》、于季子之《于德芳碑》，亦此体也。”此评基本确切。《马周碑》（674）立于昭陵，许敬宗撰，殷仲容隶书，近似《宗圣观记》。《孔子庙碑》（666）立于山东曲阜，崔行功撰，孙师范隶书，书风相类。惟立于河南汲县的薛纯陀隶书《赠比干诏并祭文》（645），书风近似《房彦谦碑》，但此碑经元代延祐五年（1318）重刻，书体的改变程度未可知。又，殷仲容书《李神符碑》（651，立于献陵），书体风格相近；《褚亮碑》（唐高宗时，立于昭陵），未署书者姓名，其隶书与《马周碑》如出一手。欧阳询隶书的重要性，更直接的一个证明是其子欧阳通的家学传承。欧阳通少孤，其母徐氏教其父书，所教者理应取其所认为的欧阳询书法之精华，欧阳通锐意学书，甚自矜重，亦当判断其父书法正脉之所在并加以格外的重视。今观《道因法师碑》，书法瘦硬挺健，用笔时带隶意，正与《房彦谦碑》气息相合。何绍基尤重小欧此碑，跋曰：“二十年前见《房彦谦碑》分书，笔势与《道因》楷法相同，疑即都尉所书，而误传为率更者，彼时尚未见碑阴（按：当是碑侧）有率更衔名书款也。·····善奴幼孤，克承家法，乃能以率更分书意度力量并其形貌运入真书，杰卓自立，以传于后，岂非墨林中一巨孝哉？”大、小欧的书法，都体现了由隶入楷、楷从隶出的特点。2．欧阳询楷书碑志据文献记载，欧阳询楷书碑志有以下九种：（1）大业元年（605），《周罗睺墓志》（徐敞撰）。（2）大业七年（611），《姚辩墓志》（虞世基撰），万年县。（3）大业八年（612），《元寿碑》（虞世基撰），万年县。（4）贞观五年（631），《化度寺舍利塔铭》（李百药撰），洛阳。（5）贞观六年（632），《九成宫》（魏徵撰），麟游县。（6）贞观十一年（637），《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昭陵。（7）贞观十一年（637），《赠高礼部尚书诏批答》，长安。（8）贞观年间，《皇甫诞碑》（于志宁撰），万年县。（9）贞观年间，《唐瑾碑》（于志宁撰），万年县。其中隋志两种尚存疑义，《金石录目》著录《周罗睺墓志》“无书人名”，赵明诚跋尾中以其与《姚辩墓志》、《元长寿碑》字体相同，而定为率更书，并称米芾亦以为然。又《金石录目》著录《姚辩墓志》“虞世基撰，欧阳询正书”，然而此志原石早佚，自宋初以来，所传者为复刻本，以复刻时代之先后，面目各异。顾铁符据知见各复刻本分代考证认为，原石当不署撰书人名，后人所见撰书人名官衔、刻者姓名，实由宋人假托、掺杂而生。①九种碑志中可信者仅《化度寺》、《九成宫》、《温彦博》、《皇甫诞》。四种书迹风格特点不尽相同。《化度寺》为欧阳询75岁书，翁方纲谓其“敛尽圭棱、淳古淡泊”，杨守敬评曰“欧书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碑》为最烜赫”。《九成宫》为76岁奉诏所书，是其晚年用心经意之佳作，遒劲而不失婉润，平正而巧寓险峻。《温彦博》是其所书有纪年的碑刻中最晚的一种，书于81岁。何绍基云：“《醴泉》宏整而近阔落，《化度》遒紧而近欹侧，《皇甫》肃穆而近窘迫，惟《虞恭公碑》和介相兼，形神俱足。”《皇甫诞》的书写与立碑时间，历来颇有争议。据撰文者于志宁的历官、皇甫无逸的卒年以及欧阳询的署衔，可考知《皇甫诞》大致应与《温彦博》书立时间相近。该碑较《化度寺》、《九成宫》更为瘦劲险绝。欧氏四种楷书碑石虽然彼此之间有醇古和劲峭之别，浑穆内敛和外露圭棱之异，但这是细微处的区分，刻工、石质的不同以及碑石的保存程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书写原貌。从整体上看，四种书迹的书写时间，前后跨度大约相差六七年，因此基本是完成于同一时期。《旧唐书》本传云：“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欧阳询的“渐变其体”当在中年入隋之后，其楷书的成熟当在隋唐之际，入唐后晚年书风已基本定型。惟其隋时楷书未见流传，据此四种楷书，大致可见其书风的渊源和沿承关系。欧氏学书以二王为基础，其《化度寺》、《九成宫》与右军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确有风神相似之处。右军楷书较之锺繇旧体，结体纵敛，用笔精劲。