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柑。洞庭柑皮细而味美，比之他柑，韵稍不及，熟最早，藏之至来岁之春，其色如丹。乡人谓其种自洞庭山来，故以得名。东坡《洞庭春色赋》有曰：‘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还，翠勺银罂，紫络青纶’，物固唯所用，酝酿得宜，真足以佐骚人之清兴耳。”

这里明确提到洞庭山和震泽（即太湖），显然指的是太湖洞庭山。而且所谓的“洞庭柑橘”，并不一定指的是产自洞庭山的柑橘，而是来自洞庭山的品种。本例中，洞庭柑显然是温州出产的一柑橘品种。在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一节，提及四时果子已有福柑、台柑、洞庭橘、衢橘等也属此类。这些都是引种的结果。以原产地命名所引种品种是中国农学史上的惯例，如水稻品种中的占城稻、江西早等，皆是以原产地命名。近代以后出现的“温州蜜橘”或“温州蜜柑”，顾名思义当是原产浙江温州的一个柑橘品种。有趣的是，这一品种在日本也有种植，原名“李夫人橘”，1818年日人村濑敬之所著《南海包谱》首先将“李夫人橘”改称为“温州蜜柑”。

二、柑橘之辨

“龙眼与茘支，异出同父祖，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否。”从宋代文献即可以看出，同时有洞庭橘和洞庭柑的存在。粗略检索宋人文集，称“洞庭柑”和“洞庭橘”者皆有，两者的文献量也相当。那么，洞庭橘和洞庭柑是同一品种？还是两个同源于洞庭山的不同品种？在没有文献对洞庭柑或洞庭橘的性状进行确切描述的情况下，很难将二者区别开来。

如果是两个同样知名度的品种，有可能它们并列的，如，《橘录》中既有“金柑”，又有“金橘”，显系二种。但这样的情况对于洞庭柑和洞庭橘而言似乎并没有出现。有的文献，如《橘录》有“洞庭柑”，而无“洞庭橘”，有的文献是有“洞庭橘”，而无“洞庭柑”，如《梦粱录》、王祯《农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假定柑和橘有可能是混淆不分的，此处之洞庭柑，即是彼处之洞庭橘。

即便是同一名称，文献中对其性状的描述也是不一致的。如，宋人郑獬诗，“我思洞庭橘，赤金三寸圆，磊落火齐珠，缀树团紫烟。”这里洞庭橘的果皮为红色。“常思洞庭橘，美实冠南方，雪蘤千林谢，金衣万顷黄。”这里的洞庭橘果皮为黄色。而17世纪朝鲜郑运经《橘谱》所载洞庭橘，“大如栗，色深绿。”这里的洞庭橘的果皮又为绿色。

由此可见，洞庭橘并不是一个品种名称，而是一群品种的共名。陈舜俞诗中也有“朱绿争珍旨”，并注曰“有朱橘，有绿橘。”

虽然，《橘录》中既有“金柑”，又有“金橘”，显系二种，而“金柑”一条所引欧阳修《归田录》的记载，原文偏偏是“金橘”，显见韩彦直对柑与橘的区别也不是太清楚。

柑与橘混淆的现象比较普遍，至今犹是。笔者家乡所产柑橘学名“三湖红橘”，可乡人很少说橘子，而多说柑子，所种植的品种，无论是早熟的“八月黄（旁）”、还是晚熟的“九月黄（旁）”也都称为柑子。只有一种称为“橘子”，皮薄而光滑，果实也较小，外形美观，但味道偏酸，种植不多，间或在一片林中有那么一二棵。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依靠嫁接繁殖的温州蜜柑，乡人称为“温州蜜橘”。广东新会的柑与年橘按国家柑橘品种分类均属宽皮橘类，但新会人认为新会柑就是柑，年橘才是橘，新会柑果大，年橘果小，两者成熟期也不同。

