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屈原那个时代，战国七雄，逐鹿中原，国破家亡之痛再一次给南方文明以沉重打击。可是，楚国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不仅在精神文化领域，以卓绝而诡异的楚辞引领风骚，还揭竿而起，在熙熙攘攘的纷争中，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实践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带有南方文化显著特征的有这样一些事物：长江的曲折浩荡，一泻千里，青铜器的冷傲犀利，不屈不挠，巫术的宗教信仰的精神统治力量，和楚声、楚舞、楚辞的地域文化的艺术感染力。南方人生活在湿热的地理环境里，与水就有渊源。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南方人的初始文明。南方人从餐风宿露的游牧生活中挣脱后，率先开始自己的巢居生活，以血缘为纽带，聚居并持续辐射着。在人类文明史上，建筑是人类脱离自然，走向文明的最早的物质遗产，也是标志。南人多巢居，是因为水系纵横，往往以舟楫代步的缘故。而北人则穴居，可能与风沙等有关。地理环境对初始文明影响颇巨，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很显然，南方人的早期文明并不比北方人逊色。南方人喜食辣椒，性格隐忍而做事诡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楚辞分成三类，构成一个序列。 首先应说《九歌》十一篇，它本是楚地的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刮垢磨光，成为精美的诗篇。组诗的抒情主人公或为神祗，或为主祭者。诗是代言体，尚非诗人的咏怀。它们更多地展现了诗人从继承到创新的创作轨迹。其次是《天问》，它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古今无两的煌煌大篇，着重表现了诗人的历史观与自然观，显示了哲理与抒情的两重性。第三是《离骚》、《九章》等作品，是屈原的政治抒情之作，它们有事可据，有义可陈，情感充沛，形象鲜明，气象磅礴，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天问》、《九歌》和《离骚》....各自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

《离骚》是我国古代最早、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其气魄之宏伟、抒情之深刻、构思之奇幻、辞采之绚烂、在古典诗歌的宝库里首屈一指。屈原在楚怀王时曾担任过“左徒”的要职，一度得到过怀王的信任。他主张改革内政，联合东方富庶的齐国，抵抗西方强盛的秦国;但秦国的使臣贿赂了楚国的大臣，大臣向楚王进谗言，楚王不但不接受屈原的意见，反而把他放逐。所以他在《离骚》中写道: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关于“离骚”二字的意义，司马迁说是“离忧”， 班固说是“罹忧”， 王逸说是“别愁”，(离骚)既是政治抒情诗，又是伟大心灵的悲剧，全诗可以看作是由“选怀”、“追求”、“幻灭”三部分组成的三部曲。他“述怀”的名句如: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诗人的理想冲不破现实环境的束缚，所以感到“幻灭”；但是远游自疏的念头又终于被眷恋故国之情所压倒。

《离骚)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就是“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比兴”在《诗经》里已开其端，但是大多作为特定的修辞手段。《离骚》却将这种手法扩展在诗篇的整个艺术构思上，借以塑造一组组象征色彩的意象群来。朱自清说过:“比体诗有四大类一咏史(以古比今)，游仙(以仙比俗)，艳情(以男女比君臣)，咏物(以物比人)。，《离骚》中借男女恋情来比(比喻君臣离合的很多，如引用的神话意象群:羲和、望舒、飞廉、雷师 ，以物比人，主要用香花芳草比喻忠臣:用野花喻奸臣;以古比今如：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宋用而不长。

就是用夏商灭亡的前车之鉴，来警告楚王。但是楚王不听忠言。国事日益混乱，楚国危亡在即，屈原悲愤交加，最后在夏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后人缅怀他进步的理想，卓绝的人格，不幸的遭遇，在他离世的每个周年纪念举行龙舟竞渡，象征性地要挽救诗人的遗体，这种风俗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甚至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去了，由此可见他的事迹感人之深。

《离骚》可以和西方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及但丁的《神曲》媲美。荷马比屈原约早五百年，《奥德赛》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国途中经历的海上风险，他过人的智力，和身受的痛苦。《离骚》写的却是诗人追求理想的天路历程，他高尚的品德，和离乡背井的内心悲哀。奥德修斯追求的是现实生活，是同到故国和妻子家人团聚屈原寻求的却是理想的君主或美人，如洛水的宓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等。

但丁比屈原约晚一 千五百年，茅盾在(世界文学名著杂谈>中把《神曲)和《楚辞》作比较说:“但丁的《神曲》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也有异教的传说和神话。同样地，屈原所‘上下而求索者，虽然是尧舜的“纯萃"，可是他也喜言“巫俗。《神曲》开头的文豹、狮子、和牝狼是象征或隐喻的，《离骚)等篇的椒兰风鸠也是隐喻。《神曲》托毗亚德里采为天堂之向导，但丁是把这个纯洁的女子作为信仰之象征的：同样地，《离骚》也托言求‘有娥之侠女。

汉代是楚辞研究的发端期，自刘向将《楚辞》编辑成集，刘安、刘向、扬雄、贾逵、班固、马融、王逸等均曾为之注释训解，然除王逸《章句》外，余皆亡佚。其中，淮南王刘安于楚辞研究有开创之功。

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 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 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

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 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 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

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作者简介：纪良发，《皖江晚报》池州记者站长、省作协会员、池州市作协副秘书长、池州市屈原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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