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作者：程杰，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花卉文化研究

摘要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图1 戚永安摄

梅是我国重要的果树和观赏植物，梅的生物资源是一切相应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基础，而梅的自然分布又是基础中的基础。弄清我国漫长历史时期梅的分布状况，是进行相关社会、文化活动研究的前提。舒迎澜《我国古代梅的分布利用与种植》 [1]、包满珠等《中国梅的变异与分布研究》 [2]是迄今为数不多的专题讨论，勾勒了最基本的情况。褚孟嫄主编《中国果树志·梅卷》、陈俊愉等主编《中国花经》《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分别是果梅、花梅方面的大型合作专著，对我国梅资源的分布及其历史演变都有一定的关注和阐述，尤其是前者包含一些中国农史专业学者的细致工作，提供了梅开发利用历史较为全面的梳理勾勒，后者则包含了当代野生梅的考察成果，对野生与栽培分布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论述。笔者《中国梅花名胜考》从梅花风景名胜的角度对近两千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出现的规模产地进行细致挖掘考述，提供了这些梅产地盛衰起伏及分布状况、发展规律的分析阐发。为了加深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有必要就我国古代梅的自然分布状况及其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考察。笔者发现，梅自然分布的空间格局对相应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显著影响，留下了不少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迹。本文综合把握这些自然、社会因素，就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应的历史文化现象全面思考和讨论。

一、南方地区梅分布的历史盛况

我国幅员辽阔，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沙漠等不同地形地貌，南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等众多气候带。梅花的生长习性对气候、水土等有具体要求，一般不耐-15℃以下的低温，对于夏日长期过高的气温不太适应，过于干燥的环境下也生长不良。这使其自然分布无法随处皆宜，有一定的地理环境适应范围。这其中梅对气温的要求尤其严格，我国气温的南北差异对梅的分布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梅的自然分布有一个南、北方的问题，这是笔者考察的重点。首先梳理一下古代南方梅的分布状况。

经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园艺、植物学界的不断努力，有关我国现有野生梅的分布状况获得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认识。“具体范围是：西起西藏通麦，向东北延至四川松潘、广元，向东至湖北北部、陕西南部以及湖北东部罗田、安徽黄山、江苏宜兴、浙江昌化，最终通过四明山等地到达海岸。从西藏通麦开始，向东南延至云南德钦、泸水、临沧，向东延至越南、老挝北部，而东延至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由海岸线闭合成一个分布圈。”[3]这里说的只是当代野生梅的分布情况，主要见于南方连绵的丘陵、山地，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口相对稀少，在这些范围和边沿地区的平原和农耕区内，梅的分布也应是普遍现象，愈往古代这一情景愈为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大致确认，我国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以东，传统我国南北方分界线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是梅的自然分布区，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无论是考古发现、文献记载，还是如今的栽培现实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在这一范围内，上海青浦崧泽、湖北江陵望山、四川荥经曾家沟、湖南长沙马王堆、广东广州皇帝岗、广西贵县罗泊湾等地两汉以前文化遗址、墓葬考古发掘中都出土有梅核。[4]同期文献信息中，有《山海经·中山经》所说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灵山约当今湖北、河南交界的桐柏山、大别山一带，这正是南方地区的北缘；《神农本草经》称梅实“生汉中川谷”[5]。西汉扬雄《蜀都赋》描写蜀都（今四川成都）的水果“杂以梴橙，被以樱梅”，是沿街植有梅树。大约魏晋时的《广志》记载，蜀地还有专门的梅子制品“䕩”[6]，应是梅的分布和食用十分普遍。另如西汉刘向记载，春秋战国时越国使者“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7]，是说以梅果枝或花枝作为外交礼物赠送中原的梁王。可见在当时的越国，梅作为当地物产代表的果树，已广泛种植采用。东汉末年崔骃《七依》载，当时用大夏之盐、越裳之梅两种远方名产调料烹调食物：“鹾以大夏之盐，酢以越裳之梅。”[8]越裳是交趾（治今越南河内）更南的小国，三国时东吴曾设越裳县，唐时属驩州（治今越南义安省荣市）。所谓“越裳之梅”，指南方极边小国进贡之物，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透过这一说法，可见当时整个南方百越之地，包括今越南中北部都盛产梅子。后世梅有“越梅”之称，多少应与这些两汉传说有关。这些资料信息虽然比较零星，地点也不够具体明确，但从中不难感受到上古时期整个南方地区梅的分布优势。

魏晋以来，随着梅花开始受到关注，有关描写具体生动起来。如陶渊明《蜡日》诗写其九江彭泽居处、谢灵运《山居赋》写其会稽上虞（今属浙江）园墅都有梅花；在都城建康（今南京），梁简文帝萧纲《梅花赋》、何逊《早梅诗》等文人咏梅开始兴起。或者时间更早，如三国时陆凯驿使寄梅、大庾岭梅花“南枝落，北枝开”，还有南朝宋武帝寿阳公主梅花妆的故事便陆续出现。这些江南地区梅花传说的兴起，表明随着晋室南迁、江南开发，南方地区广泛分布的梅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开始带上南国风物标志的意义。

到了唐代，岭南曲江（今广东韶关）张九龄诗中直称梅为“南国树”[9]。相应的描写更为具体，如盛唐诗人张说《幽州新作》：“去岁荆南（引者按：今湖南）梅似雪，今春蓟北雪如梅。”中唐鲍防《状江南·孟春》：“江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白云装梅树，青袍似葑田。”晚唐罗邺《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引者按：泛指今苏南、浙北、浙东地区）免用栽。”浙江新城（属今浙江富阳）罗隐《梅花》诗：“吴王醉处（引者按：今江苏苏州一带）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越州（今浙江绍兴）吴融《旅馆梅花》诗：“为忆故溪千万树，几年辜负雪中开。”这些诗歌作品充分展现了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江南地区梅广泛分布和繁茂生长的情景。

宋以来，随着社会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南方各地的不断开发，更多南方梅产地和相应的盛景进入人们的视野，有关记载和歌咏层出不穷，整个南方地区几乎无处不见梅。北宋苏颂《本草图经》曰：“梅实生汉中川谷，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10]这是古代梅产地最经典的记载之一，前一句是转述《神农本草经》所说，后一句是说北宋当时的情况。襄汉指襄阳、汉中及整个汉水沿线，川蜀是今四川、重庆，淮岭是淮河、秦岭一线，为南北方的传统分界线。江湖指当时的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约当今苏南、皖南、江西、湖南及湖北大部。而以苏州、杭州、绍兴为中心的吴、越本就是著名的梅产区：如此说来，长江中游今川、渝以下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当时基本梅产区。这种情况上古、中古已然，而此后也未改变。

宋元以来，南方外围省区梅的分布情况也陆续得到反映。福建地区，明人廖道南《梅花春意图》是一种宽泛的赞美：“八闽山中梅万株，梅开江上水萦纡。”谢肇淛称“闽、浙、三吴之间梅花相望有十余里不绝者”“皆俗人种之以售其实耳”[11]，则将福建与江、浙相提并论。清谢章铤《王文勤公祠补梅记》：“吾闽之梅，若会城之藤山、连江之青塘、永福之濑溪、崇安之上梅、下梅，盛者不下千百树。”[12]这些记载都较为切实、具体地反映了福建梅的分布盛况。广东属岭南，亦处处有梅，如宋苏轼惠州《残腊独出》诗：“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另如杨万里《自彭田铺至汤田道旁梅花十余里》诗记其由梅州往揭阳途中见闻，写丰顺县北境梅林之盛：“一行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载整个广东的情景：“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在有梅。”[13]广西也复如此。如杜甫《寄杨五桂州》：“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杜甫足迹未及两广，这应只是耳闻；而宋人《摭遗》“广西桂林府满山皆梅”[14]，清雍正《广西通志》称“梅子，各州县出”[15]，正可印证。贵州多山，梅也不少，如明帅机《初入黔界》：“一入黔中路，梅残逼岁除。”[16]仅就清乾隆《贵州通志》所称梅盛处，即有黄平州梅子洞“里中多梅树”、龙泉县中华山“山麓多古梅”等[17]。

南方梅分布最盛的当属云南。云南的大规模开发起于明朝，梅之盛渐见人们称道。如明中叶杨慎《梅花绝句九首》“放歌曾作昔年游，千树梅花滇海头”[18]；清乾隆间罗元琦《入滇沿路梅开似雪，茶花斗艳其间……》诗[19]，晚清牛涛《花马竹枝词》“匏笙芦笛家家吹，白雪梅花处处飞”[20]：都是野生梅的情景。种植之梅，更是随处可见。如清刘大绅（1747—1828）《崇宝山正觉寺看梅花记》载：“吾滇地宜梅，自仙宫佛刹、高门大宅，下至委巷穷檐、荒园闲地莫不有梅。”[21]贵州郑珍（1806—1864）官云南，有“云南梅花不值钱”[22]之句，可见梅在整个云南分布繁盛。据今人考察，云南其境尤其是横断山区仍多大片野梅，品种多样，最具遗传多样性，因而以其为我国梅之起源和自然分布中心[23]。云南自古又多壮硕古树，高大如屋[24]。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梅性不耐严寒干旱，在秦岭、淮河以北生长固然不善，又不习岭南酷热，在江南地区盛夏炎热时也多显蔫腊，树叶枯卷零落，而云南那样的高原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热即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的环境条件与梅的性习应最为适宜。也许云南本就是梅物种的发源地，包括梅之盛布多产的江南地区也只是梅生命繁衍传播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流离飘泊之所，云南高原才是其原始“老家”，在那里梅生得最旺，长得最欢！

西藏东部与云南山川毗连，高山峡谷间气候多样，不少环境适宜梅的生长。但汉文相关记载极少，清光绪《西藏图考》物产部分将梅花与藏杏、藏红花一起记载[25]，具体地点不明。今人著录西藏波密、林芝产梅，“生阳坡杂木林中，或山坡地边，海拔2030—2760米”[26]。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考察报道，波密县通麦一带山坡有大片野梅，分布面积0.7平方公里，树型有小乔木、灌木乃至藤本样，起源不明[27]。这应是我国南方地区梅分布的最西边缘。