其实，古人认为柑与橘是有区别的。古书中就写作成甘。而甘就是甜。而橘的味道较多，甘甜酸苦，如云彩斑斓，故称之为橘。据此推测，柑起初只是为橘中较甜的一种。韩彦直《橘录序》：“橘出温郡最多种，柑乃其别种。柑自别为八种，橘又自别为十四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又自别为五种，合二十有七种。”卷上又说：“凡圃之所植，柑比之橘纔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难，灌溉锄治少失时，或岁寒霜雪频作，柑之枝头殆无生意，橘则犹故也。”“黄甘（即黄柑）位在陆吉（绿橘）上，不待辨而知”。橘更接近自然状态，而柑则是人工驯化栽培的结果。橘比较柑具有更强的耐寒性。柑比橘具有更好的品质。这也可能就是称洞庭橘和温州柑的原因。洞庭比温州位置更北，橘更耐寒。但温州柑比洞庭橘更甜。但宋朝人还是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北宋时已流行的温柑一说，到韩彦直笔下又变成了“永嘉橘”。到了元代以后才似乎清楚了二者的区别。《王祯农书•农桑通诀》曰：“柑，甘也，橘之甘者也。茎叶无异于橘，但无刺为异耳。……柑树犹畏冰雪”。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果谱•橘》对柑橘的区别有比较详细的鉴定，指出“柑，……树似橘少刺，实亦似橘而圆大。未经霜犹酸，霜后始熟。子味甘甜，故名柑子。皮色生青熟黄，比橘稍厚。理稍粗而味不苦。惟乳柑、山柑皮可入药。橘实可久留，柑实易腐败。柑树畏冰雪，橘树犹少耐。此柑橘之异也。”又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二•柑》也有类似的记载。兹表列如下：

以现代的果树园艺学的分类而言，柑与橘有一些相对明显的性态区别。如，

橘：枝长势较弱，叶较少，翼叶很小，叶抗性较强；花小，花冠常1.5-3.0cm，花开时呈辐射状；果小或中大，常呈扁圆形，皮橙黄或橙红；皮较薄，海绵层不发达，味甜或酸，种子较小，咀明显，胚和子叶多绿色。

柑：枝生长较长，叶大或少；单花，花较大，花开时有些反卷；果大或中大，蒂部常隆起；皮黄色，较厚，易剥离，海绵组织较厚，皮质较脆，果形较高，味酸甜或略带苦，种子咀不明显，胚与子叶多白色，间或淡绿色。

由于柑的耐寒力较差，所以柑的分布比较集中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温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因气候温暖，“虽隆冬恒燠”而得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柑橘生产的中心。《橘录》的出现也是这一中心的产物。南宋时，韩彦直在浙江温州任地方官时，就当地盛产柑橘、种植经验精细，撰写了著名的《永嘉橘录》（1178），简称《橘录》。

据橘史研究专家的说法，柑、橘两字在我国的使用已有很长的时间了，橘字早出，柑字晚出。现代园艺学认为橘（Citrus reticulata Blanco）、柚（Citrus grandisOsbeck）和枸橼（Citrus medica Linn.）是柑橘属（Citrus Linn.）的三个基本种（true species）。柑是橘与橙的杂交种，我国的著名柑类有温州蜜柑、瓯柑等，多产生于浙、闽地区。这是由于从华南沿海岸线向北发展的亚热带性橙类和从长江下游向南发展的温带性橘类，汇集在具有海洋性和湿润气候特点的浙闽粤沿海地区，并杂交形成柑类的缘故。

依据《橘录》对洞庭柑的描述，“皮细而味美”、“熟最早，藏之至来岁之春，其色如丹”，更似红橘。因此，所谓“洞庭柑”实乃“洞庭橘”。也就是说，名为“柑”者，不一定就是柑，于是在众多名为“柑”的品种中，又有所谓“真柑”。韩彦直《永嘉橘录》卷上首题“真柑”，其曰：“真柑，在品类中最贵可珍，其柯木与花实，皆异凡木。木多婆娑，叶则纤长茂密，浓阴满地。花时韵特清远。逮结实，颗皆圆正，肤理如泽蜡。始霜之旦，园丁采以献，风味照座，擘之则香雾噀人。北人未之识者，一见而知其为真柑矣。一名乳柑，谓其味之似奶酪。温四邑之柑，推泥山为最。泥山地不弥一里，所产柑其大不七寸围，皮薄而味珍，脉不黏瓣，食不留滓，一颗之核才一二，间有全无者。”以此为标准，则柑除味道甘甜，果形圆大，不耐霜雪等特点之外，还有子核较少的特点。

柑和橘是有区别的，只是它们太相似，“未易相可否”，以至在诗人苏轼的眼里出现了同性相斥、同质竞争的场面。他写的《黄甘、陆吉传》，便是以拟人的方式，讲述柑（黄甘）与橘（陆吉，绿橘）的历史，以及人类对于柑橘的人工选择。该文疑是熙宁中苏轼因不满新政而戏作，或元丰中谪居黄州时作。原文如下：

