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融的家学渊源

事实上，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有些过于臆测与武断。因为他对佛法的研究起步较晚，功夫和造诣有欠火候，这一点只要读《谭嗣同全集》里所载的关于他对谭公诗词中佛学的注释就可以知道。作为本经的笔受者房融属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族系,房氏家族对于佛法向来有较深的研究，玄奘法师回国后的译经事业，唐太宗就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房融受家学渊源熏陶，对于佛法的造诣和文学修养使得其所译经文比其他经文优美，也很自然。同时，藏文的佛经在初唐时代，和汉地的中文佛经一样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在现今的藏文佛经仍然有《楞严经》的译本。同时，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就是“楞严咒”的一部分。这就有力地解答了梁氏的所提的第一点怀疑。

十种仙的问题

至于说《楞严经》中所说的十种仙和中国道教的神仙相同的问题，那是因为梁启超先生没有研究过印度婆罗门和瑜伽术的修炼方法。事实上，在佛教之先，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和瑜伽士们，早有阿罗汉或仙人的名称和事实的存在。《楞严经》的译者采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仙人一词以称之，这和唐人把佛译为大觉金仙一样。将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实者，都看成是我们文化的特产，这是不对的。

考据偏离了佛法的科学实证精神

自从清末民初学术界兴起疑古之风后，考据这一治学方法得到了重视。但是偏重或迷信于考据，则有时会发生很大的错误和过失。考据是一种有缺陷的死方法，它依赖于或然性的陈年往迹，而又根据变动无常的人心思想去推断。人们自己日常的言行和亲历的事物，因时间空间世事的变迁，还会随时随地记忆走样，何况要远追昔人的陈迹，以现代观念去判断环境不同的古人呢!或许，人们可以从考据方法中求得某一种智识，但是真正的智慧并不必从考据中得来，它是要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如果拼命去钻考据的牛角尖，难免出现各种流弊。

舍本逐末，不智之甚

说《楞严经》是真常惟心论的外道理论，这是晚近新佛学研究的论调。持此论者只是在研究佛学，而并非实验修持佛法。他们把佛学当做学术思想来研究，却忽略了犹如科学实验的修证精神。而且这些理论，大多是根据日本式的佛学思想路线而来。在日本，真正佛法的精神早已变质。学佛的人为了避重就轻，曲学取巧，竟自舍本逐末，实在是不智之其。其中有些甚至说禅宗也是根据真常惟心论，同样属于神我外道。实际上，禅宗重在证悟自性，并不是证得神我。这些不值一辩，明眼人自知审择。《楞严经》的确说出了一个常住真心，但是它也明白解说了那是为了有别于妄心而勉强假设的，随着假设，立刻又提醒点破，只要仔细研究，就可以明白它的真义。举一个扼要的例子来说，《楞严经》中佛说的偈语“言妄显诸真，真妄同二妄”，岂不是很明显的证明《楞严经》并非真常惟心论的例子吗？

修要真修，悟要实悟

佛法与世间法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需要真修实证的。并且在学佛的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境界，没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对其根本就无法想象，正所谓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之事。而《楞严经》本身就是指导真修实证的真经，没有实修经验的学者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不能理解并不奇怪--许多祖师大德们在证悟前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以凡夫知见对经文进行随意诽谤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