作为海岛，我国台湾梅的分布是很明确的，也是较为繁盛的。清康熙《台湾府志》记载，台北淡水河沿岸山谷梅花连绵十余里[28]，今台湾岛仍是国际知名的青梅产地。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气候属于热带，今人论我国梅的自然分布区，多将海南排除在外，不知何据。南宋绍兴名臣李光贬海南，有《海外实未尝见梅，为赋一绝》诗，其中所谓“海外”即指所居海南，是说自己来此没有见到梅花，但同时又有《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令分寄梅花数枝为赋两绝句》诗[29]，是文昌县令派人分赏新鲜梅花。可见梅的分布虽有限，但并未绝迹。另如明《（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万历）儋州志》都记载有果梅或梅花，《（万历）儋州志》则称：“梅，冬初花，二月即熟。”[30]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载：“琼之州，比年梅花六出。”[31]此后，清代海南各地方志有关记载一直相沿不绝，整个古代尚未见任何由大陆携种南来跨海移植的现象。世上事说有容易说无难，根据上述记载，结合古人所传交趾（今越南河内）南“越裳之梅”的信息，海南并非没有梅，只是分布不盛，生长情况与内地大陆有所不同而已，远不足以将其排除在我国梅自然分布区之外。

二、北方地区梅的分布状况

及其历史变迁

梅在我国北方的分布大受其生物习性的限制，主要有两种因素，有必要首先具体明确一下。一是温度。“梅属于亚热带树种”，有一定的喜暖性，“在年均气温16～23℃生长最好”[32]，“一般不能抵抗-15～-20℃以下的低温”[33]。二是水分。“梅是夏湿地带树种，生长季节中需要适度雨量，最好1000mm或稍多，喜空气湿度较大。”[34]我国北方地区大多难以充分满足这两种要求，因而分布也就有限，较之淮河、秦岭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明显稀少，愈向北愈甚。随之有这样两个问题令人至为系心：一是梅在我国北方地区分布的北界在哪？二是这种北界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变化？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属于梅在北方分布范围的核心话题。

（一）隋唐以前“温暖时代”北方梅的分布

近几十年来，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表明，我国秦汉以前、隋唐时期乃至整个上古、中古时期气温较今天偏高，属于我国历史上的温暖和相对温暖时期，而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属于相对寒冷乃至寒冷时期。虽然各家论述细节略有不同，但这一变化大势已成人们共识。在相关论述中，梅与竹、柑橘、荔枝等植物的分布情况都是较为重要的证据。根据这一学术观点，我们首先通过隋唐以前“温暖时代”或“相对温暖时代”梅的生长情况，来把握梅在我国北方地区理论上分布最为广泛时期的情景。

1.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

关于北方诸地梅的分布，有一点必须首先说明。自古以来梅在秦岭、淮河以南的自然分布是肯定的，陕西省秦岭山峰以南今汉中、安康、商洛诸市县传统即属南方，梅的分布毫无疑问，今陕西城固县仍有野生梅的发现。河南、安徽两省黄淮之间自古即不缺梅，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遗址距今7000多年，即发现有梅子。《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棘”“墓门有梅”，说的是今河南周口一线有梅。《诗经·小雅·四月》出于一位从北方赴江汉行役的士人口吻，所说“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应是沿路所见，所说梅也应在秦岭以南的湖北北部、河南西部。西晋潘岳《闲居赋》写其洛阳园墅“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唐代洛阳一线有梅自不待言，即就气候转冷的宋以来，开封、洛阳一线人们植梅赏梅仍是常事，宋徽宗艮岳甚至有“植梅万本”的梅岭之景。明《（嘉靖）巩县志》《（天启）中牟县志》、清《（嘉庆）渑池县志》《（光绪）灵宝县志》等沿黄县区物产志中都记载有梅。直至晚清，《清稗类钞》“河南植物”条仍称：“桃杏李樱梅李枣杮，多而且贱，每斤仅售钱十数文。”[35]所言应是河南中部洛阳、开封一带情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禹州、民权、新郑等地仍是我国淮河以北重要的青梅产地[36]，可见整个河南黄河以南地区梅的分布应是极为自然的。

同一纬度上的山东南部今菏泽、临沂等市县情况也大同小异。《诗经·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在梅”广为人知，说的就是山东菏泽以南有梅。清康熙《曹州志》物产志果类中仍记载“梅，有数种”[37]。《（乾隆）郯城县志》同样在果类中记载有梅。笔者发现，该县“八景”中的“红崖古梅”一景，康熙县志开始著录，当地相传“三百余载花开如雪”[38]，可见梅在这一带的分布也是源远流长。还有《山海经·中山经》所说“多桃李梅杏”的灵山，包括今河南南部山区。这些地域都与《诗经》召南、陈风、曹风所说相接应，处于大致相同纬度区间内。由此可见陕西南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山东省南部，约当两省北纬35°以南地区，应该视为梅的传统自然分布区，古今无异。

2.关中及其他北纬35°以北地区

进一步北上是陕西省的秦岭以北、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山东省的中北部以及其他北方省区包括所有北纬35°以北地区，我们将这一范围视作更为典型的北方地区，重点看看有关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所见这一范围梅的分布信息，按时间先后大致梳理如下。

春秋以前被当代史家一致称作“温暖时代”[39]，此间梅的信息有这样一些：首先是河南安阳殷代墓葬铜鼎中发现梅核，北纬36°09′，这是商朝之事，距今约3200年。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的戈族墓葬铜鼎中发现梅核，北纬34°50′。《诗经·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经常被人们用作秦地有梅的证据，但上古时期的“梅”，并非专称蔷薇科梅，同时还指樟科楠树。汉唐注家多认为这里的“条”即槄，是高大乔木。“梅”与“条”连类起兴，所说应是楠而非梅，应予排除。先秦时期可以视作北纬35°以北有梅分布的文献证据，有《春秋》《左传》《管子》。《春秋》记载，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40]。管仲（前723？—前645？）在《管子·地员》中讲，丘陵、低山“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41]，是说这样的土壤适宜梅、杏、桃、李生长。《左传》记载，晏子与齐景公（前547—前490在位）讨论君臣之间的“和”与“同”时举例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42]此事又见于汉人整理的《晏子春秋》。三种文献所说都是齐国之事，其地相当于今山东省中北部，以山东淄博（北纬36°81′）为中心；其时在齐僖公、桓公、景公时代，约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间。古文《尚书·说命》有“盐梅和羹”故事，通常被人们视作整个商朝用梅的证据。但近年清华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古文《尚书》的伪书性质，“盐梅和羹”这一说法实际应本于上述齐国晏子之语，反映的是春秋齐国的情况。此时整个齐国境内梅的生长和种植应较为丰富，人们注意到梅的生长、分布和果实应用情况，因而在相关文献中再三反映。如果将整个春秋齐国全境都统计在内，则梅的分布会抵达北纬38°沿海，但考虑实际势力范围前后有变化，保守地说，以今山东滨州（北纬37°38′）一线以南比较可靠。

结合上述考古与传世文献信息，可以大致确定：在商周至春秋的“温暖时代”，今河南、山东全境（也许还包括今河北省南端），应是梅分布和应用的中心地区，在我国早期文献乃至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一时期，可说是梅在北方地区文化上最为闪亮的时期。

战国至隋唐时期被史家称作“相对温暖时代”，秦汉以来又多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理论上北方的梅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分布信息转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南朝任昉《述异记》：“邯郸有故邯郸宫基存焉，中有赵王果园，梅李至冬而花，春得食。”[43]所说是战国时赵国之事，虽属传说，邯郸（北纬36°63′）与齐国都城临淄同一纬度，记载有梅也比较自然。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作柏梁台，诏群臣唱和，各道其职掌，太官令称“枇杷橘栗桃李梅”[44]，所说可以视为京城长安（今西安）附近囿苑所植。《西京杂记》记载，汉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紫叶梅、紫萼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七种。但何方所献不明，亦未见关于这些品种的任何后续报道，应是在长安未能正常落地生长繁殖。汉晋间多都邑、地理大赋，极力铺陈物产，唯汉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晋左思《南都赋》、曹毗《魏都赋》举及成都、南阳、许昌有梅，未见任何长安、关中及黄河以北有梅生长的信息，更不待说有盛产迹象。相反，我们看到此间开始出现梅为南方特产的故事和说法。汉刘向《说苑》记载，春秋越国使者“执一枝梅”赠送中原梁王[45]。其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但至少反映汉人有梅为越地特产的意识。南朝《荆州记》记载的陆凯寄梅花给长安友人故事广为人知，陆凯应是三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任荆州行政长官，有朋友路晔（一作范晔）在长安，于是托人带梅花给他[46]。虽然这一故事的文本有分歧，但南人寄梅至长安的传说却是明确的，至少说明当时长安一带梅花稀少。

史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温有所下降，梅的分布应略有萎缩。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种桃”“种李”“种梅杏”诸题，于桃、李、杏都提供了不少品种、产地信息，唯于梅一节在抄录《尔雅》《广志》《西京杂记》有关内容外，只是记载了梅子制作、贮藏之法，并无任何品种、种植方面的具体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以按语的方式从花期、花色、果核、功用几方面讲了一通梅与杏的不同，感慨称：“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为一物，失之远矣。”[47]从下文论述可知，北人不识梅是一个梅文化史的重要现象，北人不辨梅杏，至迟从贾思勰这个时代即成话题。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人，曾在高阳（今属河北）任太守，他对梅的了解应基于其故乡自春秋齐国以来的古老遗风。北魏时南北分裂，贾思勰所说的世人不辨梅杏应是当时北方士人的主流情景，反映北朝时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梅的缺乏。

