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1 信息来源： 中国青年杂志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

文/陈斓

3 大风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旱”——浓云密布。

这一天，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强劲的春风吹得摇曳动荡，空气中不时传来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的各种花卉的芬芳。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道路两旁的梧桐郁郁葱葱。春夏之交，正是适合郊游的季节。然而，红楼内的青年学子，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而是手举白旗，列队示威，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出发的时候，大总统黎元洪正在总统府设宴款待曹汝霖和陆宗舆，总理钱能训作陪，举杯换盏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上午10点钟，北大学生齐集于马神庙第一院内，准备出发去天安门。张国焘一身白衣，十分醒目。他手持一条标语，上书“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满脸的兴奋与激动。自从他参加学生运动以来，这是最为重大的一次活动。邓中夏则穿着一件灰色袍子，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许德珩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正大声地向身边的同学们交代着什么。

翻译易卜生成名的罗家伦，一大早刚从外面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急匆匆推门进来，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草，你来执笔罢！”罗家伦思考了一下，便一气呵成，写下一篇不到200字的白话文版《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特权，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1]

在这场运动中，其实产生了两个《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个是许德珩在五四前夜起草的文言文宣言，一个是在游行出发前，由罗家伦草拟的白话宣言，而罗家伦的壮行版，在历史上流传最广。

正当学生准备走出校门时，身穿长衫、戴着圆眼镜的蔡元培校长朝队伍走了过来。他缓缓地走到人群前面，伸手示意大家安静后，大声说：“同学们，国民外交协会已经定了七号开国民大会，北大不必单独行动为好啊！”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叫喊声：“不能再等了！”“我们要游行！”“北大的事情北大自己担负！”“校长不要阻拦！”平日里文绉绉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的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面对群情激奋，蔡元培只有沉默。

张国焘平日里同校长打交道比较多，与蔡先生比较熟悉。这时他见蔡元培站在道上不肯走开，而日头已渐渐毒辣起来，不觉心急起来。他向队伍前面的许德珩、邓中夏等人使了个眼色，便走上前去，高声喊道：“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一边说着，一边和其他几位连推带请地将蔡元培拥走了。这时，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了。

队伍刚走出校门，又遇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匆匆赶来劝阻：“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邓中夏大声回击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你们连这样的卖国条约都敢签订！”“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面对义正词严的指责，那位次长无言以对。最后，游行队伍仍然浩浩荡荡走出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

队伍高举起法科学生谢绍敏昨日晚上当众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的衣服，弥漫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走在前面的同学高举着一副如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上面浓墨大书：“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午后的天气十分炎热，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加上正值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履，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身着长袍的邓中夏顿时觉得身上格外沉重，但他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能中途放弃，重蹈上次请愿的覆辙。

长安街上挤满了赶来围观的各界人群，潮水般一同涌向天安门。学生们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人群派发传单。北京军阀政府闻讯，先是由教育部一司司长来劝说大家解散，学生不理，反劝他不要管学生爱国之事。徐世昌又命步军统领李长泰率警吏奔赴天安门，企图强力阻止学生游行。他站在人群中挥舞着双手，要求学生立刻解散。学生们则根本不理会，继续高呼“打倒卖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李长泰见群情汹涌，未敢弹压，最后叮嘱学生举动要文明，便回去复命了。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两个多小时，一边散发传单宣言、喊口号，一边演说，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北大学生显然成了这次示威游行的主持人和领导者，他们始终以学生领袖的姿态冲在最前面。段锡朋担任大会主席，许德珩被推举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文言文版《北京学生界宣言》，充满激情地沉痛号召——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2]

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主席团拿着传声筒，站在桌子上声嘶力竭地演说。谢绍敏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如同一声声愤怒的呐喊声，响在每一个爱国学生的心间，呼啦啦地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高高飘扬。

集会讲演之后，大会主席当场宣布：“游行开始！向东交民巷前进！”以北大学生为前导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开始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两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学举着白布做成的横幅，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毛笔字：“收回山东示威游行大会。”霎时间，随着游行者手中的小旗举上落下，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古城北京。

激愤的人群中忽然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西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却被阻止。学生们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路口，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学生队伍通过。大家热血沸腾，气塞胸膛。为什么自己的国土不准通过？简直是耻辱！当即派代表进行交涉，仍不允通行。大家都很气愤，感到泄气，不甘心地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

这时，学生们将事前准备好的、一式四份、落款为“北京高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的英文《说帖》，派北大学生罗家伦、张庭济等四人先后到美、英、法、意各国使馆去投递。《说帖》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决心，同时又表示希望美国等国政府给予“同情之援助”，反映了学生们当时因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而对帝国主义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那天是星期日，使馆无人办公，也找不到其他人，罗家伦等人只好把《说帖》放在使馆门口，高呼口号，然后就无奈地回来了。

