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伟文

上海第九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九厂”)位于杨树浦路2086号，是上海棉纺麻纺重点企业，杨浦区十多家棉纺织厂之一。它的前身是大纯纱厂，创办于1895年。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纺第二制麻厂和中纺十四厂合并改称中纺公司上海第九棉纺织厂，1950年7月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

我是1981年退伍分配至上海第九棉纺织厂从事保卫工作，1996年离开，期间经历了企业从兴旺到改革的过程。

现在，国棉九厂已经停产，大部分厂房被拆除，只留下一栋老办公楼。这栋楼现在被用作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办公楼，修旧如旧，工业时代的纺织记忆，也伴随它的存在而留存下来。

规模宏大的纺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杨树浦路，是一条不眠之路，国棉九厂保卫科就在这栋老办公楼里，窗外是繁忙的杨树浦路。当时，28路公交车从黎平路到闵行路沿着杨树浦路来回走，从早晨6点的早班到晚上10点夜班，期间人流不息，彻夜不眠。许多大型棉纺织企业，如九棉、十二厂和十七棉，每个厂每班大概有2000多人，乘坐28路车上下班。那时公交车是中间有铰链的巨龙车，一靠站人流“哗”像退潮一样泄下车，过一会儿下班的女工又如涨潮式地涌出厂，每天要重复好几回。

国棉九厂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拥有棉纺纱锭12万枚，麻纺纱锭4880枚，织机2700台，年产各类纱线2万吨，胚布8000万米。其中，西湖牌黏胶细布、金莲牌涤棉卡其分别获得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年上缴利润达到5400万元，被国家经委核定为大型一档企业。当时，纺织是全市最大的行业，有55万职工，行业大气派也大，每当厂里完成生产任务或者有重大节庆活动，比如劳动节和国庆节，杨树浦路上会非常热闹，各厂都会敲锣打鼓地庆祝。厂里有一支很好的锣鼓队，彩车锣鼓出门一敲，整条街就像过节一样沸腾起来。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是个五脏齐全的小社会，保卫科的任务是对口公安，做好企业内部的治安保卫工作。比较吃重的任务是防火。对纺织老企业来说，火警火苗是令人揪心的隐患，消防队要随时做好出警准备，借力同区的棉纺织厂组成联组，互相检查安全漏洞，技术上比学赶帮，努力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其次是防盗。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活跃，上班女工穿戴时髦，进厂后换好工作服，下班时发现放在更衣箱里的贵重物品被盗了。国棉九厂最大的更衣室里有上千只更衣箱，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午夜看管人员打盹，一次撬窃100多只更衣箱。记得还曾经发生工资科的保险柜被盗案件：有一次发工资的前一天，出纳将工人的工资分点好，放在保险柜里。第二天早上发现分点好的职工工资全部被盗，导致这部分职工无法按时发放工资，造成很坏的影响。在公安局的指导下，通过在现场获取指纹，经过反复筛选比对，终于抓到了作案嫌疑人。

积极朴实的厂风

那时候，厂里不管社会大气候如何变化，始终注意利用大气候中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努力营造内部安全稳定的小气候。就防盗来说，公安局提出要六个“合格”，包括财务室、办公室、更衣室、浴室、宿舍、仓库等，我们严格按照标准要求，一条一条对照，逐项考核，严格管理，使内部治安环境和生产次序逐渐好转。厂里的干部素质很高，抓生产，抓职工发展也有很多方法，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纵到底、横成片”的民管网络，比如上班看脸色、吃饭看胃口、工作看劲头，家里有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麻烦，领导马上会做思想工作，企业的凝聚力很强。

纺织厂的特点是女工多，男工找对象相对容易。我从部队退伍进厂，就有领导关心有没有“过三关”（入党、提干、婚姻），组织部长会问，有没有女朋友啊。所以，我爱人也是厂里找的，建立家庭后，房子是厂里分的，生了小孩以后，托儿所也在厂里面。每天天一亮眼睛一睁，就抱着小孩往厂里跑，一到厂里我爱人到她的岗位，我到我的岗位，下班时又到托儿所把孩子抱回来，生活很简单，就是厂里家里两点一线。