史家对隋唐时期气候温暖状况的认识高度一致，相关论述较为具体明确，此间各类梅的信息也相对丰富起来，但北方关陇地区及黄河中下游以北梅的明确信息仍很有限。首先是唐西京长安，初盛唐文人多时令应制诗，如崔日用《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奉和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都写及“宫梅”“上苑梅”，张说《奉和圣制春日出苑应制诗》“禁林艳裔发青阳，春望逍遥出画堂。雨洗亭皋千亩绿，风吹梅李一园香”；李白《宫中行乐词》也称“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中唐李端《送客东归》“昨夜东风吹尽雪，两京路上梅花发”。这都表明当时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春日有梅。

两京之外，隋唐之交的王绩有《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诗：“忆我少年时，携手游东渠。梅李夹两岸，花枝何扶疏。”又有《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诗：“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王绩是河东龙门（今山西运城河津，北纬35°60′）人，他所忆故乡的梅树中，河岸所见应是自然生长。同样的情形又见于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此诗是乐府风格，不能即认作写实，我们还是勉强拉来以诗证史，认其故乡有梅。王维家在河东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蒲州），与王绩所说邻近。晚唐李商隐也曾在附近的河中府永乐县（治今山西芮城县永乐镇）短暂居住过，其《小园独酌》中“柳带谁能结，花房未肯开”“年年春不定，虚信岁前梅”[48]等语，也是这一带有梅生长的信息。李商隐还有《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诗，扶风在渭水北岸，今属陕西宝鸡市，北纬34°37′。这都是唐人所写地点可考、纬度较高的梅花实景。

此外，中唐诗人王建《塞上梅》诗说：“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殁汉使回，前后征人惟系马。日夜风吹满垄头，还随垄水东西流。此花若近长安路，九衢年少无攀处。”王昭君由长安出塞与匈奴和亲，怎么走也不会途经新疆天山，此诗是典型想象感慨之辞，不足据信为实。古诗中边塞梅花的想象全出汉魏古乐府《梅花落》，其曲本为军中横吹之声，反映出征将士辛苦生活。后来边关思乡之情多以笛曲、角曲《梅花落》寄托言情。高适《塞上听吹笛》所说就是这种情景：“云静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而唐代诗僧皎然《塞下曲》中说：“寒塞无因见落梅，胡人吹入笛声来。”[49]梁去惑《塞外》说：“塞北长寒地，由来（少）物华。不知羌笛里，何处得梅花？”[50]可见早在唐代，人们就对边塞“梅花落”是否实有其景深表怀疑。

尽管史家都确认隋唐气候明显偏暖，但唐人心目中，梅为南国之花、江南之景的感觉和印象也更胜前朝。如张九龄《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诗，不仅称梅为南国树，还欲折寄长安兄弟：“离别念同嬉，芬荣欲共持。独攀南国树，遥寄北风时。”前引晚唐罗邺《梅花》诗在赞扬江南梅盛“越溪吴岭免用栽”之后，接说“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都可见北方梅花的稀缺，更不待说有南方那样广布繁盛的景象了。

综合上述各类信息，为隋唐以前漫长“温暖时代”梅的分布勾划一个北方界线。在东部为春秋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一线为中心，最北至今山东滨州（北纬37°38′）一线，向西则是殷商故都（今河南安阳）、战国赵国都城邯郸、唐河东道南部（今山西运城河津市）、陕西咸阳泾阳县划一条直线，以纬度计算则是山东北纬37°38′、河北河南止于北纬37°、山西35°60′、陕西34°50′沿线，这是我国上古、中古“温暖”和“相对温暖”时代所见梅分布的北界。当时这一线的梅应主要是自然分布所见，因而可以视作我国梅自然分布最广泛时期可考的北方界线。这条线微呈东北、西南走向，在东部近海明显偏北，春秋齐国梅分布最盛或可将今山东北部全部计入，而一路向西则要逐步偏南一些。这应与我国降水的东西差异有关，梅的生长需要适度的雨量，喜欢湿度较大的空气[51]，我国地理条件西北降水偏少、东南偏多，愈趋东南愈易满足这一条件，梅的这一北方分布界线也正呈现这一自然、合理的走向。

从上述信息也不难看出，在这一北界以南，秦岭、黄河以北地区，梅的分布也十分有限，除今山东中北部的春秋齐国外，没有丝毫繁盛迹象可言。即就气候温暖十分明确、北方梅分布信息较为丰富的唐朝，京城长安曲江慈恩寺杏园“十亩开金地，千林发杏花”（陈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刘禹锡笔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满观如红霞”（《再游玄都观》），都是确切的桃杏盛况，而梅花却未见有地点明确的类似盛景。是隋唐“温暖时代”关中有梅，北方有梅，但与后世一样，未见有明确规模风景，更不用说“江南此物处处有”（赵蕃《次韵斯远折梅之作》）那样的繁布景象。不仅是唐朝，上溯战国以来，整个秦岭、淮河以北地区，都未见明确的分布盛况。

（二）宋元以来“寒冷时代”北方梅的分布

史家公认，宋元以来较之隋唐以前气温明显走低，称为“相对寒冷时代”；明清时期情况更甚，堪称“寒冷时代”。[52]理论上梅的分布范围随气温下降应有明显萎缩，今人自然多有这样的理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就北方各省区古代地方志的记载，并参合一些其他文献资料，梳理梅的分布情况，探讨此间梅在北方分布的极限。笔者认为，在古代社会生产条件下，以生产果梅为目的对梅生长过程进行人工干预如选育、特护、促进栽培等可能性不大，地方志中的果梅信息虽多未明确是自然生长还是种植生产，但至少可以反映当地具有梅露地正常生长的自然条件，因而用作梅自然分布的主要依据。北方各省区中，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方志未见任何梅的记载，新疆方志所说酸梅是李树品种[53]，辽宁、宁夏有梅信息，但或为杏梅之类品种，或只见花梅；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则都明确有果梅。我们从东到西一一梳理展示。河北省南与河南、山东相接，纬度较高，南北跨度大，作为梅分布纵向北伸的坐标轴重点追踪。

1.山东

山东南部地区属梅的传统分布区，北上至今山东中部的烟台、青岛、淄博、济南（北纬36°55′）、聊城（北纬36°45′）一线，《（康熙）莱阳县志》《（乾隆）海阳县志》《（民国）临淄县志》《（崇祯）历城县志》《（道光）济南府志》《（康熙）齐河县志》《（康熙）阳谷县志》记载有梅，且大多果梅、花梅并载，果类中不少同时记载杏梅、李梅、桃梅之类别种，另有一些单独记载花梅。《（康熙）邹平县志》物产志只记载花梅，其他门类中有多种资料表明境内多梅花分布。《（乾隆）淄川县志》花类梅与蜡梅连载，所指应是梅花。上述山东中部地区，不仅是地方志，即就文人生活中也不乏植梅营景的风雅之迹。如淄博、济南间的邹平，《（嘉庆）邹平县志》不仅记载果梅，还记载明万历间县西山退隐之士营鲁泉山居，“四面山光绕于座上，松梅杮杏几万株，四时花开香盈山谷”[54]。晚明人所造河湄园有红梅岭，“岭多红梅”[55]。进一步向北至德州临邑县（北纬37°19′），明《（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正德）十年冬十月，德平县（引者按：治今山东临邑县德平镇）李梅实。”[56]清《（同治）临邑县志》物产志仍记载果梅，与杏梅并载，显然指梅[57]。但这一带应是梅分布的北界，梅之有无几微之间，情况较为微妙。紧邻的平原县，《（乾隆）平原县志》即称：“梅，根生者率养盆中，植地则死。其在地而繁盛者，皆可以桃、杏接成。”[58]是说梅无法露地生长，能生长的都是由桃、杏嫁接而成。梅自然分布的北界应在这一带以南，大约即济南、淄博一线即北纬37°线左右，最北不过临邑所在的北纬37°19′。

2.河南

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有关记载较多。宋末周密《癸辛杂识》：“北人言河北惟怀、孟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59]元初耶律楚材《王屋道中》《过覃怀二绝》回忆和描写怀州武陟一带梅花：“行吟想象覃怀（引者按：指怀州尤其是武陟一线）景，多少梅花坼玉溪。”[60]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孟州治今河南孟州南，这里太行山障其北、中条山屏其西，形成一适宜梅生长的特殊环境，因而梅的分布较为多见。耶律楚材故乡河南卫辉，《（万历）卫辉县志》记载耶律楚材故居有梅溪。元王恽是河南新乡人，《食梅子有感》诗回忆“稚岁食梅矜行辈，并拨连挥嘬长喙”[61]，是其故乡有梅。元世祖至元间（1264—1294），王旭《梅园杂集序》记载：“安阳许氏园有梅一株，岁暮方盛开，余与诸君携酒造其下，攀枝嗅蕊，恍然如良朋久别而忽相遇也。”[62]元朝后期的许有壬，河南汤阴人，晚年退居安阳，与兄弟、儿子有《月下观梅》《忆梅》等诗写及城西别墅圭塘的梅花。其子许桢有“河北高寒少见梅，年年吾圃有花开”，其弟许有孚有“为忆圭塘四树梅，不知别后几枝开”之句[63]。附近几县也复如此。明《（嘉靖）濮州志》《（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嘉靖）范县志》《（民国）清丰县志》物产志果类中都记载梅，《（崇祯）汤阴县志存》记载有花梅，这都是河南最北部安阳一带宋以来一直有梅分布的有力证据。

3.山西

山西可靠的梅信息见于南部今运城（北纬35°02′）、临汾（北纬36°09′）所属诸县市范围。属于运城，明《（嘉靖）荣河县志》（今万荣县）、《（康熙）绛州志》（治今新绛县）、《（乾隆）新修曲沃县志》都记载有果梅、花梅。北上临汾，金李俊民《晋桥梅月》诗序称：“府西南二十五里，有县曰襄陵，北门外有桥如虹，左右皆梅圃。”诗道：“嫩寒篱落似江村，雪里精神月下魂。”[64]府指平阳府（今临汾）。金襄陵县治在今临汾南的襄汾县襄陵镇，“晋桥梅月”为“平阳八景”“襄陵八景”之一，可见风景之胜，而梅是其中核心内容，应有一定规模。这些梅的分布地与唐代王绩、李商隐等人诗中所言山西南部的信息基本叠合，都在北纬36°以南汾河下游地区。