黄甘、陆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隐于泥山，陆隐于萧山。楚王闻其名，遣使召之。陆吉先至，赐爵左庶长，封洞庭君，尊宠在羣臣右。久之，黄甘始来，一见拜温尹平阳侯，班视令尹。

吉起隐士，与甘齐名，入朝久，尊贵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衔之，羣臣皆疑之。会秦遣苏轸、钟离意使楚，楚召燕章华台。羣臣皆与甘坐上坐。吉咈然谓之曰：“请与子论事。”甘曰：“唯唯。”吉曰：“齐、楚约西击秦，吾引兵踰关，身犯霜露，与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战季洲之上，拓地至汉南而归。子功孰与甘？”曰：“不如也。”曰：“神农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肤剖肝，怡颜下气，以固蔕之术献上，上喜之，命注记官陶弘景状其方略，以付国史，出为九江守，宣上德泽，使童儿亦怀之。子才孰与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应之曰：“君何见之晚也。每岁太守劝驾乘传，入金门，上玉堂，与虞荔、申梠、梅福、枣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数子者口呿舌缩，不复上齿牙间。当此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属之于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于是羣臣皆服。岁终，吉以疾免。更封甘子为穰侯，吉之子为下邳侯。穰侯遂废不显，下邳以美汤药，官至陈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论相吴起说，相如回车廉颇屈，侄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传曰：“女无好丑，入宫见妬，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此之谓也。虽美恶之相辽，嗜好之不齐，亦焉可胜道哉！

撩开本文的文学面纱，在苏轼看来，柑、橘判然两物。但先有橘而后有柑。橘的分布范围广，拓地至汉南，历史悠久，老少咸宜。而柑却更受欢迎，位居橘子之上。但橘皮（陈皮）有更高的药用价值。

三、从洞庭到温州

韩彦直只记载永嘉横阳人家有绿橘，而不知道洞庭有绿橘，只知道温州泥山出真柑，而不知道太湖洞庭山也出真柑。据宋人范成大《吴郡志》的记载：

“绿橘，出洞庭东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绿色，脐间一点先黄，味已全可噉，故名绿橘。又有平橘，比绿橘差小，纯黄方可噉，故品稍下。”

又说：

“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髙，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气标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贵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结实，时一颗至直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并枝叶剪之，饤盘时，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酿酒，名洞庭春色。苏文忠公为作赋，极道包山、震泽土风，而极于追䲭夷而酌西子，其贵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犹香之词，则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

最有可能的是温州绿橘、真柑来自洞庭山。而其背后所代表的正是两宋时期柑橘生产中心在区域内的转移。

（一）柑橘生产中心的转移

两宋时期，西出荆州，南至闽广，数十州皆有柑橘出产。比如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一带，“两日来，带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絶，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墟，疑皆得种橘之利。”两浙路的苏州、温州和台州，是柑橘质量最好、产量也很大的地区。其中以温州最有名。韩彦直《橘录序》说：“温人谓乳柑为真柑，意谓他种皆若假设者，而独真柑为柑耳。然橘亦出苏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闽广，数十州皆木橘耳。”温州平阳泥山所产柑橘，“杰然推第一”。泥山是一处“广袤只三、二里许”的孤屿，是海涂田改造成的一片肥沃的橘园。又据南宋人陈景沂所说，距离温州东北方向约80公里的台州黄岩也是一个著名的柑橘产地。

