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深度看穿“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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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深度看穿“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

2024-07-11 17:32|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什么样的恶搞该道歉?恶意亵渎国家象征的,贾玲不属于此列

对于娱乐节目恶搞解构,张颐武认为需要谨慎处理。对于国家象征,社会象征,大家有共识的形象需要审慎的对待,不能拿来随便开玩笑。另一些趣味性的,活泼轻松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有恶搞嫌疑,“这个度需要审慎划定。微博上有一些恶意对社会进行撕裂,对社会的基本认同进行攻击的情况和贾玲的情况是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个应该有所区分,但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混为一谈了,这是应该予以厘清的。”

“有一些对中国国家历史,重要事件,重要英雄形象,比如说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说是烤肉,这个不是调侃,是怀有恶意的。对这种怀有恶意的批评和质疑是很有价值的。”而贾玲不属于这种情况,还上升不到对整个社会底线冲击的程度。

该不该贾玲道歉?电视节目体制的问题+缺乏民族自信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认为,对于经典形象的“恶搞”其实从20年前《大话西游》出世,学界就有争论。而之所以争论20多年仍然没有结果,是大众需要一个事情去关注。“贾玲恶搞事件”引发的文化论争是有好处的。

相对于“贾玲是不是恶搞”“贾玲是否应该道歉”等争议,彭恒礼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前电视节目的格调问题,他坦言小品中有一个“贾玲看到两位壮男流鼻血”的情节,“节目组是否考虑到观众的年龄阶段,成年人看了会一笑了之,但是否会对儿童产生影响?这不是贾玲的错,是国内电视节目播出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影视节目分级制尚未成熟的问题。”

文化批评家葛红兵认为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需要一份文化自信,花木兰是谁,中国人可以来写,美国人亦可以来写,美国人用好莱坞电影的模式来写,中国用戏曲,戏剧来写,或者今天用一个话剧来写,“谁来写都可以,怎么写我们都可以来俯瞰看。有这种文化自信,我们才叫真正的大气。”

葛红兵举例称,美国人常把自己的总统写成坏人,但美国人并不会因此就认为总统是坏人。“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艺术形象,另外一个也非常清楚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看。”

葛红兵也认为,作为文艺创作尤其是幽默喜剧手法呈现作品时,需要把尺度放的大一些。葛红兵介绍,讽刺艺术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把自己进行贬低和贬斥,从而让人们看清某种真相,它的本质上就是通过消解来对比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你一本正经的去看待它,就等于一个人在跟你讲笑话,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他,这个人家就没法跟你讲笑话了嘛。”

道歉之后:预防“打倒贾玲”之后的文化专制

贾玲道歉之后,一直以西游记代言人自居的六小龄童,在微博上为贾玲的道歉点赞,“好开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似乎从贾玲开始,一切有过恶搞的创作者都应该自觉开始排队道歉了。

搜索新闻,我们不难发现,六小龄童除频繁参与各种西游研讨活动外,对国内外各种恶搞更是义愤填膺,比如他曾说过:“改编可以,但不能肆意扭曲。尤其孙悟空不能和妖精谈恋爱,这是对名著的亵渎,也会误导现在的小朋友。名著改编是有一个底线的,这些角色的基本人物性格不能变。要防止一些打着‘时尚’、‘颠覆’的旗号来恶搞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做法,这样做是有伤中国人感情的”。

贾玲道歉之后,花木兰研究员郭义方再发声,他认为“恶搞”趋势应该及时刹车。为此,建议进行文化立法, “现在贾玲道不道歉,只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有立法,就可以用法律惩处”。一语既出,更是引发网友巨大反弹。

好像有的人觉得只能用我的方法来解释,只能由我来解释,我来垄断这个解释,这个是一种文化专制思维,或者文化地主思维,这种倾向要警惕。”葛红兵认为,现在人们往往容易扣大的文化帽子,比如文化爱国主义帽子,把人家一下打成文化汉奸,文化叛国者,这种新趋向代表了我们当下一种很可怕的思维——文化保守主义思维。“任何一个时代经历了繁荣昌盛以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维就会崛起,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对于这种思维我们也应该警惕。”

无奈的贾玲:有情怀的喜剧到无意义的搞笑

6月底,在接受网易娱乐采访时,贾玲曾吐露心声,其实上《欢乐喜剧人》第一期时,贾玲就有过退意。因为“压力真的很大”。一周出一个小品,“说一星期一周,其实有一天彩排有一天演出,其实就五天,只有五天的时间。”在五天内,贾玲可能要商量三天的剧本,“三天剧本都不一定能磨得出来,因为大家要闲聊天,闲扯,然后扯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往里放,所以这个东西过程是特别特别累。”

而这些“热乎乎的”的作品一出来就上了台,根本没有时间再让贾玲拿去给师傅冯巩指导,“都没有时间去问他。”

《木兰从军》也是这样磨出来的作品之一。

贾玲认为自己对于一切发笑的东西都有情怀,对于喜剧的东西有兴趣并喜欢钻研,但她也自己的无能为力。去年六月份,贾玲已经打算不做相声,也不做小品。贾玲觉得自己找不到特别鲜明的人物个性,也找不到也不愿意演那种较为传统的给人特别深刻意义的那种小品,所以贾玲在《欢乐喜剧人》创作作品时的想法就是:只是纯搞笑,没有任何意义,一种特别萌,特别可爱的让大众接受的一些方式,其实更是说让南方人更能接受的一些形式。”

尽管“恶搞花木兰”事件弄得很大,但贾玲的舞台生涯也并不会因此而终止。只是往后,当大幕再次升起时,贾玲的心境和今时今日相比,只怕会多了一丝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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