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散文创作的长河中，有一位独特的散文作家梁衡，文学评论界对他的散文评论和研究似乎远远不够。他创作了大量散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梁衡出版了《梁衡文集》九卷套，三百多万字。季羡林在给《梁衡散文大学生读本》的序言中写道：

    梁衡是一位肯定脑筋、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对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意境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季羡林先生的序言，对梁衡散文的创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大概在季羡林教授所有序言当中，恐怕没有第二人吧？既然，梁衡的散文有如此高的声誉，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以有助于散文创作的深入和进一步繁荣。

    壹

    有研究者将梁衡的散文称作“官员散文”。我对此不以为然。“官员散文”的说法太过随意，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贯的合理性。所谓“官员”的称呼其实只是一阵子，不是一辈子。人们常说，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事实上，谁也不能当一辈子官员。因此，用所谓“官员散文”来定义梁衡的散文是不妥的。

    我认为，梁衡的散文（不包括山水散文）属于“政治散文”范畴。所谓政治散文，是以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主要写作对象，来探讨政治人物的历史贡献、高风亮节、功过得失和政治事件的是非曲直，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具有政治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多重功能。在我看来，政治散文是中国散文传统中的正宗，古已有之。最早的说不准，但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的专门论述秦王朝过失的《过秦论》，就是一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散文，堪称千古名篇，并被司马迁收入《史记》，而贾谊的《疏陈政事》（又名《治安策》）被班固录入《汉书》。贾谊的政治散文，重在分析历史与现实，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标准，最有名的就是“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理念，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气魄和自觉的文史意识。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师表》，提出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提出了一个中国版的空想社会主义，比西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还早了三四百年。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讲一个政权怎样巩固，并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安思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观点。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忧乐观。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讲人要有正气。清代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振兴中华。近代林觉民的《与妻书》，讲个人、家庭与民族、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政治散文的代表作，一直是引领我们清正人格、报国为民的信仰和理念。苏轼的《贾谊论》也是政治散文。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写政治散文的高手巨擘。即便是那些经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们，一拿笔就是国家民众、江山社稷。据我所知，很多历代状元的试卷都是很好的政治散文。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不但成为进步政治家的为人为政理念，而且也是后代文官治国理政的信条和圭臬。

    贰

    近现代以降，政治散文不但在我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五四”运动时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政治散文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严复（1853—1921）近代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是把进化论、自由主义等西学“真经”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在天津的《直报》上，一连发表了《论世界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治散文，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为武器抨击时弊，呼吁国人因时而变，维新图强。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译作《天演论》。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择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改名为《天演论》，内容上有增减，有改造，且多有“按语”形式的借题发挥。对原著的观点他并不完全赞同，而是抱着“唯我所需”的态度，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选择，提炼，宣扬“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民族的自决自救、奋发图强，是《天演论》所演绎的主旋律。

    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著作，前者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者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这些政治散文，未必科学，但其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振动，对封建顽固分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梁启超（1873—1929）的经典政治散文《少年中国说》，可以称为百年雄文，传唱至今。经典段落，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仅从这一段经典文字，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文采斐然，字里行间充溢着政治家的锐气和政治散文所散发着思想的光芒。

    康梁所发动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政治散文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丝毫不可低估的。

    及至“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偶像破坏论》等政治散文更是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星星之火”。我认为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政治散文。而毛泽东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是《为人民服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宗旨，是政治散文中的扛鼎之作。政治散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但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而且其所传播的革命道理和所发挥的巨大社会作用是怎么评价也不算高。

    叁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催动了文体、文风的觉醒和进步，很多散文家，在从事散文创作中，冲破思想禁锢，尝试散文革新和创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政治散文创作方面也不乏出手不凡之作。除了梁衡，还有曾任过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的任彦申写的《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如何是好》三本政治散文集，影响也很大。2015年1月，《任彦申从政心得》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前三本政治散文书的合集，成为“领导者的必读书”。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历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梁衡的政治散文，取材于国内政治人物的居多，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政治散文的传统，特别是吸收了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方法。善于写政治领袖人物，写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这与他是人民大学出身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建国前（陕北公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培养高级干部的摇篮，在人大读书的学生，具有政治觉悟高，政治敏感性强等特点。梁衡有眼界宽、站位高，对政治人物的高风亮节傲骨的高标准、高境界、大雅美的追求。梁衡始终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他身体力行，倡导写大事，大情、大理、大义，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都善于发现和展示自然美、艺术美和人性美、心灵美。他的政治散文充满崇高的生命价值和至美的风骨，追求大散文、大境界。他的创作给散文领域长期以来缺乏思想、病态无骨、虚浮矜持的现象敲响警钟，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的散文创作具有榜样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肆