中国柑橘栽培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载，扬州“厥包橘柚锡贡”，说明夏朝（约21世纪）扬州地区已有柑橘栽培。然而在北宋以前，同属禹贡扬州之域的洞庭橘的名气要远过于台州和温州等地所产柑橘。唐时吴中出产的洞庭橘已成皇家贡品。唐人康骈的笔记小说《剧谈录》提到“吴中初进洞庭橘子”。唐代亦有不少诗篇歌咏过该产区的柑橘。其中以白居易、周元范、张彤关于“拣贡橘”的唱和诗最为突出。如，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云：“洞庭贡橘拣宜精”。唐人关于太湖地区柑橘的诗中除有“贡橘”之外，便是“霜橘”，因柑橘大多要到霜降前后成熟，所以诗人常将霜与橘联系在一起，如刘长卿的“木落姑苏台，霜收洞庭橘。”其中又以韦应物（韦苏州）的《寄橘书》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最为有名。霜橘三百颗的典故源于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王羲之（王右军）帖有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于此看来，洞庭橘知名已久。唐时本地的诗人，如陆龟蒙等，对柑橘也多有吟咏。在皮日休与陆龟蒙的唱和诗中，就有他们在早春以洞庭橘赠答的诗作。从皮日休“个个和枝叶捧鲜”和陆龟蒙“到春犹作九秋鲜”的唱和诗来看，当时的果品保鲜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从一侧面反映了柑橘种植技术的发达。陆龟蒙还对柑橘害虫中的中华虎凤蝶（Luehdorfiachinensis）的幼虫有详细的观察，作有《蠹化》一文。《新唐书•地理志五》江南道苏州吴郡也有土贡柑、橘的记载。苏州的柑橘又主要产自洞庭。韦应物（一说可频瑜）还作有《洞庭献新橘赋》，所指也是苏州洞庭。

北宋中前期，以洞庭山为中心的太湖地区，柑橘种植业仍然是当地的优势产业。宋初杨亿（974-1021）在一首《慎大詹以吴柑见贶》的诗中盛赞吴柑（即洞庭橘），其曰：“龙阳休说木奴洲，震泽黄柑占上流。承露玉浆仙掌曙，亚霜金颗洞庭秋。香黏素手吴娃丽，冷涤朝酲楚客愁。应似荔支催入贡，随河飞鸟逐鸣驺。”曾闲居苏州的苏舜钦（字子美，1008-1048）《水月院记》说：“予观震泽，受三江吞啮，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见图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称雄其间，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民俗真朴，历岁未尝有诉讼至于县吏之庭下，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每秋高霜余，丹苞朱实，与长松茂树相差间于岩壑间，望之若图绘。”张耒有“洞庭橘熟千林霜”的诗句，可以想见当时柑橘种植的规模。陈舜俞的《山中咏橘长咏》诗中对于洞庭山的柑橘生产的盛况也多有描绘。如“封君千户等，老圃万奴随”，虽然是引述《史记•货殖列传》、《襄阳记》等史籍中的典故，但也可以想见当地产橘之盛。“种橘大姓，不复计树若干，但云有几亩”，诗中提到“熙宁七年（1074）大旱，井泉竭，山中担湖水浇树，有一家费十万钱雇人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柑橘生产的规模。诗注中还给出了一些数字，如“东、西两山卖干橘皮，岁不下五、六千秤”。干橘皮是鲜果食用之后所遗下的经晾晒脱水之后的果皮，又名残皮、陈皮，具有理气、化痰、燥湿的功效，主治胸腹胀满、呕吐、咳嗽痰多等症，具有很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唐徐成《王良百一歌》有诗句言：“识得寻常病，便须用橘皮”。收晒橘皮出售也成为橘农的收入来源之一。至今橘乡的百姓仍然在食用鲜橘后，收集橘皮、晒干出售的习惯。以500克的橘约可生产100克鲜橘皮，晾晒之后，约为50克干橘皮。十五斤为一秤。6000秤干橘皮还原成鲜橘子约为6000×15×5＝450000斤，这只是当地百姓自己消费的柑橘数量，又以苏子美提到的三千户，每户按五口之家计算，洞庭山有人口约15000人，则人均柑橘消费量为30斤。实际当地生产的柑橘除自产自销之外，还有大量外销。陈舜俞的诗中有“争晒已残皮，趁市商船急”的诗句，当时还流传有这样的俗语：“左贩洞庭橘，右担彭蠡鱼”。当地的一些种橘大户，收摘之后大量批发上市。采摘上市的时候，“毎一百斤为一笼”，价格随行就市，“或得价笼一千五百钱，下价或六、七百，不可常也。”橘子的价格大致是当时稻米价格的一至二倍。也有说“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在高收益的背后，柑橘种植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也比较高。当地居民“多种柑橘桑麻”，柑橘种植已经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经营。这些专业户们的“糊口之物，尽仰商贩”，依靠商船把外地商品粮贩运进来。洞庭产柑橘除用于鲜食之外，还用于酿酒。苏轼作《洞庭春色赋》，引言曰：“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赋中极道包山、震泽土风的事实来看，北宋时期洞庭橘仍然是十分有名。仅梅尧臣的诗中就多次提到洞庭橘，如“洞庭朱橘未弄色，襄水锦橙已变黄”；“吴兴近洞庭，橘林正吹花。君当橘柚时，摘包带霜华。清甘不楚齿，若酒倾残霞”等。