南朝梁、陈时期，《乐毅论》尤受推崇，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云：“《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既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至唐贞观年间，《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等一并收藏于内府。贞观十三年，太宗敕令冯承素摹写《乐毅论》，分赐魏徵等六人。欧氏晚年当有机会亲见右军小楷真迹，其早年所依据者或为陈朝时流传的临摹之本。然而欧氏楷书除得力于右军书之外，更是以隋代楷书之成熟为大背景。隋代楷书沿袭齐、周遗绪，进而酝酿、融合、演进。其典型者以清代中后期出土于长安及附近地区的墓志为例，即有《张通妻陶贵志》（596）、《董美人志》（597）、《苏孝慈志》（603）、《常丑奴志》（607）、《元智志》（615）、《姬氏志》（615）、《尉富娘志》（615）等。以上诸名刻书法融合南北朝之体，劲拔秀整，变古出新，形成时代风尚，并开启初唐楷书。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新出土隋刻更不胜数，其中不乏书法精品，如洛阳邙山及附近地区出土的《段摸志》（610）、《张伏敬志》（612）、《张寿志》（615）、《曹海凝志》（615）、《杨厉志》（616）、《张濬志》（616）等，皆书风近似，同属隋楷代表。 欧阳询在隋朝时的楷书面貌应当与上述隋刻相近，但又互有异同。清嘉庆十二年（1807）《元智志》、《姬氏志》同时出土，包世臣曾定其为欧阳询所书。对于包氏此说，杨守敬辩曰：“结构庄严不佻，但少变化，亦无信本险峭之致，恐非其笔。”又：“两志书法并精整，此隋代变南北朝书体之始，以《苏孝慈》、《尉富娘》照之，可知其时风尚矣······余谓此两志有欧之流美，无其淳古。”梁启超跋《尉富娘志》亦云：“率更险劲，笔笔惊心动魄，非此可比也。”以欧阳询贞观年间所书四碑来比较，其结体、字势确与《元智志》等有别。欧楷瘦挺紧敛，《皇甫诞碑》尤其峭拔，《元智志》则较方阔宽正。隋代两京所出墓志以及《赵芬碑》（594）、《贺若谊碑》（596）等结体尚显宽博，略呈扁方，入隋后逐步迈进中年的欧阳询，则欲以险劲之势迥出于时风。南北朝碑志中瘦挺劲峭一路的作品为欧氏的自立面目提供了取法来源，典型者如梁《萧憺碑》（徐勉撰，贝义渊书，522），东魏《张敬造像记》（538），北齐《柴季兰等四十余人造四面像记》（565，碑侧中、下段题名“比丘”、“唯那”等尤显紧结劲利），北周《张满泽妻郝氏志》（577）等，可谓欧体之先导。《萧憺碑》又名《始兴王碑》，立于今南京栖霞区，欧阳询很可能亲见此碑。欧阳询养父江总好佛，自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到后主祯明二年（588）之间，曾先后七次游摄山栖霞寺®，时年三十岁左右的欧阳询当有可能随行前往，并亲往观瞻附近的《萧憺碑》。欧阳询作为初唐楷书名家的地位显而易见，不仅有奉敕之作如《九成宫醴泉铭》等，而且贞观元年与虞世南一同奉敕入弘文馆教示五品以上子弟习楷法®，这既推动了其楷书的传播，亦进一步促成了初唐楷书整体风貌的形成和确立。初唐碑版中与欧楷风格相近者不在少数，如：殷令名书《裴镜民碑》（637）、郭俨书《陆让碑》（643）、赵模书《高士廉茔兆记》（655）、王知敬书《李靖碑》（658）、窦怀哲书《兰陵公主碑》（659）、权怀素书《平百济国碑》（660）、《释孝信舍利函铭》（681）等。其中《裴镜民碑》、《高士廉茔兆记》、《兰陵公主碑》亦兼有虞书之神韵。3．虞世南楷书碑志 虞世南所书碑版绝少，宋人《宝刻类编》卷二著录有碑四种、墓志二种。其中《昭仁寺碑》实不署书丹人名；《金石录目》录《黄罗刹碑》亦无书者人名；《孔宪公碑》，欧、赵均未得。自宋迄今，虞氏书碑流传者仅《孔子庙堂碑》（撰并书）一种。贞观初期，原石立于长安，但未久即火毁，宋以后重刻者现存东庙堂、西庙堂二种。现存善拓以清临川李宗瀚藏本为最，论者多誉其为原石唐拓孤本，实则多以宋刻陕本补配缺字。摹刻拓本虽不可尽信，然亦大致可见虞氏书风，其与宋拓智永《真书千字文》同具“圆劲古雅、骨气深稳”的特点®。