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直接联系着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如生产力、生产方式、劳动、实践等以及一些基本观点，如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等。因此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不同理解就必然决定着对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决定着不同的马克思的理论形象。难怪对马克思的各种驳难和辩护都不能不聚焦于“生产”。 本文将在反驳关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抽象的物质性理解的基础上，阐明其作为“现实的生活生产”[1]的现实性内涵，进而深化对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按照我们的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具体内涵与准确表述是“物质生活的生产”，[2]这一界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奠定其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时，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的，它经常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各种阐述中，[3]“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表述指明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得以界定的特定领域以及得以规定的特定内涵。其中“物质”是限定“生活”的，“物质生活”又是限定“生产”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并不笼统地泛指一切生产，也不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的客观的物质变换过程。如果联系马克思对生活领域的划分就更清楚了。马克思把人们的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大领域。“物质生活的生产”只是与物质生活领域相对应的生产，即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对“生产”的这种界定把生产与生活内在地结合起来，并由此获得了一个理解与剖析人们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历史的独特视角。与此相对照，人们经常采用的“物质生产”这一术语，未能传达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具体内涵。在这一术语中，“物质”并非限定词而只是一修饰词，意在强调生产的物质性或客观性，把所有生产都囊括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之中，这样必然使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抽象化，极易模糊马克思的思想边界。

　　一、生产与生活

　　“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界定集中反映出马克思理解“生产”的独特视角，即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强调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不进入这一独特的理论维度、割裂生产与生活的联系，必然会使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抽象化。

　　在驳斥唯心主义历史观时，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这种“现实的个人”是其新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个人就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即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人们。[4]这种现实的个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这一理解中，包含着对生产或准确说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突出强调，以及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强调，即包含着对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的突出强调。马克思从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理解生产，需要首先是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这种需要常被归入动物式的肉体生存需要的范畴，这样就把人的生活等同于动物的生存，扭曲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导致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乃至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曲解。[5]物质生活需要当然起着实际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功能，这是其作为最基本的需要的一个方面，但除此之外，物质生活需要作为最基本的需要更是人们满足其他各种生活需要实现生活发展的基础，因此，物质生活需要属于人的生活范畴。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发展期望的提高，作为现实生活基础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范围必然会不断扩展，其水准也会不断提高，因此，马克思强调需要是一个历史范畴。[6]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的生活需要而非动物式的生存需要，与此相应地，满足这种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也不能归结为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一种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毫无疑问，若想有效地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必需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并且在此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或受制于一种自然必然性，但却不能因此把这种生产完全归结为一种自然行为。[7]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必然把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混为一谈，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同谋的生产逻辑。在生产中，作为生产主体是现实的人，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其历史性的物质生活需要，进而为其整个生活与个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还强调生产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以一定的方式（生产方式）进行，人对自然的关系必须被归为人的社会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由类特性的体现，[8]这种理解明确地针对着对劳动的自然性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作为理解与考察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历史的经验依据。[9]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概念是一个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在相联的社会历史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虽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却不是一种完全自然性的活动；虽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若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历史形式，就会被抽象化。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即使是这种生产的抽象化——抽象劳动——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具体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起点。[10]因此，必须清晰地辨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否则不可能进入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地。

　　二、生产与历史

　　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概念及其所内含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出发，马克思确立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即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现实生活及其发展的根本制约性出发批判性地剖析与透视社会历史。