洞庭山的柑橘生产盛况至少维持到了南宋初年，当时的文学家叶梦得说：“今吴中橘亦惟洞庭东、西两山最盛，他处好事者园圃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为业也。”南宋中期以后洞庭山的柑橘生产已开始衰落，相关的文献明显减少。查南宋人文集中仅有4条。与此同时，温州所产柑橘已开始崭露头角。正如韩彦直所说，此前“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羣橘尽废。”温州所产柑橘还返销到江浙一带。《橘录》卷下《采摘》：“岁当重阳，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之江浙间。青柑固人所乐得，然采之不待其熟，巧于商者间或然尔。”江浙自然包括洞庭山所在的苏州一带。南宋人曾宏父詩有：“一从温台包贡后，罗浮洞庭俱避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柑橘生产中心的转移。从此，“永嘉之柑，为天下冠。”

（二）气候变迁与柑橘中心南移

自先秦汉唐以来，温州所产柑橘，相较于吴、楚间出产的柑橘，可谓默默无闻，只是入宋以后，温州柑橘（简称温柑，又称永嘉橘，或永嘉柑）方才声名鹊起。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贾人预畜四方珍果。至灯夕街鬻。以永嘉柑实为上味。橄榄、緑橘皆席上不可阙也。”足见柑橘在北宋已名重一时。宋王栐《燕翼诒谋录》载：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苏轼的诗文中几次提到温柑。如“三寸黄柑擘永嘉”，还将温柑与荔枝并提，在密州期间得到友人寄送的温柑。其弟苏辙也有诗《毛君惠温柑、荔支二絶》。刘敞有题为“温柑”的五言诗。梅尧臣曾在正月六日收到家在杭州的沈文通学士寄送的温柑，并作诗纪念。东京的饮食果子中也有所谓“温柑”。可见北宋时，温柑已崭露头角。

到南宋以后，温柑更是后来者居上，对其他的柑橘形成辗压之势。所谓“温最晚出，晚出而群橘尽废。”从此，吴、越、闽、广之橘，皆不敢与温柑齿。当年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到南宋时，“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温州柑橘和福建荔枝成为朝廷贡品。可见，到了南宋时，温柑的地位已不可撼动。金在边境开的泗州榷场，每年所需杂物之中，就有“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数量虽少，但在宋金对峙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温柑引起金人的注意，也可见其已名闻遐迩。南宋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引《辩古通源》有此一题：“钱一百买温柑、绿橘、匾橘共一百枚，只云温柑一枚七文，绿橘一枚三文，匾橘三枚一文，问各买几何？”温柑的价格远高于绿橘、匾橘，也间接地反映了温柑的地位。

温柑的崛起，有人认为可能跟温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土壤有关，“温并海，地斥卤，宜橘与柑，而泥山特斥卤佳处，物生其中，故独与他异。”韩彦直一方面认为，“物理何可考耶？！”“物之变化出没，其浩不可考”，一方面又试着将泥山所在的温州柑橘至美和人文极盛解释为“天地光华秀杰，不没之气来钟此土”的结果。其实，在北宋的时候，温州柑与洞庭橘仍有并驾齐驱之势。到了南宋以后，洞庭产区似有衰落而温州产区则异军突起。其中原因除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土壤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和气候变化有关。地理和土壤是造就温州柑橘至美的理由，而气候变化是导致洞庭等地柑橘衰落的根源。

柑橘为亚热带常绿果树，性喜温暖湿润。柑橘果树生长发育、开花结果与温度、日照、水分（湿度）、土壤以及风、海拔、地形和坡向等环境条件紧密相关，这些条件影响最大的数温度。即使差异0.5℃的气温有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柑橘生长发育要求12.5-37℃的温度。秋季花芽分化要求昼夜温度分别为20℃左右和10℃左右，根系生长的土温与地上部大致相同。过低的温度会使柑橘受冻，甜橙-4℃，温州蜜柑-5℃时会使枝叶受冻，甜橙-5℃以下，温州蜜柑-9℃以下会冻伤大枝和枝干，甜橙-6.5℃以下，温州蜜柑-9℃以下会使植株冻死（与温差、低温持续时间长短等有关）。有些柑橘品种的耐寒能力更差。如《橘录》卷中提到“软条穿橘”，“其体性终弱，不可以犯霜，不可以耐久。又名为女儿橘。”世界柑橘主要分布在北纬35°以南的区域，有大水体增温的地域可向北推进到北纬45°。中国柑橘分布在北纬16°-37°之间，经济栽培区主要集中在北纬20°-33°之间，海拔700-1000米以下。