又虞世南楷书与隋丁道护书《启法寺碑》（602）亦风格相近，赵孟坚云：“《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沙孟海评隋代楷书风貌之一为“平正和美”，“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初唐碑版中与虞世南奉敕所书《孔子庙堂碑》风格相近者，尤以《昭仁寺碑》（贞观年间）、《孔颖达碑》（648）、于立政书《崔敦礼碑》（656）等为著。前两种碑皆未署书者姓名，自宋郑樵《金石略》以《昭仁寺碑》为虞世南书后，明都穆、赵崡、清高士奇及近人朱翼庵等皆以为是，惟王澍等以为并非虞书。然此碑严整不失清逸，即非虞书，亦当是善学虞书者所写。《孔颖达碑》宋拓本后李宗瀚跋曰：“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模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遒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除了碑版，初唐写经中亦多见习染欧、虞楷书风貌者，如今传敦煌写经之P．288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卷尾（670）、P．2644《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卷尾（672）、P．288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尾（711）等，端整秀丽，为初唐楷书写经的代表，可见当时书风习尚。尤其是由经生王思谦书写的P．2644之卷，末题“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可知虞昶为写经监理。虞昶为虞世南之子，据《新唐书·虞世南传》载，“（昶）终工部侍郎”。敦煌写经中咸亨年间写经题“虞昶监”者甚多，如S．312咸亨四年（673）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书《妙法莲华经》卷第四，末题“使大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S．456咸亨五年（674）八月左书坊楷书萧敬书《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虞昶题衔同上。初唐官方专业写经手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欧、虞楷书的笔法和结体特点。三欧、虞墨迹与刻帖 据《淳化阁帖》、《宣和书谱》等著录，欧阳询墨迹和刻帖约有六十种，传世墨迹四种即《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和《行书千字文》成为我们考察其行书的主要依据。四种墨迹皆未署书写年月，从书体风貌来看，《行书千字文》与《张翰帖》用笔和结体颇为相似，线条较圆润秀逸，字形较碑志中的楷书更为紧敛狭长，相对而言前者较严整，后者显见峻耸之态。《卜商帖》的起笔和转折处方切斩截之意加强，线条凌厉，字势雄峻，其书写时间当晚于前两种，属欧氏盛年以后技法纯熟之代表作。《梦奠帖》用笔更显苍劲朴茂，元郭天锡跋云：“此本劲险刻厉，森森焉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摺，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清王鸿绪跋曰：“暮年所书，纷披老笔，殆不可攀。”此帖当是欧氏晚年所书，并且可能是传世欧书中仅有的一件真迹，尤显珍贵。杨仁恺据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对宋代以前南北两地制墨原料不同的记载，即北墨用松烟、色青，南墨用油烟、色纯黑，推定墨色浓黑的《行书千字文》为欧氏早年在江南时所书，墨色青黑的《梦奠帖》为欧氏入北方后所书，此亦可作为书写年代的佐证之一。相较于欧氏碑志书法，此四种行书墨迹运笔更显优游自在，线条富抑扬缓急之变化，结体亦更符合“孤峰崛起，四面削成”之评。欧阳询行书除以上墨迹外，还有不少刻帖留传。著名的《定武兰亭》刻石，向被视为欧阳询临本，在书法史上具有显赫地位。