时为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学生杨晦回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3]

东交民巷既然进不去，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如果这样回去，岂不是又重蹈了去年的覆辙？

于是，大家决定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找曹汝霖算账。

当大家决定向曹汝霖家走去时，面对逐渐失控的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傅斯年因怕出意外，试图极力阻止前行的队伍，但哪里挡得住这场势不可挡的洪流呢？

3000多名学生继续浩浩荡荡地向向曹宅进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事先准备好的传单，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

据参与当天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

“干吗的？学生们这一大片！喊的甚么？轰轰的听不清。”一位花白胡子的瘦弱老人，在一辆人力车上抬起他那老式的方袖马褂的袖子，像对青年车夫问话。

车夫早已停住车子，等待游行大队通过后方能横越大街。他紧拧着浓黑眉毛，大声道：“您老耳朵不听用了，没听见这是要‘誓死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吗？青岛！青岛在山东，是咱们中国的！……”

“噢，怎么，为的收回青岛？……对！对！青岛是好地场，我走过的，走过的，那还是光绪末年，德国人修的铁路那时到了济南……日本人又夺了去！……哎，打不过人家，可要怎么收回来啊？……”

青年车夫愤愤地道：“有汉奸里应外合便不好办，学生们这是要先与汉奸算账！”[4]

许多围观的市民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落泪了，店铺的店员和顾客都停止了交易，在门口的石阶上看着游行队伍经过，连巡警们也感动得抹泪。

下午4点多，学生们向东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门前。抗议了一天，竟然什么结果也没有，政府毫不理睬，此时学生们愤怒的情绪达到极点，有气无处发泄，一面高呼“捉卖国贼呀！”一面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挑了下来，摔了一地的碎瓦。接着又被愤怒的示威学生隔着临街的房屋，使劲抛进院里去了。

高君宇等几个学生发现正门旁边一间房屋临街有一个小窗户，几个同学用儿时攀墙惯用的“叠罗汉”办法，一个踩着一个的肩膀爬上墙头，翻入曹宅院内。学生们向守卫的军警进行爱国宣传后，持枪守卫的警士当即避开，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首先破窗而入，撬开大门，高呼：“进来！”邓中夏等人如潮水般涌进院子，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椅子腿、桌子脚到处砸，把曹宅什物捣毁一空。学生破门入宅后，目标集中在卖国贼。

这时，愤怒之极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匡互生，在曹家东院的书房里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地毯、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断然点燃了火。顿时，火光和黑烟冲天而起。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奔走相告：“起火了！”“起火了！”

学生们并没有为难曹汝霖年迈的父亲、妻子等人，让他们走了。章宗样看见着火，被迫从锅炉房逃出，学生们见他西装革履，以为他是曹汝霖，便围上来用砖头、铁棍痛打了他一顿。

多年后，罗家伦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佣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5]

此时，打过章宗祥之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纷纷都跑出门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命带领大队军警迅速赶到赵家楼，并立即下令捕人。凄厉的警笛混合着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胡同内外的地上残留着同学的帽子、鞋子，烟雾弥漫的胡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周炳琳和大批同学撤了出来，大家本打算一起回学校，却在大街上走散。有一些同学被便衣警察分头带走，其中就有许德珩，警察当场抓捕尚未散去的同学32人。

许德珩和易克嶷被捕后，遭到了军警的故意侮辱。军警把他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位于前门的步军统领衙门。在板车上，易克嶷以为自己要死了，便跟许德珩念叨：“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罢。”许德珩则坚定地说：“如果自己的鲜血可以换来国人的警醒和抗争，那么虽死无憾，死不足惜。”

当晚，被捕学生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不许走动，不许交谈。关押爱国学生的这间小监房里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熏天。

在黑暗的监牢中，许德珩怀着一腔激愤，作了两首诗：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6]

那一夜，在黑暗的囚室里，被捕的32名学生以明亮、清澈的目光，对抗着漫漫长夜。

事情终于闹大了。

1919年5月4日深夜，夜幕下的古都北京，一片死寂。

北大学生聚集在第三院大礼堂，商讨营救同学的办法及处理善后事宜。室内灯火通明，大家却一片愁云惨雾。有人担心地说，校长可能会因为这次事件辞职。大家都愤然表示，如果校长辞职，我们就继续上街游行。

忽然，大家听到有急切的脚步声走来，竟是蔡元培校长。看到校长，学生们害怕受到训斥，有的大声呼叫，有的竟然放声大哭。蔡元培走到前台，温和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

蔡元培继续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从明日起照常上课。”紧接着他表示：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名学生保释出来。