古人很早就发现，橘是一种地域敏感的植物。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周礼•考工记》：“橘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另一段著名的表述则源自春秋时晏子使楚时的一段对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淮（有的也作江）是中国南北重要的分界线。战国时楚国的屈原也对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的性格予以歌颂。唐白居易《有木》诗：“有木秋不凋，青青在江北，谓为洞庭橘，美人自移植，上受顾盼恩，下勤浇溉力，实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物有似是者，真伪何由识，美人黙无言，对之长叹息，中含害物意，外矫凌霜色，仍向枝叶间，濳生刺如棘。”宋陆佃《埤雅》也说：“橘柚凋于北徙。”实际上，决定柑橘地理分布的因素不在地域本身，并非“地气”和“水土”，而是受到地域影响的气候。气候的变化会引发柑橘分布的变化。

陈舜俞生活的北宋中前期，气候比较温暖。温暖的气候使淮河以北地区种橘成为可能。陈舜俞就有一首诗提到，“地过长淮种橘难，僧房今见锁朱栏。秋来赖有黄金实，几被行人作枳看。”仁宗朝的梅尧臣诗云：“昔向南阳忆洛阳，秋橙初熟半林黄。”北宋中后期的张舜民，言陕西商州“橙橘家家悬”。北宋画家赵令穰，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士。有说因系皇族，不能远游，所见风光止于京洛间，故多画“京城外坡坂汀渚之景”。他有《橙黄橘绿》一画。如确为京洛实景描绘，则可能证明当时，京洛一带有此类果树栽培。洛阳位于北纬33.35'至35.05'之间，开封界于北纬34.11’至35.11’之间。正好超出今天柑橘经济栽培的北缘，然而，宋代中期以前温暖的气候，仍然使得这些地区有大片橘林的存在。

洞庭山界于北纬31.1’至31.2’之间，适合于柑橘的生长。除整个气候条件之外，洞庭成为柑橘名产地，还与洞庭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洞庭山四面被太湖包围，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环境。陈舜俞的同时代人庞元英（约1078前后在世）所撰的《文昌杂录》中已说到过这一问题。“国子朱司业言：南方柑橘虽多，然亦畏霜，每霜时亦不甚收；惟洞庭霜虽多即无所损，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气上腾，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岁收不耗，正为此尔。”很早以来，当地农民利用湖泊有利小气候使之成为中国东部沿海位于最北部的一个柑橘产区。这一技术也启发了南方丘陵山区的柑橘种植，南方丘陵山区由于气候寒冷，不能栽种柑橘。为此人们修筑池塘，利用水气的作用抗拒霜雪，发展橘柚种植，这应是一项可贵的创造。淳熙《新安志》物产中就说：“大率山寒不宜橘柚种者，筑池，中为交午之道，列植其之，水气四面薄之，则不畏霜雪。”

洞庭山柑橘产区的形成还与当地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有关。毕竟是处于中国大陆柑橘产区的北缘，冬季严寒始终威胁着这里柑橘的生存。因此采取适当的防寒保暖措施也是柑橘免受冻害，使洞庭山成为柑橘重要产区的原因之一。陈舜俞在《山中咏橘长咏》诗中提到，“穿井防天旱”，指出“橘树夏遭旱，则冬不耐寒而死。人家皆凿井于树旁，贵负荷之近也。熙宁七年大旱，井泉竭，山中担湖水浇树，有一家费十万钱雇人者。”穿井虽说是防旱，实着眼于防寒。也是利用了水气抗拒霜雪作用的原理。诗中还提到“坛甃龟鼋石”，指出“种树傅山为级，以石砌之，龟、鼋二山在太湖中”。这种采用梯田的方式种植柑橘也与防寒防冻有关。南宋初年的文学家叶梦得， 在总结洞庭山种植柑橘的经验时说，“地必面南，为属级，次第使受日”；除此之外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防寒防冻措施“每岁大寒，则于上风焚粪壤以温之。”

