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爆发源于梁启超揭露北洋政府出卖主权罪行的一封电报，梁启超虽然当时身在海外，没有亲身参加五四运动，但是他的这封电报无疑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爆发，五四知识分子自此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7年11月30日，即五四运动发生前的一年多前，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职务，准备专心研究学问。当时，巴黎和会即将举行。他以学者的资格，筹款10万元，邀集一批知名学者一起前往欧洲考察，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这几位专家是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行前，他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明白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交还中国，决不可以由日本“继承”。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到达伦敦。2月16日，北京各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公推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等10人为理事。21日，该会发表外交主张，要求废弃不平等条约、撤去领事裁判权，实现中国关税自主，收回外国租界。

2月18日，梁启超在巴黎会见了参加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国、法国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利益的立场。

就在这时候，广州政府参加和会的代表王正廷，突然发了一封通电，给梁启超强加“卖国”的罪名。电报中说：“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此实卖国之徒也。”这封有党派私见的电报在国内煽动起一股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

之后，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梁启超说：“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

4月5日，广州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席会议，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议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9日，广州国会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的“卖国罪状”。

王正廷和广州非常国会的电报和决议，显然有党派私见。一战爆发时，广州政府强烈反对中国参战，而梁启超在北京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参战，并获得北京国会通过。这样，中国才能以战胜国的地位参加巴黎和会，有理由要求收回被德国掠取的在山东的权益。给梁启超横加罪名，才有颜面在巴黎和会上说话，才能掩饰当年的失策。

梁启超以大智大勇面对这突然而来的风波。他不和广州方面内讧，而是集中精神为国家争取权益。其爱国之心，唯有天日可表。

主持公道的名流极力为梁启超辩诬。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通电全国：“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陈独秀在《每周评论》著文指出：“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演说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

4月29—30日的英美法三国会议，决定将德国在山东非法侵占的权益转给日本。梁启超在闻知事情将变之初，即发出电报，将这残酷的事实告诉全国人民。电文如下：“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就是这份电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火。

（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林长民接电后，即写《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发表：“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北京的大学生看到社论和梁启超的电报后，于5月3日晚上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开会，决议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言文是书面语言，在语言方面有着严格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在表达方面要求押韵，使用对偶和用典等修辞手段。就文体而言，明清以来有代表性的文体是古文、骈文和八股文。古文学家讲究用典，追求文字来历。骈文讲究辞藻、声律，堆砌罗列生僻的字，使得文章极尽铺排之势，形式僵化，内容空虚，晦涩难懂。而八股文的形式和内容则都是固定的，不允许越雷池半步，其对人思想的禁锢更为深重，也最缺乏生命力。通过这些文体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是特权阶级的使用工具和作为晋升的工具而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梁启超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积极的支持者和勇敢的实践者。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后来完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此书中梁启超用白话文生动记叙了在欧洲游历后的感受。当你在阅读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感受到现代散文的气息扑面而来吗？梁启超还应各地学校或团体邀请去公开演讲，而其讲稿都是用白话写的。此外，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也几乎都是用白话写的，而且因为用词更加地口语化，给人一种特别亲切和幽默风趣的感觉。之后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写道：“老Baby好玩极了.......”其中，“忙得要死”“好玩极了”都是现代汉语中最为口语化的词，而梁启超在自己的家信中就已经用到这样的词语，而且，在他的书信中还杂用了英文。由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在推进白话文运动方面不仅是积极的实践者，更可以说他比五四知识分子走得更加超前，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梁启超对五四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引领作用。胡适、陈独秀亦是在其思想的引领下才会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起到标杆的作用，我们说这无疑是梁启超的功劳所在，也是其和五四运动发生关系的表现之一。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

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

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1922年三四月间，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新会分团建立，

是全国最早成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

从此，江门各级团组织

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

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

为党争取青年人心、汇聚青年力量，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四运动铸就了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在这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江门涌现出了陈日光、周文雍、林基路等

一批批青年先锋模范人物

新时代，江门五邑青年

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进程中

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

加油，新时代青年们！

一起为未来而奋斗吧！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江门发布等

江门广播电视台综合整理

编辑：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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