    梁衡的政治散文之所以成功还有他得天独厚的资本。一是他长期担任大报记者，深入基层生活，很接地气，观察细致，体会深刻。并曾长期担任我国新闻出版署领导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有如此丰富、高端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散文家非常少见。他不为官所羁绊，不为名所拖累，探求真理、敢讲真话的气概和品格，在同类人中屈指可数。《文章大家毛泽东》是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所写的政治散文，从全新的角度对文章大家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研究。《觅渡，觅渡，渡何处？》真实生动深刻地再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伟大而悲壮的人生；《二死其身的彭德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英勇善战、忠心耿直、赤诚爱民、忍辱报国的开国元帅。梁衡先生继承了我国古代政治散文的直率诚恳、善谋敢谏的优秀传统，他敢于打破固化模式，开创了我国当代政治散文的新境界。他用如椽之笔为时代点睛，为伟人立传。他旗帜鲜明地捍卫艺术的崇高、纯洁和尊严，公开批评文艺界曾出现的庸俗、媚俗、低俗和恶俗的乱像。这种胆识和气魄无人能及。

    二是梁衡的政治散文，自我有很高的要求，他把政治散文当作教科书来创作。他还有一个重要兼职就是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这个职务从客观上告诉他，语文教材对亿万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所以他主观上要求自己，把政治散文写成道德文章，而不是自己一人小情调的抒发浅唱。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梁衡在《教材的力量》一文中说：“教材对学生的直接作用是学习语言文字知识，但从长远来看，其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间接作用更大。这是一种力量，它将思想基因植入到青少年头脑中，将影响他的一生，进而影响一代人，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梁衡经常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和功力写一篇散文的。

    三是坚定地信念与深邃的思想。毋庸置疑，伟大的散文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深邃的思想，写不出深刻的政治散文来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培根的《培根随笔选》，还是法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蒙田的《蒙田随笔》；抑或是鲁迅的《野草》、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都饱含着深邃的思想、对民族社会人生哲学的思索。著名散文家、散文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林非认为，最为理想的散文作品应该具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最能够触发读者长久的感动的；二是最能够唤醒读者回忆或向往着种种人生境遇和自然风光的；三是最能够引起读者深深思考的；四是最能够在艺术技巧和语言文采方面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梁衡在《梁衡理性散文选》自序中说：“散文美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描写叙述的美，写景、状物、述事、传播信息、知识等，求的是准确、干净。第二层是意境之美，即要写出感觉、感情、美感。第三层是哲理之美，即要写出新的思想。只要有新的思想，就有美的魅力。” 梁衡的散文以上几点都具备。所以，深受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

    四是渊博的知识和精美的语言。政治散文要求散文作家知识渊博，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梁衡大学一毕业就当记者，熟悉新闻理论和实践，他的创作以档案学做根基，涉及自然、政治、科学、新闻、文学、生态等诸多领域，常年的学习丰富积累了多学科知识，多年“无冕之王”的记者生涯开阔了视野和胸襟，使他的散文豪迈大气，如长江黄河，汪洋恣肆，又很接地气，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脾。

    如果我们想找出梁衡政治散文的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写历史政治的多，写现实政治的少；写国内政治人物的多，写国外政治人物的少；以及个别散文存在文史疏误现象等。但瑕不掩瑜，事实上，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非常适合散文化的思维与表达，梁衡已经开了个好头，但不少著名散文家身上存在着文化选择的困惑与迷失，而一般的散文家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想的根本转型直接相关。但是，我们的散文家作为这场伟大实践的在场者、亲历者或者习焉不察，或者被社会巨变的新奇牵制了目光，从而对火热的时代缺乏应有的认知。很多应该有所讲述的精彩故事我们却付诸阙如。

    中国为史官文化先行的叙事大国，记录事件和讲述故事本来是我们的强项。但由于人们对国门之外的事情兴趣不大，许多发生在外面的中国故事未能得到应有的讲述。我们的散文家应该尽力弥补这种遗珠之憾。以瓷器、茶叶输出为例，明清时中国外销瓷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全球化商品，茶叶对西方人素质的提升亦有莫大之功。然而这些中国影响世界的故事主要还是外人所讲，我们这边重量级的作家至今很少关注此类极具价值的题材，令人遗憾。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关于建设 “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同。十三亿人民胼手砥足、艰苦卓绝全身心拼搏的历史画卷，还有待我们的散文家挥动如椽之笔而奋笔疾书。我们的散文家应该这样顺应时代潮流，在我们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全世界在倾听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的时候，写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地缘政治、政治斗争等国际政治散文已经展开巨大的创作空间。因此，我们的散文家要增强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继承古典，不断创新，开拓政治散文的繁荣局面。新时代急切呼唤有胸怀、有抱负的散文家投入到政治散文的创作当中来。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海关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