4.陕西

陕西关中的梅主要见于渭河两岸。如北宋郑獬《和汪正夫梅》：“好花赋与本天才，料得灵根天上来。应为长安恶风土，故教北地不栽梅。”[65]苏轼《次韵子由岐下诗·杏》：“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自注：“关中地不生梅。”[66]今人多举为宋时关中无梅的证据。其实同是在长安，苏轼《中隐堂诗》咏友人别墅花木：“二月惊梅晚，幽香此地无。依依慰远客，皎皎似吴姝。不恨故园隔，空嗟芳岁徂。春深桃杏乱，笑汝益羁孤。”[67]是梅花少、花期晚，而并非没有。元骆天骧《（元贞）类编长安志》记载，中书丞相胡恭范“年老致仕，于杜曲求田买舍，植栽梅竹，引泉凿池，葺治宾馆亭台，以为幽栖之所”[68]。明崇祯鄠县（今户县）县令张宗孟《重建渼陂记》载：“环浚鱼池，阔五丈，与堡濠通。鲭鲤鳣鲔杂畜其中，置小船以利涉而资钓。间植桃李、梅杏、榆柳、柏桧之属，数年后松涛篂韵相映参差，不恍然旧胜之犹存乎？”[69]清《（康熙）鄠县志》物产果类中记桃杏李梨栗之类，花类中说“梅有数种”[70]，应即是渼陂这类景点所植品种。记载花梅的，还有明《（嘉靖）重修三原志》、清《（乾隆）凤翔府志》《（乾隆）合阳县志》《（民国）邠州县新志稿》。不仅是花梅，果梅也有记载。《（乾隆）西安府志》记载果梅，尚是沿《西京杂记》所说。而明《（嘉靖）醴泉县志》《（崇祯）醴泉县志存》物产果类中均有“桃、杏、李、梅”[71]，《（民国）临潼县志》所载果梅都比较属实。合而观之，陕西关中地区的梅主要见于北纬35°以南的渭水两岸，以花梅为主，也有果梅记载。

5.甘肃

甘肃梅的信息极为罕见，零星记载高度集中在东南部与四川、陕西接壤的今陇南、天水（北纬34°58′）、庆阳三市。北宋后期陕西人李复有《依韵和秦倅陈无逸观梅》：“渭水冰消意始回，肌肤玉雪本仙材。江南气暖常先见，陇坻山寒不易开。二月莫伤春色晚，一枝岂待岭边来。风光切莫轻流转，未放悲云画角哀。”[72]秦倅指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通判，是宋时天水一带有梅。《（民国）天水县志》物产志记载：“梅，一名红梅，又名酸梅。”[73]这是明确的果梅，红梅名称与川西称梅子为红梅相近。其他则都是花梅，《（乾隆）甘肃通志》记载：“梅花（出文县）。”[74]《（光绪）文县志》也明确记载这一点。文县为甘肃最东南，与陕西汉中同在北纬33°。《（乾隆）两当县志》记载境内罗园有红梅[75]。两当县属嘉陵江上游，东与秦岭相接。《（光绪）重修通渭县志》也记载有红梅。上述记载多见于北纬35°以南，较之陕西又偏南一些，正是东北、西南走向分布线的延伸。在甘陕之交的合水县，《（嘉靖）庆阳府志》记载该县“八景”中有“梅岸冬香”，流水名“玉梅川”。方志编修者因地名、景名推测这些“或当时是川多梅，而因以命之也”。[76]这里虽纬度偏高，近北纬36°，但属泾水上游水系，生态环境或与渭水流域两岸接近。这里虽有梅生长的记载，但没有果梅分布的确切信息，从严处理，只能忽略不计。

6.河北

河北（含今京、津）南接河南，东南与山东毗邻，境内大部地处华北平原中心，濒临黄海、渤海，降水和河流分布在北方地区较为优越，水土条件较利于梅的生长。河北南北跨度大，南端大约北纬36°稍北，由此向北就其境内梅的分布细加挖掘梳理，有助于弄清梅自然或露地生长与传统经济种植分布北向延伸的极限。

首先是今河北南部邯郸、邢台所属市县，南与河南安阳所属地区相接，东与山东聊城所属州县和德州市南部州县毗邻，梅的分布情况可与同纬度山东境内相参照。邯郸所属县市，由南向北，《（咸丰）大名府志》《（民国）大名县志》《（康熙）元城县志》《（同治）元城县志》《（光绪）临漳县志》《（康熙）魏县志》《（雍正）魏县志》《（康熙）馆陶县志》《（民国）馆陶县志》《（同治）肥乡县志》《（民国）肥乡县志》《（顺治）曲周县志》《（乾隆）鸡泽县志》都记载果梅，大多兼载花梅。其中肥乡县志记载康熙间乡贤李愫隐居县西，足不入城市，“性嗜梅，故号万梅老人”[77]，是果梅量大。这些都可见明清时期邯郸一带梅的分布普遍，种植生产较旺。

北上邢台（北纬37°07′），情况开始变化，远不似邯郸属县那么统一。《（嘉靖）威县志》《（万历）广宗县志》《（乾隆）邢台县志》《（嘉庆）邢台县志》记载果梅，也有花梅。这三县都与邯郸属县紧邻，因而情况接近，而其他县的记载就多有模糊和分歧。邢台南和县是大唐宰相宋璟故里，宋璟以铁心石肠作《梅花赋》著称，明万历间地方官创建梅花亭以为纪念，成“梅亭香雪”一景，为县中聚游、送别之所[78]。然而康熙、乾隆、光绪《南和县志》物产志果类中无梅，花类中有蜡梅。县人周鐈《梅花亭怀古》：“梅花亭左西郊路，行人送别此中住。不见梅花傍古墙，惟有明月来高树。”[79]是这一人为名景也不常有。同在邢台东的清河县，同治、光绪、民国县志也只记载称作刺梅的蔷薇和称作五香梅的杏而没有梅。邢台东北的南宫县也复如此。《（嘉靖）南宫县志》记载“多梅桂（引者按：玫瑰），多五香梅，黄次（引者按：刺）梅”，就是这些以梅为名的花卉反复出现，却不及梅花。不难看出，邢台同一纬度及以南有梅，而邢台以北，大约北纬37°以北，梅的分布已十分困难。

进一步向北，今衡水、沧州一线已明确无梅的记载。宋人家铉翁，宋亡时出使元营被拘，居河间（今属河北）多年；其《雪中梅竹图》诗序称“古瀛之地不产梅竹”[80]，《题梅竹图》说“是邦无梅竹”[81]，说的就是瀛州（今河间一带）的情况。地方志所见果类杏梅、梅子等名目都是杏之别种，花类刺梅、五香梅等则是蔷薇、玫瑰、杏之别名或别种。这种情况与邢台北诸县情况基本一致，且更为鲜明。

而经过这一空档区后，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今石家庄周边地区的《（嘉靖）藳城县志》《（崇祯）元氏县志》《（康熙）藳城县志》《（康熙）晋州志》《（康熙）灵寿县志》《（乾隆）元氏县志》《（乾隆）新乐县志》《（同治）灵寿县志》《（民国）井陉县志》物产志中都有果类“梅”的记载，数量并不算少。笔者认为，这些不能作为这些地方有梅分布的证据。理由有四：（1）记载果梅的地方一般也会在花类中记载梅花，而这些州县志无一在花类中出现梅花，显然所说梅未可即认其指传统梅树。（2）所见记载都是单字名称，与桃、杏、李连称，应属连类书写，未必经心。如《（康熙）晋州志》“桃、杏、李、梅、梨、枣”连举[82]。《（民国）晋县志》物产志较详，也沿袭这一顺序，于它物均增入品种详细说明，而于梅仍只单列一字[83]，可见实际并无种植信息。（3）北方地区广泛出现的“杏梅”，在河北北部、京津地区多见称作“梅子”。如《（康熙）畿辅通志》：“梅子，本杏属，土人呼曰梅杏[84]《（民国）高邑县志》：“杏，初结实色青，熟则色黄，或称黄梅，亦曰梅子，多食伤心。”[85]梅、杏、杏梅三者称呼常被混淆，很容易给人当地产梅的印象。（4）上述州县后出志书中，即有明确指出旧志记载谬误的。如《（乾隆）正定府志》：“至若栾城之志茉莉，赞皇、正定之志梅花，原非所有，殊周官辨物之义，此类概删之。”[86]《（光绪）新乐县志》果类也记载有梅，但明确表明：“但出于南方，非本地产也，旧志有之，姑照旧登载。”[87]或删去相关内容，或出以专门交代，总指明境内梅子无产。

总结河北境内的情况，梅的自然分布应止于邢台（北纬37°07′）一线。以南普遍有果梅种植，应是梅自然分布可及至少是露地正常生长的范围。这种情况与相邻的山东境内基本一致，充分显示北纬37°应是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东部地区梅自然生长与经济种植分布的北方极限。

根据上述各地信息，总结宋元以来“寒冷时代”北方梅的分布，勾勒其北界。山东德州临邑县（北纬37°19′），是东部滨海地区梅分布的北界；河北的邢台市（北纬37°07′），乃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梅分布的北界。山西境内的梅都在临汾（北纬36°09′）以南，陕西关中地区的梅主要见于北纬35°以南的渭水两岸，甘肃的梅则以天水（北纬34°58′）为北界。这些点连接起来，就是宋元以来梅分布的北方界线。