但小气候受制于大气候，已有的技术措施也不能扭转大环境的变化。北宋中叶以后，受整个大气候转冷的影响，洞庭柑橘产区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的转变是一次突变过程。满志敏和张修桂（1990）的研究表明，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即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转变阶段，中国自然带在短短的40年内南移了二个纬度；张丕远（1996）明确指出，13世纪中叶中国气候发生了突变，这次突变使得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特征分为两个阶段；葛全胜等（2002）认为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的转变是过去两千年来速率最快的一次，中国东中部地区1260-1280年至1320-1350年出现了1．5℃的降温。

文献的记载似乎表明，中国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的变化似乎出现得更早一些。绍圣元年（1094）至绍兴年间的几十年中，没有冬暖的记载。相反在宋徽宗即位以后，有关气候寒冷的资料却突然增多。连续霜雪“伤麦”、“损桑”、“杀苗稼”、“损蚕麦”，以致“天寒地冻”、或“人多冻死”，甚至出现江河“溪鱼皆冻死”的现象。如，大观四年（庚寅，1110）季冬二十二日，福建长乐，雨雪数寸，遍山皆白。土人莫不相顾惊叹，盖未尝见也。……是岁，荔枝木皆冻死，遍山连野，弥望尽成枯枿。福州荔枝树全部冻死。有人根据荔枝寿命推测，这次冻害是三百五十年间未有过。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泉州出现了最早的降雪记录，降雪遍及晋江、惠安、南安等地。同年，无雪的岭南，“忽有之，寒气太盛，虽岭南地暖，莫能胜也。”同一时期，太湖结冰，京师开封苦寒，守城士卒噤战不能执兵器，洞庭湖一带橘树冻死。竺可桢发现，从1131年到1260年这130年间，南宋行在临安府及其周围地区的降雪不仅十分频繁，而且往往延续到暮春，比起从前差不多延迟一个月左右。据此推断，“杭州在南宋时候，四月份的温度比现在要冷l-2摄氏度。”在杭州以北的苏州，地处太湖流域的腹心之地，该段运河由于冬天常常结冰，所以金朝派“贺正日使”到临安府去，船上必须预备铁锤，以便破冰开路。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范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他从苏州出发，月底时到达浙江富阳，正遇上大雪，“雪满千山，江色沈碧，但小霁风急寒甚，披使金时所作绵袍，戴毡帽。”到达江西的鄱阳湖后，也遇上大雪，“雪甚风横，祷于龙神。”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江南一带的气候的确处在寒冷期中。南宋末元初的学者金履祥通过节气序次的比较，说古时“阳气特盛，启蛰独早”，由此推知南宋气温明显低于古时候，而寒冬的持续则是当时气温下降的明显反映。

气候转寒直接影响到洞庭山橘树的生存。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记载，“洞庭以种橘为业者，其利与农亩等。宋政和元年（1111）冬，大寒，积雪尺余，河水尽冰，凡橘皆冻死。明年伐而为薪，取给焉。叶少藴作《橘薪》，以志其异。天历二年（1329）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数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冻死几尽。”叶少蕴即南宋初年的文学家叶梦得。他曾在太湖地区居住并种橘，只惜他种橘时赶上太湖周边柑橘种植的末世，气候转寒已让他感受到种橘不易。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橘极难种。吾居山十年，凡三种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余，一岁便结实，累然可爱，未几偶岁大寒多雪，即立槁。虽厚以苫覆草拥，不能救也。”这次冰冻灾害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随后的冰冻灾害又接踵而至。“绍兴二年（1132）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富家遣人负戴，蹈冰可行，遂又泮坼，陷而没者亦众。泛舟而往，卒遇巨风激水，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复不能免。”

南宋初期，历史上柑橘栽培业相当发达的太湖一带，除了小气候条件特别有利的洞庭东、西二山还保留了专业化的橘园外，其余都已式微。冻害对太湖地区柑橘生产在南宋之后并没有结束。陆友仁《研北杂志》又记载，“天历二年（1329）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数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冻死几尽。”《太湖备考》卷6记载的太湖各岛柑橘种植业的衰落原因提到，“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为产，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今橘产甚少，盖因此树最难培植，节次冻死之后，不再补种也。”“橘，出东西两山，所谓‘洞庭红’是也。《本草》云：‘橘非洞庭不香。唐代充贡，白居易刺苏州有《拣贡橘》诗。古人矜为上品，名播天下。’自明及今，屡遭冻毙，补植者少，品亦稍下，所产寥寥矣。”《太湖备考》卷14《灾异》记载，明弘治年十六年（1503）“冬，大雪，积四五尺，东西两山橘柚尽毙，无遗种。王文恪作《橘荒叹》。”这已是连续两年大雪，给洞庭山柑橘的生产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为害。于是王鏊（王文恪）有《橘荒叹》：