放下这几句话，蔡元培昂然而去。

蔡元培离开后，大会继续召开，这次大会会议议决联络各校同盟罢课，同时为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当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邓中夏、黄日葵等被选为干事，是学生干事会的主要骨干。

蔡元培连夜拜访受段祺瑞倚重的孙宝琦，请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孙宝琦因担心事情闹得太大，并未当场答应。蔡元培就坐在会客厅等待，从晚上9点左右，直到午夜12点还不走。孙宝琦无奈地劝他先回家休息，并答应明天去试一试。

这一天，彻夜未眠的邓中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姊妹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兄弟姊妹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7]

多年以后，作家冰心回忆“五四”那一天的下午，让她念念不忘的不仅是窗外浓郁的花香，她说：

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8]

就在冰心被槐花熏得头痛，彻夜难眠之时，一个新的黎明开始了。

4 罢不罢，看北大

1919年5月5日，星期一。

学生闹了一天，北洋政府的面子碎了一地，政府抓了学生，学生自然没有安然复课的可能，因为被捕的主要是北大学生，所以各校一致向北大看齐，当时流行一个说法，“罢不罢，看北大。”如果北大罢课，北京其他学校都会跟进。

校长在奔走，同学的事，北大的事，大家自然要担起来。

当天下午三点，北大学生会议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来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3000多名学生，讨论下一步的斗争办法。会议由段锡朋主持，他首先报告上午各校代表达成了以下决议：

( 1 )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

( 2 )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

(3)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

( 4 )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

( 5 )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9]

随后，罗家伦向大家报告了与报界、商界接洽的情形。商界对学生极为同情，定于明日开紧急大会商议方法。报界也希望各界一齐努力，并提出学界组织总机关，若电报不能外发，报界可以代劳，总机关内部要组建一个新闻团，专责传布新闻于各界。此外，又建议学生派代表到上海接洽各界。

段锡朋号召大家，如果被拘同学不能放回，最后手段就是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能使少数学生担负全体的责任。

大会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

当天下午，北京十四所专门以上的校长，在北大开会。会议决定：

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应先推举代表往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则往总统府，总之不释放此少数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云。[10]

会议推举北大校长蔡元培、高等师范校长陈宝泉、医学专门校长汤尔和等校长代表共8人，一起前往警察厅、教育部、总统府请愿，要求保释被捕同学，但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拒绝。

校长们真急了，为了学生，他们集体站出来了，他们找的人是警察总监吴炳湘，因为吴自始至终都不主张镇压学生。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继续在北大开会，会后再次到教育部请求释放学生。大家又去警察厅找吴炳湘，并表示，如果今晚还不能释放学生，各校秩序，都将难以维持。吴炳湘答复，只要学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校长们问他有什么保证，情急之下，吴炳湘指天画地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蔡问吴如果请示总统，总统不同意放人该如何，吴慨然回答：我也是中国人，大不了官不做了！

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立即把罗家伦、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罗家伦同意取消罢课，但他也很为难：“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罗家伦也担忧地问校长们：“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校长们无奈，也只能实话实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事情到了这一步，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但他没有想到，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是越权。罗家伦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看到罗家伦已经急得哭了起来，学生联合会总算作罢。

在蔡元培校长和北京各高校校长的联名保释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32名被捕学生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全部释放了。各学校出动六辆汽车，赴警察厅欢迎获释同学。被捕同学却以青岛问题还没解决为由，不肯出狱。经吴炳湘再三劝告，才肯离去。当汽车行驶北大时，马路两旁的市民欢呼声雷动，好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学生们也鼓掌答谢，不停高呼“学生万岁”“还我青岛”。

那一天上午，北大全校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迎接被捕学生许德珩等20人归来。被捕同学在掌声、欢呼声中被迎进广场，分别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五张方桌上和同学见面，大家都非常激动。

蔡元培校长对同学们表达了慰问和勉励。同学们也纷纷上前亲切问候，彼此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返回各自的宿舍，接着大家就分头参加“五七”北洋军阀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的各项活动中去了。

尽管学生赢得了与北洋政府的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但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

1919年5月21日，黎元洪通知在法国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北京学生罢课尽管宣布结束，但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仍在继续扩大。

这只是一个开头，历史的壮剧远没有完结。

[1]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5 — 136 页。

[2]丁晓平：《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9、142 页。

[3]丁晓平：《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0 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 页。

[5]赵焰：《1916 — 1928 年的中国》，东方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2 页。

[6]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 — 24 页。

[7]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7 页。

[8]冰心：《冰心青少年文库·樱花赞》，丰子恺绘，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6 页。

[9]廖大伟、马军：《五四运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第59 页。

[10]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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