　　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历史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神秘地存在，现实生活的生产是历史的现实基础。[12]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割裂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如果脱离生活而把生产抽象化，比如理解为单纯的劳动力的消耗或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就会走向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的进程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把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目的追求排斥在外；如果脱离现实的生活生产而强调人们的生活需要与目的追求，就会陷入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的主观主义。这两极相通的两种错误正对应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主要曲解：科学主义的与人本主义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出发把现实的生活生产看作是历史的基础，并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要揭示出一定社会社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可以基本确定在这一社会历史阶段上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整体面貌及其未来发展趋向。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构成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13]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成为理解社会历史的经济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揭示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制约性。与人们的生活需要或目的追求相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更具有可经验性，更容易以经验方法来把握和实证研究；而与生产活动或生产力相比，又更具有可批判性，更容易揭示或衡量社会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自由个性发展的影响或制约。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证性与批判性的内在统一的批判理论：不仅实现了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规律的科学揭示，更实现了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向的价值评判。在此，社会历史实际上被理解为现实生活不断发展的过程，即在满足了的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中追求新的生活理想。这种历史理解根本否定了任何超越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神秘历史主体观念，也根本否定了任何超越人们现实生活追求的抽象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观念。

　　三、生产与解放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理论归宿，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出人的解放的前景与具体内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种自由全面发展又必须落实为劳动强制的解除与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如果不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及其包含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则必然会曲解马克思的“解放”思想。

　　马克思指出，取代以资本增殖为基本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从《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高度强调人的自由个性并以此为基本原则批判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人的自由个性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生活生产去理解。人的自由个性首先体现在劳动中，即体现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自由个性的体现方式必然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个性是以否定或异化的形式体现的，人的自由劳动成为维持肉体生存和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自由表现为自由的丧失，人的个性被颠倒为资本的个性。而共产主义所力图实现的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积极或真正形式，即劳动作为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真正体现人的自由个性，真正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个生活发展服务，而整个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发展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高度强调“消灭劳动”对于解放的意义。[15]马克思指出，劳动或物质生活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劳动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与劳动者个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16]消灭劳动并非不需要劳动或物质生活的生产，或者幻想把劳动转变为娱乐、消遣、转变为业余爱好或游戏，[17]而是消灭“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这实际上就是根本消灭无产者所面临的生存条件，进而消灭一切旧社会、旧制度的基础，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这样，劳动真正成为体现自由个性的自主活动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并控制全部生产力使之作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为人们的自由个性与现实生活的全面发展服务。[18]劳动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作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劳动不仅是人的自由个性的一种基本体现，而且也是人的自由个性与整个现实生活全面发展的基础，在此，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强化的作为肉体生存的物质生活的必然性束缚被解除了，物质生活被解放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空间被敞开了。物质生活的自由发展既是其他各种生活自由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生活自由全面发展的指示器。只有在此高度上才能揭示出马克思的消灭劳动思想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高度强调人的解放或生活与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防止各种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克思强调彻底的社会变革或人的解放必须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是现实的。[19]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正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这便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必要，从生活的生产的角度看，除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它使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普遍的世界交往的形成之外，关键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解除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对整个生活全面发展的制约性。物质生活的满足与发展是整个生活发展也即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制约性前提，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追求必然集中于物质生活领域，而更高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而只能以各种虚假和扭曲的形式指向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而指向人的现实生活与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彻底革命当然不会发生，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1]当然，物质生活的满足并不必然导致整个生活的全面发展，导致共产主义革命，正如当前的消费社会所证实的那样，而是导致物质生活的畸形膨胀、片面发展。这种情况正契合了当前盛行的关于共产主义或人的解放的一种乌托邦意象，即把共产主义或人的解放看作是抽象的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无限推迟。这种乌托邦意象实际根源于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抽象理解，把生产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割裂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外。因此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非没有确定标准的抽象的无限发展，从生产与生活的内在联系角度看，其标准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为整个生活与自由个性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要达到了这个高度，人的现实生活和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就已成为可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此外还有“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或“现实生活的生产”等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第4卷，第695页等）

　　[3]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67页。

　　[5] 鲍德里亚认为，需要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的“人类学共识”，从而武断地把马克思归入抽象人本学的范畴，（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7] 鲍德里亚说，“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是根据自然必然性的绝对秩序及其克服来界定的……”（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从生理学的角度”，把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把劳动看作是“周而复始的生物生命循环”的一个阶段。（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99页。）而实际正相反，马克思正是批判这种对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化理解，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异化或生产的抽象化。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6、44-4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91、121、128-13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121、122、13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9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