（三）“温暖”与“寒冷”时代梅分布状况的前后比较

将上述“温暖”“寒冷”前后两大时代北方界线做一对比，会发现两者基本叠合。从今山东半岛威海、烟台出发，沿北纬37°线向西，最北在山东滨州（37°38′），至河北邢台（北纬37°07′），越过太行山则向南至临汾一带北纬36°以南，向西越过黄河则是北纬35°线以南的渭水两岸，直至甘肃天水（北纬34°58′）一线，这是我国古代梅自然分布的大致北界，前后没有明显变化。这其中唯一可以称作变化的唯东端山东境内，唐以前尤其是春秋以前“温暖”时代的北界在滨州一带，甚至更北一些，而宋以来“寒冷”时代的北界是临邑（37°19′）一线，南北差距不足一百公里，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这是我国梅自然分布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北界。

这一考察结论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当代史家论述历史气温变化，多引宋以来梅分布范围缩小种种说法作证据，但研究者于前期分布范围分析不够，于后期多只取一些泛泛言谈，未及深入考察各地方志的具体记载。也许隋唐以前尤其是春秋以前“温暖时代”北方气温较宋元尤其是明清“寒冷时代”确实偏高，梅在北方许多地方可以生长无碍，但迄今隋唐以前各类出土文物的梅子报道最北也只在北纬36°09′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新疆境内出土的唐代酸梅都是李的特殊品种。在我们上文勾勒的分布北界以北，无论出土文物还是文献信息都没有关于梅生长的任何确切证据。这是北方地区史实可考的梅的分布状况，至少就分布范围言，唐以前与宋以后并无明显变化。

（四）北方梅的衰落

上述论证充分表明，战国以来梅在北方的分布有限，实际可考的分布范围前后变化也有限，而宋元以来却有不少信息显示，北方地区的梅仍有明显的衰落之势。如山东平度，明《（嘉靖）山东通志》载其境内“公沙山……有坡名荆，旧有梅花，至今传以为异，邑人状景曰‘荆坡雪梅’”[88]，是说旧时有梅，明朝已成传说。另如山西襄陵、曲沃，明中叶《（成化）山西通志》《（嘉靖）曲沃县志》记载有“晋桥梅月”“济溪梅月”名胜[89]，而后世虽增复旧制，却无梅可观。再如甘肃庆阳合水县，明《（嘉靖）庆阳府志》记载县东三十里玉梅川有“梅岸冬香”一景，而当时只能遥想最初“是川多梅，而因以命之也”，修志当时梅早已“不存”[90]。显然这些原本多为自然分布、应有一定规模的梅景都已逐步消失，可见宋以来北方不少地区梅的分布应在不断的萎缩和衰落之中。

究其原因，史家所说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较之隋唐以前气候转冷。冬季月平均温度尤其是最低温度走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笔者以为，纵然如史家所说明清时期较温暖时代年平均气温下降2℃，根据竺可桢先生的计算方法，冬季最低气温也只下降3～5℃[91]，对梅的实际生长影响应该有限，至少并不十分要害。梅在北方的衰落，下述两个原因也许更值得注意。

1.北方生态环境退化尤其是水资源萎缩的影响

关于我国生态环境不断衰退的情况，史家不乏论述，这其中唐宋以来北方的情况尤其明显。笔者曾专题梳理过我国芦苇资源的历史演变，宋以来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北方地区芦苇资源不断萎缩。芦苇是亲水植物，分布状况依赖水资源的丰富，北方芦苇分布的逐步减少就在于北方地区河流、湖泊、沼泽等水资源的不断萎缩乃至消失[92]。梅不似芦苇那样亲水，不耐水涝，但梅树的水分疏导系统不够旺盛和协调，需要一定降水量和较强空气湿度的环境滋润。我们看到宋以后黄河以北地区梅的生长，在关中地区主要集中在渭水两岸，在山西高度集中在晋西南汾河、涑水河下游与黄河交汇的三角平原，在河南是人们艳称“山水清远似江南”的黄河北岸怀、孟州，都是河流沿线土壤水环境较好的地区。在河北、山东，梅的分布之所以较中西部地区稍向北延伸，应与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近海降水较多，河流、湖沼水资源状况良好，空气湿度较大有关。宋以来北方地区生态状况逐步退化，冬春风沙、干旱状况逐步加剧，对梅的生长应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宋人郑獬《和汪正夫梅》说“应为长安恶风土，故教北地不栽梅”；欧阳修《和对雪忆梅花》说黄河沿岸“惜哉北地无此树，霰雪漫漫平沙川”，黄沙漫地而梅树不见；清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说河南“梅最难活，盖缘大梁近河多风，土性斥卤之故也”[93]，所谓土壤卤性是长期干旱蒸发，土壤盐碱量增加。这些都充分显示，北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衰萎给梅的生长带来的消极影响。

2.人类活动的“抑制分布”

所谓“抑制分布”，是指人类农耕生产、采集、狩猎等活动“达到一定强度，就会缩小生物存在的空间”，生物的自然分布“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的抑制”。[94]具体到梅在北方的分布，又有两种情况。一是随着人口增加，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对梅的自然生存空间必多侵占和挤压。二是梅在北方不具生长优势。如明人李梦阳《谷园二月梅集》所说：“江南梅花苦繁剧，江北有梅花不肥。”[95]《（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兹虽限于风土异宜，然亦有浆水、香梅二种，其实大如杏，而味亦孔嘉，但其树婆沙不甚苍古峭直耳。”[96]北方传统分布区内虽可种植，但生长不旺，经济和风景效益都很差，影响人们的种植积极性，栽培分布也就自然减少。上述两种情况又常纠结叠加，尤其是入清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膨胀，粮食生产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梅，即就在北方生长状态较好的桃、杏之类，种植数量都在不断减少。笔者在陕西地方志中，不仅发现梅的迹象很少，并桃、杏、李的种植生产信息也十分罕见。在这样的情况下，留给梅的种植生存空间就会更为有限。这是宋以后北方地区梅生长状况的一个基本趋势。

上述两方面的影响虽然都是潜在和缓慢的，但却是实实在在而又不断增强的。给梅的分布带来的影响主要应不是自然分布或露地正常生长范围的缩小，而是实际生长和种植数量的不断减少，使梅在北方的身影越来越稀少罕见，人们对北方少梅或无梅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乃至强烈。

（五）北方地区杏梅等特殊品种与梅分布情形的复杂化

梅的分布还面临一些特殊品种问题。北方地区地方志中经常记载杏梅、桃梅等品种，它们介于梅与杏、桃、李之间，常被人们也视为梅，至少称作梅。前言今石家庄周边诸县明清方志中记载的梅与梅子就多属这种情况，名称的模糊交叉使梅的分布情况复杂起来。我们重点看看杏梅的情况。

杏梅出现较早，南宋范成大《梅谱》即记载一种果色似杏斑斓，花色淡于红梅的杏梅。同时《（嘉泰）会稽志》记载越人“谓杏为杏梅”[97]，是对杏的一种地方别称。明文震亨《长物志》记载“梅接杏而生者杏梅”[98]，则又是梅杏嫁接而成。这都是南方的情况，表明作为品种名称较为复杂。北方地方志记载主要有两种：一是梅与杏、桃嫁接所得。如《（民国）昌黎县志》：“榆梅、桃梅、杏梅，北地无梅，故用榆、桃、杏等树移接之。”[99]二是明确归为杏的一种。如明《（万历）兖州府志》：“梅杏，实小而酢。”[100]清《（乾隆）沧州志》：“杏，又有杏梅，后熟，味酸。”[101]指明果实偏酸，介于梅杏之间。前者只是嫁接观赏，并无植物性状上的改变，不具品种意义。后者应如当代果梅专家所说“很可能为梅与杏或山杏等的天然杂交种”[102]，归属较为复杂，是讨论北方地区梅分布必须面对的情况。

在我们前述北方地区梅分布区内，这种出于梅杏天然杂交，果实性状介于梅杏之间的杏梅几乎无处不有，在山东、河北（含京津）、山西等地，这类杏梅的分布要远多于普通梅树，名称也有杏梅、梅杏、梅子等不同说法，分布范围更是远远突破上述梅分布的北界。如《（康熙）畿辅通志》即记载：“梅子，本杏属，土人呼曰梅杏。”[103]除北京地区外，山西《（康熙）临晋县志》亦记载有一种梅杏，“比常杏差大而美，五月始熟，味甘带酢”[104]。《（雍正）重修太原县志》《（道光）太原县志》《（光绪）定襄县补志》、辽宁《（民国）盖平县志》记载的杏梅，《（民国）锦县志略》《（乾隆）天津府志》记载的梅杏，《（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杏下记载的杏梅，还有河北中北部不少方志记载的杏梅、梅杏、梅子，都应属于这类品种。同样的情况还有李梅，如《（康熙）莱阳县志》所载[105]，北方地方志中记载的桃梅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果将这些品种的分布都计入北方梅分布的范围，那格局就会大为改变。

根据今人的研究，梅与杏的关键区别在果核的表面纹样：“果核（内果皮）表面有蜂窝状小凹点，这是梅的种型典型特征。”[106]想必这些杏梅品种中应有一些符合这一条件，完全可以作为梅的品种来统计。今北方地区山东、河北、山西、辽宁等地植梅，除域外引入的美人梅等耐寒品种外，露地种植大多是这类杏梅系品种，果梅生产尤其如此。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其中确认符合梅果核性状的品种视作梅，对梅的栽培分布范围重新考量。但遗憾的是，虽然北魏《齐民要术》早就有梅核有细文，杏核无文的辨别之言，而地方志对于梅、杏从未见类似果核性状的观察记载，也就失去了判其是否为梅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虽然土俗方言多直称这类品种为梅，但方志编修者一般多严守传统梅的标准，只认今人所说真梅系的品种为梅，而将这类似是而非的梅树仍归为杏、李之属，不因这类特殊品种的存在而视作当地产梅，不因这种杏梅在长城内外的分布而视幽燕、冀中乃至塞外、关东之地为梅产地。笔者这里所论梅在北方的分布状况，也严守这一传统梅品种的纯粹性，未将杏梅之类品种的分布情况计入北方梅自然分布的范围。