1984年黄海地震，我正在厂里值班，一根日光灯管“啪”掉了下来。过一会，车间里的女工都往外跑，外面的居民也往马路上跑，就听到“地震啦，地震啦！”负责夜班生产的“夜厂长”来到保卫科，见我在给公安局打电话，得到“呆在原地不要动”的回复。“夜厂长”马上奔出门一路喊：“不要乱跑，都回车间去！”惊恐的女工们看到厂领导后，稳定了情绪，纷纷走进车间。不然厂里的人和外面的人都无序地往马路上挤，后果不堪设想。

纺织厂实行定置管理，货物不可以随意乱放，必须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一排排的机器下面都画着黄线圈，放一只棉条筒，就必须放在画的圆里面。凡有一米见方的推车，下面就有一米见方的黄色线框，推车必须停在黄框里。办公室也是这样没有多余的东西，上班穿统一的工作服，从厂长到普通工人都是一样。六点早班上班，必须在六点以前到，四班三运转，人歇机器不停，后面的人不去接班，前班的人就不能下班。我刚进厂时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工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国家和工厂很有感情，工作从来不讲条件。“六四”政治风波时期，全市交通瘫痪，许多老工人步行到厂里坚持上班，最远的是从曹家渡走到杨树浦，就是为了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老工人积极朴实、关心集体、遵守纪律、责任性强的好传统，形成了良好的厂风。

值得尊重的奉献

1984年以来，化纤产品丰富了棉纺织品市场，布匹多了，实行了30年的定量供应布票在各种计划票证中被率先取消，货源充沛的纺织品率先进入市场竞争。上海纺织存积已久的产能过剩、缺乏原材料和劳动力优势等问题日益显现，出现了生产经营举步维艰的状况。1992年纺织大改组后，厂里生产的棉纱棉布失去了统购统配的庇佑，产品要自己销售，棉花原料要自己采购，一下子从计划转为市场，一线女工也越来越少，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纺织一线工作辛苦，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女孩不愿意来纺织厂工作。厂里只好到苏北、淮北的农村招女工，纺织老工人叫她们“小珍珠”。因为看她们年纪小远离家乡，辛苦地四班三运转工作，将心比心非常疼爱，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小珍珠”也是幸运的一代，她们来上海学技术、学手艺，大部分回去以后在家门口就业，成为当地的技术人才。

时任上海纺织局局长姜光裕说：“不是纺织这个行业不好，而是当时人太多、机器设备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1993年棉花买不到，招工招不到。国棉九厂有七千多名退休工人，一万多名在职职工，经常听到“这个月发工资的钱还没有着落”的话。1994年开始，“壮士断腕”、“压锭减员”、“人员分流”的消息不断地从纺织局转来，陆续有人离开工厂，也有下海做生意，人心浮动。当年空嫂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再就业，在纺织系统欢送18名空嫂的仪式上，有位空嫂无比激动地说：“今天我们是纺织的女儿，明天我们是航空的媳妇，我们一定好好干……”瞬间传遍纺织系统，无数人流下心酸的眼泪。到了90年代末，国棉九厂已经减员过半，掌握技能的男工不愁找不到工作，“小珍珠”大多回了家乡，厂里停产以后只留下一些看守人员。

1996年上海召开“城区工作会议”，明确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加强社区建设。我有幸从国棉九厂调到区民政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居委会干部。当时，有许多居委会干部都是厂里退下来的基层干部，他们能吃苦、会管理，也有善心。时任纺织局工会副主席戴金妹对我说：“你是纺织出来的，我们纺织的员工你最了解，要多录用一点。”那一届新录用的居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来自纺织系统。后来各种保障线建立，社区的保安、保洁等岗位消化了大量的下岗人员。

澳门路有座上海纺织博物馆，其前身是具有130年历史的申新纺织九厂，馆内展示了上海地区纺织业的历史变迁，把上海纺织行业的精神非常贴切地浓缩为“奉献”二字。

回望20多年前，纺织在上海难以生存也是有原因的，之前行业兴旺是依仗黄浦江、苏州河的交通优势。但是，随着上海的发展纺织产业已经失去这些优势，计划经济时代无限地扩大生产规模，造成了人员和低层次产品过剩，效率低下。调整是客观的、合理的，但是过程是痛苦的。犹如这栋修旧如旧的老办公楼，历经沧桑、承载巨变、带着时代记忆，伴随杨树浦路，继续走向时尚滨江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