《淳化阁帖》卷四收录《兰惹帖》、《静思帖》、《五月帖》、《足下帖》、《比年帖》、《脚气帖》六种，其中惟《比年帖》为楷书，且很可能为误收的伪书，宋黄伯思以为该帖乃集欧阳询碑中字而成，此说可从。其余五种行书风格较一致，书写时间当不会相差甚远，据《兰惹帖》文中出现的纪时“贞观六年仲夏中旬”，可推知该五种书札原作大致写于贞观年间，与《梦奠帖》时间相近或略早。《淳化阁帖》卷九收王献之《薄冷》、《益部》二帖，分别为行、草书，米芾、黄伯思皆辨其为欧书，至清代《懋勤殿法帖》收刻此二帖时，已将其调整到欧阳询名下。然由《阁帖》之误恰可见欧氏行、草与二王之渊源。又，清代曾恒德《滋惠堂法帖》收刻有欧氏《由余帖》、《申屠嘉帖》、《殷纣帖》三种，摹刻精善。从书写内容来看，皆为历史典故和人物史事片段，与《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近同，其书体风貌亦与《张翰帖》相类，日本《书道全集》第八卷中即将《滋惠堂法帖》所收这三种法帖与刻入《快雪堂帖》的《卜商帖》、《张翰帖》以及刻入《玉虹鉴真帖》的《梦奠帖》均归入“史事帖”。另外，还有一些今天看来显然是后人伪托欧书的作品，如董其昌刻入《戏鸿堂法帖》的楷书《千字文》、楷书《九歌》等，因为得到过名家的品题，也曾风靡一时。虞世南传世墨迹据传有两种，一是被乾隆帝列为“兰亭八柱”之首的《天历本兰亭序》；二是《汝南公主墓志》行书草稿一纸。然而前者究竟属临本还是摹本，以及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聚讼纷纭。后者又经《墨池堂选帖》、《郁冈斋墨妙》、《戏鸿堂法帖》等收刻，然明代王世贞已疑此为米芾临本，稿本之真伪，尚多有歧议。又明《余清斋法帖》收刻传为虞书的《积时帖》行草书12行，行笔更为纵逸，字势跌宕，很可能也是米芾所临。 虞氏书札收录于《淳化阁帖》者有楷书《大运帖》，行书《去月帖》，行草《贤兄帖》、《疲朽帖》，行书《郑长官帖》，草书《潘六帖》共六种。其中两种为伪，一是《大运帖》，乃集虞世南碑中字，黄伯思、王澍已辨；二是《贤兄帖》，笔意舒缓，草法不合，文义亦不相属。又有传为虞氏小楷《破邪论序》一种，著录首见《越州石氏博古堂帖》，今藏日本三井文库。该帖第二行署款“太子中书舍人吴郡虞世南撰并书”。永兴小楷稀见，故《破邪论序》为世所重。然帖文有“披薜荔于山阿”语，未避虞世南父虞荔名讳，署衔“太子中书舍人”亦不伦，清人叶奕苞、姚鼐、陆以湉等已辨其伪，或为唐代僧徒所书。欧、虞的行、草书与他们的楷书一样，在师承和渊源关系上，都保留了二王的字形和笔法特征，惟欧氏更参以北朝书的峻拔和劲厉，而虞氏则专一于法嗣二王，及至暮年，加以道逸。 四 欧、虞书风对后世的影响 欧、虞书法对初唐书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后世，“唐人楷法，如宋人文体，直至近代，犹相承用”。。然而他们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非完全等同，自唐代以来亦发生着消长起伏的变化。以欧、虞两家而言，张怀瓘《书断》中“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评述已经表明了态度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世部分论书者在进行欧、虞书法品评时的“扬虞抑欧”现象。而永徽以后，褚遂良楷体摆脱隋代及初唐格局，开启李唐楷书门户，习楷者遂多取褚体，则又渐成掩盖欧、虞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晚唐、五代至宋、辽、金时期，欧、虞楷书尤其是欧体大量出现在了碑志、写经、刻经与版刻书籍以及敦煌写本中，欧体又呈复兴之势。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晋唐楷帖十一种》集册中，有传欧书小楷《佛说尊胜陀罗尼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种。前一种并无署款，然近似欧体，《越州石氏帖》有覆刻本；后一种署欧阳询名，谓“贞观九年十月旦日率更令欧阳询书于白鹿寺”，实是伪书，因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方才从天竺取经回国，署“贞观九年”显误，然其楷法精严而又宽展自如。