三、梅分布状况相关的文化现象

图2 戚永安摄

从上两节考述可见，梅的分布有着鲜明的区域差异，江南地区分布较盛，而秦岭、淮河以北渐见稀少，渭水、黄河以北更是少见，且宋以来整个北方地区都有一定的衰落趋势。这样的历史分布格局对人们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影响，使相关的生活内容、情趣世界带着不同区域自然环境气息，展现着南北不同的文化风情。

（一）梅文化的南方性

梅分布的南方性决定相应文化发展生机、特质的区域优势，使梅文化的物质生活内容与精神意趣风格都带着鲜明的南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物质资源、生活风习的南方性

首先是生物资源分布及相应的生活风习，这是梅文化的物质生活基础。对于南方地区梅资源的普遍性与丰富性，前面论及已多。资源优势必然反映为生活应用，梅在南方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贡献良多。梅是南方民众喜爱的水果，食用、药用十分普遍，相应的生产供应也就比较兴盛。《新唐书》最早记载两处向朝廷进贡“梅煎”（梅饯）之地，一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另一是成都府[107]，都深处南方。入宋后，南方以产梅著称的地方频频见诸人们的记载和歌咏，笔者曾就42个古代规模梅景进行统计，都以产梅子为主，其中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有35个，淮南3个，岭南2个，西南地区1个，都属于南方地区[108]，以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最为密集。而整个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没有任何类似知名产地。直至民国《杭州府志》仍记载“乌梅为富阳专产，远市西北，云疗马疾”[109]，是西北地区所需梅子要依赖遥远的浙江供应。魏晋以来，“望梅止渴”“黄梅雨”“青梅煮酒”等掌故，还有饮料中的酸梅汤，明清生活百科著述中种种梅子、梅花腌制和烹饪方法都出于南方地区[110]，反映的主要是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江南民众的生活风习和经验。

南方尤其是江南梅花风景极为普遍，早春赏梅之事十分活跃。如唐人孟琯《岭南异物志》：“南方梅繁如北杏。”[111]宋人赵蕃《次韵斯远折梅之作》：“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仍山颠。”[112]元人王冕《素梅》：“十月中原风景别，寒冰如地雪漫天。相逢尽说江南好，处处梅花压酒船。”[113]明人杨士奇《送外甥周丹元》：“梅花自是江南物，但看梅花即故乡。”[114]张宁《梅南序》：“今大江之北，植梅渐寡，迤逦而无。惟江南丛生衍发，弥满林薄。”[115]清人钱谦益《题画四君子图·梅》：“梅为南国花，寒香绝沙漠。”[116]朱颖《探梅》：“雪后江南路，幽寻处处妍……青驴停得得，香雾白云连。”[117]沈周《次天全翁雪湖赏梅》：“少在城中多在乡，寻梅犹抵候朝忙。新诗似与梅相约，诗到成时梅恰香。”[118]其中或艳说江南梅花之繁，或径称梅为南国之花，或细道江南探梅盛游之乐，都显示南方梅花风景的繁盛美妙与人们花季游赏的习俗爱好。上述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应的生活风习，既是传统梅文化繁荣发展的题中内容，更是相应精神活动源源不断的生活源泉。类似的情景，在秦岭、淮河以北尤其是梅花比较罕见的渭水、黄河以北地区，是无法想象的。

2.文化创造群体的南方性

正是物质资源和生活风习的客观优势，使梅文化创造的精英群体也有着鲜明的南方性。好梅爱梅之士多为南方人，以梅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梅相关的人物掌故多出南方，或以南方地区为盛。南宋刘辰翁《梅轩记》总结当时江南人士多以梅为雅号别称的现象：“数年来，梅之德遍天下，余尝经年不见梅，而或坡或谷或溪或屋者，其人无日而不相遇也。”所谓“德”即指以别号雅称寄托自己的品德理想，南方士人多雅称梅坡、梅谷、梅溪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进一步指出：“物莫盛于东南，而其盛于冬者以其钟南方之气也。故梅尤盛于南，而号之者皆南人也。是其盛也，地也，号之者亦地也。若出于关陇也，而亦号之，则异矣。”[119]南方盛产梅，所以南人与梅亲，以梅为号者多。类似情况不只是南宋，考诸宋以下历朝各代，莫不如此。

梅文学艺术创作者中南方人占了绝对多数。清人童翼驹《墨梅人名录》实收墨梅画家130人，籍贯与主要生活地失考者21人（高丽1人），明确可考者南方100人，占77%。明确可考者中，又以华东地区浙、苏（含今上海市）、赣、闽、皖五省依次为多，五省合计88人，占68%；北方共8人，只占6%。清康熙《佩文斋咏物诗类》第297卷收清以前咏梅诗人125人，籍贯南方或明确生活于南方共94人，占75%，其中浙、苏、赣、闽、皖合计82人，占66%；而北方只29人，占23%。其中成就突出的诗人、画家，更是多出南方。如南朝的鲍照、何逊最早以咏梅著称，虽祖籍山东，但生活在南朝。宋代“梅妻鹤子”、开创“疏影横斜”之美的林逋，墨梅祖师花光仲仁，以诗词揭美梅花品格、气节、神韵著称的苏轼、陆游、姜夔，著录梅花品种的范成大，以及元代墨梅大家王冕、清代画梅成就突出的“扬州八怪”、晚清民初画梅巨擘吴昌硕等梅文化的关键人物，都是南方人，而以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为主。类似的北方人士难得一见。

北方士人中公认与梅品格气节最为契合的是盛唐宰相宋璟（封广平郡公），晚唐皮日休称其“贞姿劲质，刚态毅状”“铁肠石心”而作《梅花赋》[120]。后世人们咏梅颂梅多引为掌故，以为“梅花高绝，非广平一等人物，不足以赋咏”[121]。宋璟是河北邢台南和人，根据我们前面的考述，这里是梅分布的北部边缘，梅景远不称盛。颜真卿《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记载，宋璟年轻时有两篇作品为相国苏味道赏识，“作《长松篇》以自兴，《梅花赋》以激时”，“《赋》嗤梅艳，《篇》美松长”。是一诗一赋，诗篇赞美松树，托物自喻，而赋作讥笑梅花，借以讽俗。皮日休从文风着眼，也说宋璟《梅花赋》“不类其为人”。遗憾的是原作失传，元以来所传宋璟《梅花赋》完全一副南方山野隐士的心态口吻，出于后人伪托[122]。相关传说包含误解，事实是宋璟并不看好梅花，视梅花为松树的反面，借以讽刺官场上的奴颜媚骨，这种态度更符合宋璟这个北方士人的身份和看法。而同时岭南人张九龄《庭梅咏》则感慨“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同为开元名相，表达的却是对梅花孤危处境的同情和对其岁寒不移品性的肯定。这是典型南方士人的立场和感想，也是那个时代只有南方士人才能达到的“审梅认识”。

3.梅花精神意韵的南方性

纵览南北朝以来人们相关欣赏热情和审美认识的发展，对梅花形象特质、精神意趣的感应和把握、发现与塑造，都离不开南方更确切地说是江南，离不开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乃至社会氛围的酝酿和促发。

其中最鲜明的莫过于对梅花时令、季节的认知。梅花开之早为百花先，但由南而北花期渐次有先后，所属季节南北不同。在南方，南朝诗人笔下所写就多雪中之梅。如何逊《咏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冲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吴均《梅花落》：“终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流连逐霜彩，散漫下冰澌。”唐宋时期更是如此。如唐杜甫三峡夔州《江梅》诗“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元稹《寒》“江瘴节候暖，腊初梅已开……扣冰浅塘水，拥雪深竹阑”；韦同则《仲月赏花》“梅花似雪柳含烟，南地风光腊月前”；宋人宋祁《南方未腊，梅花已开，北土虽春，未有秀者，因怀昔时赏玩，成忆梅咏》“江南寒意薄，未腊见梅芳”等等，都是说南方尤其是江南梅开时间之早，多腊间春前开放，与岁寒风霜冰雪可接迹相伴。而在北方，即便只是黄河沿岸，梅纵然仍是迎雪而开，但季节多已属仲春以后。即便在唐朝那样的“温暖时代”，北方长安、洛阳二地的赏梅时间，也都明确定位在春天，如唐太宗《于太原召侍臣赐安守岁》“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李白《宫中行乐词》“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南北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更确切地说是季节差。常规气候条件下，南方梅花可在冬天绽放，而在北方，梅花只见于春天。如晚唐诗人韩偓是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天复二年壬戌随驾在凤翔府”。其《冬至夜作》诗“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是想象深冬季节的南方梅花应已开放；而晚年流落南方后《早玩雪梅有怀亲属》诗所说“北陆候才变，南枝花已开”，则完全印证，北方才入春，南方早已开。其《梅花》诗更称“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所见所感已是梅雪相兼、雪助梅韵的南地风光。正是南方梅之花期季节的超前，中晚唐以来，南方文人笔下的梅花越来越定位为“冬花”而非“春花”。梅花移至冬季，与环境的对抗性也就强化了，获得更多冲寒迎雪、凌轹春芳的凛然气质和超然品格。如晚唐吴人陆希声《梅花坞》所说“冻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知君有意凌寒色，羞共千花一样春”，正是强调这一点。

孔子称赞松柏“岁寒不凋”，而如明人张宁《梅南序》所说：“梅之畏寒向暖，宜于南地，固其本性。此圣人所以称松柏，而不及梅竹也。”[123]这是北方文化中心时代的感知，松柏凛然卓立，没有梅花的地位。而在南方环境里，正如宋人赵蕃诗所说：“不有岁寒时，若为松柏知。南方故多暖，此物宁能奇。”[124]南方多四季阔叶常青树，冬日不似北方满目萧瑟，松柏的“岁寒后凋”也就无法凸显，而梅花的凌寒独放也就特别引人瞩目。张宁进一步解释梅的特质：“得气最先，首出群卉，故其舒发，适在阴寒凋落之际，人因谓其耐岁寒而爱重之。”[125]透过梅与松柏南北不同的人心遭际或文化命运的比较，不难理解梅之“岁寒之友”的品格离不开江南花期的气候、季节背景，而后来梅花凌寒不屈、雪压弥坚种种气节、意志等精神象征意义都由这一季节归属而确立和彰显。