我行洞庭野，万木皆葳蕤。就中柑与橘，立死无孑遗。借问何以然，野老为予说：前年与今年，山中天大雪。自冬徂新春，冰冻太湖彻。洞庭苦无田，种橘充田税。霜余树树金，寄此万木奴。悠悠彼苍天，三白望为瑞。如何愚橘炎，斩伐如剑利。饤饾索宾筵，贡篚缺王事。曾闻后皇树，不过淮之郊。他处岂独无，洞庭号珍苞。衢州徒菌蠢，湘潭亦寥稍。地气信有偏，天灾曷仍遭，物贵固难成，虽成复易槁。遂令洞庭人，为计恨不早。徒今原隰间，只种桑与枣。

清王士正在他的笔记《居易录谈》也记载了江南柑橘的冻害，“庚午（1690）冬，京师不甚寒，而江南自京口达杭州，里河皆冻。扬州驿纲皆移苏杭，甚至扬子、钱塘江，鄱阳、洞庭何亦冻。江南柑橘树皆枯死。其明年，京师柑橘不至，惟福橘间有至者。价数倍。”

洞庭山一带的柑橘在宋代以后虽然还有反复，但大势已去。明太仓人王世懋（1536-1588）所著《学圃杂疏》说：“柑橘产于洞庭，然终不如浙温之乳柑、闽漳之朱橘。有一种红而大者，云传种自闽，而香味径庭矣。余家东海（太仓）上，又不如洞庭之宜橘，乃土产蜕花、甜蜜橘二种，却不啻胜之。橘性畏寒，值冬霜雪稍盛辄死。植地须北蕃多竹，霜时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发。记儿时种橘树不然，岂地气有变也。”

受气候变迁因素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的柑橘生产中心也由太湖地区南迁到浙南温州一带。温州位于北纬28．0度，与苏州相距南移了3个纬度。对比同时期气候的变化，就会发现，长时段的年平均温度下降1－2度，柑橘栽培中心就要往南移3度。这也就是《橘录》出现在南宋永嘉的自然环境的背景。温州一带原本就有柑橘生产，但成为中心则是产业转移的结果。承接产业中心的南移，温州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柑橘种植。南宋嘉定七年（1214）成书的《郯录》记载: 浙江嵊县“素无柑，近有种者，撷实来，风味不减黄岩。”如果把洛阳视为北宋柑橘生产的最北缘，而洞庭山作为北宋柑橘生产的中心，那么洞庭山在南宋时已变成了柑橘生产的最北缘，而温州则成为南宋柑橘生产的中心。柑橘生产的中心与北缘的距离也就在3个纬度左右。

洞庭橘的地位虽然为温州橘所取代，但洞庭橘所累积起来的技术和文化通过传播，在温州橘上得到传承和发扬。从《长咏》和《橘录》的比较中便可发现其中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有些柑橘品种则直接来自洞庭。如，《橘录》中的“洞庭柑”，“乡人谓其种自洞庭山来，故以得名。”该书中记载的其他品种，也可能与洞庭山有关系。如，真柑、绿橘之类。据范成大（1126-1193）《吴郡志》（绍熙三年，1192）中有关橘的记载：“绿橘出洞庭东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緑色，脐间一点先黄，味已全可噉，故名绿橘”；“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髙，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气标格，悉出洞庭下。”但由于柑橘不耐寒，其中又以真柑为甚，“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因此随着气候的转寒，原产于太湖洞庭山的真柑大多已落户到温州了。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洞庭柑橘在受到气候转寒以后，温州取而代之的原因。原本在洞庭衰落之后，可以继起的中心还有不少，如福州、广州等地，但因温州与洞庭有距离而又不远，自然也就承继洞庭山的柑橘品种、技术和文化，成为新的柑橘生产中心。

排版 | 刘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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