此二种当是唐宋人所写。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开成石经》在历经四年后刊刻完成，内容包括《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十二经以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总计114块石碑（双面刻石）、65万余字。作为唐代儒经的规范刻本，其字体亦要求采用规范的正体字，除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外，经文皆为楷书。据石经末尾题名，可知负责书丹上石者为艾居晦、陈价、段绛等四人。石经虽出自多人之手，但总体不离欧、虞、褚楷法，劲挺端稳，与欧体尤近。艾居晦和陈价等三人曾为四门馆学生，专习儒家经典，以其善书而被选拔来书写石经。又，该石经每一石上下分列八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10字，这样的形制是为了便于将碑文拓本装订成册，以供士子、经生阅读的需要，而这恰为以后雕版印刷书籍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始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如今藏旅顺博物馆的宋代佛经写本和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本和《摩诃僧祇律》、《开智论》残本）等，与欧书体势相近。五代时雕版印刷的第一部监本《九经》即依《开成石经》作为底本进行校刻，其字体亦为欧体。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四月，明宗下诏于国子监师生中选派擅长书法之人，以端楷书写《九经》印版文字。其中能书人李鹗为后唐四门博士，官至国子丞，宋赵明诚《金石录》录其楷书《后唐汾阳王真堂记》，亦称其笔法出于欧阳率更。®此后，北宋监本继承五代旧监本的传统，在字体风格上受到石经文字形体的影响。宋代不论官私刻书，尤其是浙、闽刻本，在书写和刻字风格上大多采用欧体，或兼有欧、柳之意，字形略长，笔画转折轻细有角，镌雕工雅，为宋版中最佳者有如佛教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与北宋刻递修本《汉书》100卷以及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40卷等。 敦煌出土的晚唐写本《张淮深功德记》、《南阳张延绶别传》（887）为敦煌文书中的上品，其字体风貌近似欧阳询《梦奠帖》和《行书千字文》。另如P．2482晚唐《罗盈达墓志铭》、P．2578五代后唐《开蒙要训》一卷（929）、P．2605宋初《敦煌郡羌戎不杂德政序》等写本，结体紧密瘦敛，具欧楷之体势和笔意。五代、辽碑志中，欧体楷书亦风靡一时。近年考古发掘所得辽代帝后的哀册、碑志，都是以严整的欧体书写。后汉乾祐三年（950）僧智谦书《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楷法率更，风气不减《化度寺》；辽清宁四年（1058）王诠书《四大部经成就碑记》，也多存欧氏笔意，可见欧书在北方民间的深远影响。欧阳询书法的影响不止在华夏中原，其书名自初唐即已远播东南亚。《旧唐书》本传载：“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前文述及的《平百济国碑》立于忠清南道扶余市，即今朝鲜半岛西南地区，已是欧体。晚唐时期日本大批遣唐使团前来学习汉唐文化，此后由空海、最澄等从中国带回、呈献给嵯峨天皇（786-842）的物品中就有欧阳询书迹。嵯峨天皇宸翰《李峤杂咏残卷》，与《张翰帖》等行书墨迹风格酷似，《光定戒牒》则体现出融合欧楷和空海行草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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