不仅是梅在南方的花期节令，还有南方野梅的广泛分布、梅开时节的江南风物景观等自然环境对人们感应、欣赏梅花的神韵意趣也有鲜明的作用。如南宋范成大《梅谱》介绍江梅：“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谓之野梅。凡山间水滨清绝之处，皆此本也。”这是南方随处即遇的风景，梅花的幽隐野逸之趣离不开这“山间水滨”的野梅生境。南方冬日又非北方那样酷寒难耐、万物萧瑟，梅开季节春色渐萌，物色淡雅，对梅花的观赏多有助益。如中唐鲍防《状江南》“江南孟春天”“白云装梅树”，崔橹《岸梅》“斜压渔家短短篱”；北宋林逋《山村冬暮》“雪竹低寒翠，风梅落晚香”，《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花》“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一味清新无我爱，十分孤静与伊愁”；南宋扬无咎《柳梢青》咏梅“天付风流，相时宜称，著处清幽国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梅花在南方或漫山遍野盛如云雪，或荒寒山村、渔家短篱数枝横斜，梅多清水映印、与竹相伴，这都是江南深冬早春悠闲时节常有的风景。若移之北方，此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草木枯槁，人迹罕见，无论人情、物色都绝非这番“清新”幽雅之境，也难得这番“孤静”闲逸之趣。及至梅开，北方已当春仲，气候氛围、观赏情趣则迥然已变。朱敦儒《忆秦娥》词就明确反映了这种南北不同的感觉：“霜风急，江南路上梅花白。梅花白，寒溪残月，冷村深雪。 洛阳醉里，曾同携水西竹外。常相忆，玉钗双凤，鬓边春色。”朱敦儒是洛阳人，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十分喜爱梅花，有“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鹧鸪天》）的豪言。此词上片是晚年定居江南后所感之景，下片是回忆南渡前洛阳故园的赏梅之事。在洛阳是春暖花开，美人相伴赏梅，情思总归三春芳菲、诗酒恣意。而江南所见则是村路深雪、溪月相映，一片寒白幽静之境，境象情韵迥然不同，已是这个时代人们关于梅花品格神韵逐步明确起来的流行感觉和典型认知。这固然有审美心理认识“集体无意识”的积累演进，但更多则是置身江南后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的熏染和陶冶。南方主要是江南地区的气候氛围对于梅花的品格神韵有着某种发生学意义，梅花的品格神韵之美更多江南地区冬春之交幽雅闲逸的自然气息和诗性情韵，梅花也因此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经典元素和重要象征。宋元以来不断新兴的艺梅、赏梅种种方式与情趣，还有庾岭梅信之早、江南寄梅赠春、隋人赵师雄罗浮遇梅仙等文史掌故都从不同角度显示了梅花审美情趣丰富的南方环境因缘背景。

4.梅文化发展节奏的南方性

不仅是梅花美感神韵与江南环境气息的息息相通，甚至梅文化的发展进程也与南方地区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步伐密切相应。由果实应用到花色欣赏，再到文化象征，梅文化的每一次拓展和提升都与南方地区的集中开发，我国经济、社会重心的逐步南移息息相关。南朝以来，梅始“以花闻天下”[126]，咏梅诗赋大量出现，宫梁画梅作为装饰、女子梅花妆的出现，都是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贡献，由此产生了第一波梅花审美文化发展的高潮。[127]中唐以来，对梅花岁寒着花等特性的重视、晚唐五代花鸟画中画梅的兴起，都包含了更多对梅花形象、品格个性的发现与欣赏，开始超越魏晋、隋唐文人一味侧重“梅开梅落”时令符号、季节感怀的情态，这正与“安史之乱”后经济社会重心南移、南方地区文人兴起、北方文人流落南方、观梅艺梅赏梅之风逐步兴起有关。而入宋后尤其是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文化重心完全南移，南方士人数量激增，构成士大夫阶层主流，梅花欣赏热潮随之高涨，文化地位不断走高，梅花形象之尊也就进入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花中有道须称最，天下无香可斗清”[128]；相应的文化生活也演生出极为丰富的内容，奠定了我国梅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趋势和精神格局。此后咏梅画梅持续繁兴，蔚为大观，相关文化生活、精神情趣愈益丰富多彩，也都与江南经济、文化重心地位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核心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和凸显密切相关。正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持续不断的南方化倾向，提供了梅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生活源泉，促成了宋以来梅文化持续发展的历史趋势和繁盛局面[129]。

（二）北方的差距及相应的感觉话语和文化情结

南方的优势总对应着北方的不足，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南北的差异就成了一个常见的话题，南北两地有许多不同的心理感觉和情结，演生出传统梅文化摇曳多姿、耐人寻味的知识话题和心理情结。

1.南梅北杏

梅杏同类，种种性状十分接近，在现代科学分类中梅就有杏属一说。两者在我国的分布却有明显的南北偏宜。如明人王直《题程中书所书梅花赋后》说：“梅，南方之物，其在北者则为杏，地气使然也。”[130]梅树不耐寒冷，因而北方少见，而杏反之，耐寒复耐旱，在北方分布较盛。清人陈廷敬《杏圃》：“塞北山杏多，江梅藏花坞。江南野梅多，文杏栽于圃。”[131]陈泰《梅南歌》：“去年随春过江北，十里春风杏花白。北人不惯种梅花，失笑南人惟看雪。”[132]《（弘治）八闽通志》：“杏花如红梅而丰艳，实如梅而甘，本出北地。今郡亦有植者，然结实甚少。”[133]都是说梅以南方为盛，而杏以北方更为得宜。这是生物客观本性使然，相关的比较之言既是传统生活常识，也是相应咏物写景的有趣视角和话题。

2.北人不识与认梅作杏

正是由于北地多杏乏梅，所以北人对梅的了解就相对有限，对梅花的欣赏和认识水平要落后于南方，常有认梅作杏的现象。早在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即载：“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红。梅实小而酸，核有细文；杏实大而甜，核无文采。白梅任调食及齑，杏则不能任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为一物，失之远矣。”[134]贾思勰是山东人，任职河北，所说世人不辨正是北方地区的情况。明文震亨《长物志》也说：“北人不辨梅杏，熟时乃别。”[135]尤其是红梅，与杏花初开无异，尤易于混淆。北宋时就出现这样一段南人嘲笑北人的著名故事。红梅起于五代的南唐，把它引入中原的江西人晏殊，时在京为相。《西清诗话》载：“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引者按：晏殊谥元献）始移植西冈第中，特称赏之。一日，贵游赂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尝与客饮花下，赋诗：‘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客：‘公诗固佳，待北客何浅也。’公笑：‘顾伧父安得不然。’一坐绝倒。王君玉闻盗花事，以诗遗公：‘馆娃宫北旧精神，粉瘦琼寒露蕊新。园吏无端偷折去，凤城从此有双身。’自尔名园争培接，遍都城矣。”[136]这大约是仁宗庆历年间的事。“伧父”是六朝时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蔑称，晏殊借此称呼表达十分明显的调侃和讥诮。晏殊此前在朝中屡受北方人打压，此处或多少带有党争对立的情绪。无独有偶，同出江西的王安石《红梅》诗也说：“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与元献之诗暗合。”[137]两事传为梅事佳话，“北人不识”云云也就成了后来咏梅诗尤其是咏红梅诗中常见话头。稍后，山东人晁说之《谢圆机梅子》诗即自嘲说：“顾我伧翁宜塞北，因君梅子忆江南。”[138]徐积《和吕秘校观梅二首》“北人殊未识，南国见何频”[139]；王洋《和向监庙红梅》“南人误种桃李栏，北人疑作杏花看”[140]：都借此话头咏梅。宋末汪元量《醉歌》诗写元蒙军队攻入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南苑西宫棘露芽，万年枝上乱啼鸦。北人环立阑干曲，手指梅花作杏花。”所说攻入南宋宫庭的北方士兵不识梅花，远非居高临下的嘲笑，而是无法言说的亡国怆痛。有些话语并无明确的对比调笑之意，仍不掩南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优越感。比如北宋林逋《梅花》“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元人王冕《白梅》“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多少都有南人自许梅花知己的潜在心态。

3.元明清有关北方少梅无梅之感觉言说的强化

南梅北杏、北人不识更多属于客观情形，而随着宋以来梅花欣赏风气的兴盛和梅文化地位的高涨，人们对梅花的关注“期待”越来越多，对南北分布差异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明显和普遍。北宋都城在开封，南人任职黄河沿岸，开始明确注意这一点。如北宋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诗感慨汴京梅花少见、得买花应景：“北土只知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此心还似庾开府，不惜金钱买取夸。”另如福建人林兴宗，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时已被南宋叛军俘囚山东凡十年，有诗：“最是北来诗料少，地寒难得见梅花。”[141]南人作诗，咏梅总是例行习见之题，而身处北方却难得一见。早在“靖康之难”时，南宋文臣洪皓被金人拘留燕地14年，其《江梅引》词序称：“北方无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142]所说今北京一线，北纬40°左右，冬季十分寒冷，梅花完全绝迹，当地人对梅花全然无知。这是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政治地缘格局变化，高纬度地区梅的分布情况开始引起注意。

元以来南北一统，建都主要在北京，政治重心明显北移。南方士人任职京城，深入了解北方的机会大大增加，而北方士人南下游宦，对南地梅景的了解也渐渐增多。人员往来频繁，空间视野大为拓宽，对北方缺梅少梅的印象也就普遍和强烈起来。如元代江西程钜夫《跋梅花集》称：“余留黄金台边二十年，意雪霜贸贸，非江左比，此花奇绝傲兀，当有大赏音，而诸公间不惟无一字及梅花，且未睹。”[143]黄金台为战国燕昭王招才纳贤之所，代指燕京即今北京，这里人士都未见梅花，完全不解其风雅。这是地理环境使然，大势无法改变，因而人们尤其是南人相关的比较感慨之言，念南地梅景之盛、憾北地梅花之少的情景就比较常见，成了元以来相关文化生活中一个普遍现象。虽然正如我们上文所论，北方梅的分布范围史上并无明显变化，但京城纬度的提高、政治重心的北移无疑增添了京城赏梅的困难和期待，人们对北方少梅无梅的感觉和认识也就有所强化，各方面的言说明显增加。原因既是客观的，更是心理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影响贯穿至今。

（三）南梅北移与北人南下赏梅

面对这样的局面和感受，随着江南文化优势地位及相应生活情趣魅力的提升，人们自然会积极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弥补现实缺憾，创造各种方式，以满足赏梅需求。这就出现了“南梅北移”和北人南下赏梅等现象。

1.南梅北移

南梅北移的情况多种多样，距离也有远有近。如元人马祖常（1279—1338）家在河南潢川，这里仍属梅传统自然分布区，其《移梅》诗称：“眷言江介品，纷葩号南珍。遇我好奇服，移根得良因。”[144]从长江沿线移植，着眼在品种。如《（民国）齐河县志》记载，山东德州齐河县“绝少植者，间有移自江南，而破萼较迟。有朱砂、玉碟、绿萼、鸳鸯等名，子以绿萼为佳”[145]。从江南移种花果优良品种至山东北部，移植效果应难保障。另如明江苏淮安人郭原于洪武初年谪戍宁夏，题贬居地为“梅所”[146]，题诗有“客以梅为所，移梅取次栽”句[147]。这是南人贬谪北方，于居地植梅自解，其移植距离更为遥远，然未见任何后续信息，显然没有异地生存。

最值得关注也明确成功的，是京城所在地今北京地区的移植。京城无梅可赏，无论是对于皇家贵族还是士大夫文人来说，都是难耐之事。北京一带原不产梅，所有供观赏的梅都应来自南方，这是广义的北移。而严格说来，所谓北移是指创造条件使梅能露地生长成景、供人观赏。综观元明清移植实践，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选择背风向阳庭院等适当环境户外栽植，入冬后以棚架帷幕之类围护保温防冻，乃至火烘水蒸、提高气温以促进生长开花。大约元至大三年（1310），道教大宗师吴全节从江南移梅进京，“护以穹庐，扁曰潄芳亭”，是搭蒙古包一类帐棚保温，另烧火煮水增温促花，地在燕京朝阳门外，游者称恍若西湖孤山道上，应有一定种植规模。吴全节可谓北京“南梅北移”第一人。后来元朝宫庭也有“绕罗亭植红梅百株”的迹象，应是吴全节引植后带来的变化[148]。明唐顺之《咏天坛梅花》：“名卉来南土，奇葩曜上方。花迟疑避雪，叶早为迎阳。”[149]袁宏道提到京师“极乐寺观梅花”[150]。其中都无盆梅信息，可能是露地生长，或者也是仿元人这种方式护理越冬。清乾隆皇帝喜爱梅花，感慨梅花不耐寒，植于盆中不为奇，于是支持宫中以盆梅因地制宜移植室外庭院，与“盆梅”相对而称“庭梅”。见于诗咏的有紫金城静怡轩[151]、圆明园淳化轩等[152]，另安定门外旧衙行宫也有此种[153]。晚清宗室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于其贝勒府“庭植一树，花时宴赏，每以自豪”[154]，并著《燕梅花候记》，记录种植技术和花候月令。民国后不仅棚护，还“炕地炽炭，作玻璃亭以覆之”[155]，已近现代温室养梅，享誉一时。

另一种是就温泉附近地暖或小环境气温得以保障之地植梅。如乾隆所说香山行宫（静宜园）的庭梅，就属地近温泉而露地生长[156]。民国夏仁虎《旧京琐记》所说汤山之梅，也属此种：“城外则惟汤山之园中有之，地属温泉，土脉自暖。余尝于二月中过之，梅十余株，与杏花同时开放，惜皆近年补种，无巨本也。”[157]乾隆还写到，蓟州（治今天津蓟州区）盘山雨花室有庭梅，“并无棚架”而能生长开花[158]，也应是小环境使然。此类情况有赖得天独厚，并不多见。

无论是搭棚围幕防冻、烧火增温，还是借助深宅大院、特殊弯环山地、温泉地暖的小环境，都说明一般梅树在北京这样高纬度地区无法露地越冬，必得有特殊的条件和措施才能种植生长。而这些罕见的宝贵之地、豪华投入，为北方高纬度地区带来十分难得的露地生长梅景和户外实地赏梅机会，也是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成功实践[159]。

2.盆景与堂花育梅

北人赏梅更为简单易行的方式是盆景制作与观赏。梅花盆景的制作以江浙等传统梅产地相对发达，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苏州、金陵（今江苏南京）等地的盆梅早在南宋就已闻名。而对于北方非梅产地来说，盆梅形制小巧，便于温室养护，更成了皇家宫庭、富贵缙绅之家切实易行的清供之作，即乾隆所说“北地无梅，有之亦盆植耳”[160]。

这种情景是从元朝开始的。如元人王恽（1227—1304）有《燕都万寿宫有梅一株，毎岁移置荫中，逮春仲方发藏。今年得花满枝，虽冰姿的皪，香色彷佛，终强颜也。戏题二绝以自况云》诗[161]，其中所说为至元二十年（1283）北京万寿宫中梅树。既称梅只“一株”、冬日移至他处，显然是盆景之属。《四库全书》本“移至荫中”作“移至窨中”，或更为得实，是入冬后移至地窖一类暖处保温越冬。万寿宫乃元世祖为江西龙虎山道士张留孙（1248—1321）所修，而张留孙正是吴全节的师父，当年师徒俩一同留京以道教辅佐忽必烈，同是最早尝试燕地种梅人，最初目的也许是借以固宠，王恽诗注即称万寿宫梅“时进献东宫”海山。张留孙在世时仍是盆盎种植，即制作盆梅，而吴全节则发展成实地规模造景，即前节所说“南梅北移”。

稍后，元人柯九思（1290—1343）《宫词》写朝廷所供盆景梅花：“□华阁（引者按：当为延华阁）后春归早，百种名花腊日开。为是君王行不到，园官讲殿进盆梅。”[162]清康熙朝大学士、安徽桐城人张英描写中枢盆梅：“南殿秘阁炉火温，盆梅新绽香雪繁。抱书拥裘坐花下，此身忘却居天阍。”[163]朝中值班拥炉赏梅，别是一种生活情景。乾隆现存诗歌中颇多冬日盆梅观赏之咏，数量十分可观。不仅是宫庭、朝堂，寺观及士大夫之家也多蓄植盆梅。如元浙江人袁桷《次韵张秋泉盆梅三首》称友人盆景是“万里南来带白云”“深明阁里江南树”，则是南人居北培植盆梅聊慰乡思[164]。明浙江奉化戴澳亦称：“余酷嗜梅，往在燕中不可得见，则寄兴盆梅。”[165]清法式善《观音堂》所写，则是寺院所见，所谓“北地看梅花，多在盆盎中”[166]，可以说是京城各色文人最普遍的冬日赏梅情景。

市井也有相应的堂花（唐花）即促进栽培制作经销现象。如明人《帝京景物略》载，“京师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九英、绿萼、红白缃”。[167]清人王士祯《居易录》称“京师腊月即卖牡丹、梅花”[168]，法式善《赠鲍昙原桂桢》说“酒瓢诗卷系驴鞍，几回土窖梅花看”[169]，都是春节前后以堂花技术催发销售。

总之，“地炉借暖帘幕围，壑谷偷春盆盎贮”[170]。盆梅、堂花以及一些特殊环境、特殊方法露地植梅一起，给远离江南的北国创造了实地应时领略梅花的机会，拓展了梅花观赏的区域空间，大大丰富了梅文化传播发展的历史景观。

3.南人居北思梅与北人南下看梅

南人在北方，长年未见梅，心理上满是怀念和追想。如明人杨士奇《送外甥周丹元》：“渺渺江南道路长，故乡回首勿情伤。梅花自是江南物，但看梅花即故乡。”[171]清人祝德麟《人日探梅绝无消息》：“年年京国忆梅花，只道还乡眼福奢。”[172]言语中充满了对南地梅景的怀恋与自豪。清嘉庆、道光间，浙江桐庐富春江上九里洲满洲梅花，鼎盛时号称三十万树，名震遐迩[173]。江西吴嵩梁在京任国子监博士、内阁中书，慕九里洲梅花之盛欲投老居此，而将京城居处命名为“九里梅花村舍”[174]，则是久居北方者对江南梅花名胜的醉心神往和雅意标榜。

而对于北人来说，经游或寓居江南，对梅花自然也渐生一份喜爱和重视。如元代山东东平王旭称：“予游江南，见梅甚广，而爱甚，笃杖屦留连，未尝一日而厌也。自北归与梅绝几十年，见似者而喜，况其真者乎？”[175]这是在江南培养起爱梅之心而北返后十分珍惜留恋的情景。对于北地思梅，文人最常见的方式是写诗作画、蓄养盆梅聊慰一二。对于富贵有力之士，不远千里南下探梅，也是常有之事。最著名者莫过于乾隆六下江南。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至河北良乡，《良乡行宫侍皇太后宴兼陈火戏》诗开篇即称“梅信催夫未可迟”，自注说：“江南梅花春半即盛，故早启程。”[176]可见，每次南巡都当春节已过、正月十五前后启程南下，应是考虑能在江南梅盛之时赶到那里。这是一种情结，既是对江南更是对梅花的重视和留恋。这类南北佳话，充分显示了我国民众深厚的梅文化情结，同时也展现出不同区域生活带来的丰富文化风情。

图3 戚永安摄

总之，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梅自古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自古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与宋以后北方可考的分布界限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两岸、甘肃天水一线，没有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应由北方生态环境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情景，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