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华 邓成玉

2016 年1 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生态环保为目标引领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将“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政府和市场合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流域环境保护多元参与机制，搭建市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平台，构建多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激励政策与监督机制。①何寿奎：《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协同机制及政策体系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9 年第8 期，第 57—63 页。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国家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江经济带资源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使得提高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必然选择。①陈晓雪、徐楠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研究——基于11 省市2007—2017 年数据》，《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 期，第100—108+112 页；吴传清、黄磊：《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难点与推进路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第50—61 页。

现有研究大多是围绕绿色发展内涵、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展开的②李华旭、孔凡斌、陈胜东：《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沿江11 省(市)2010—2014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湖北社会科学》2017 年第8 期，第68—76 页；李爽、周天凯、樊琳梓：《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9 年第15 期，第121—125 页。，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学者有关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能力、绿色生活能力、资源利用能力4 个维度，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检验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归结如下：第一，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于长江经济带，本文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可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二，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对绿色发展水平指标权重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而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路径指明侧重点，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未回答“怎么做”的问题。

本文在测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模型，探索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可行路径，进一步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许多学者就绿色发展内涵、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就绿色发展内涵而言，一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坚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的原则，形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经济效率提高的生产方式。③Timothy E, Chukwumeri je O,“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onceptions of the Green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15, No.1, pp.13—27；王鹏、尤济红：《中国环境管制效果的评价研究——基于工业绿色发展的一个空间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 年第5 期，第25—42 页。对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④俞雅乖、刘玲燕：《我国城市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2016 年第11 期，第176—177 页。在研究思路上，一种是将环境作为自然资本投入的代替指标，与其他投资指标一起纳入模型中，但由此测度出的结果并不科学。⑤杜江：《中国农业增长的环境绩效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 年第11 期，第53—69 页。也有学者将环境污染视为产出的影响因素，与原有产出中的GDP 一起，构建绿色GDP 纳入分析模型。在测度方法上，尽管学者们采用了不同指标和方法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但比较一致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绿色发展水平仍然较弱，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是经济增长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因素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经济发展初期对绿色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阶段时，良好的发展环境会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更高的追求，同时也有能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①Grossman G M, 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1, No.2, pp.223—250.此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诸多实证研究中都得到证实。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能够进一步建立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机制，推动投入要素由低生产率增长率部门向较高生产率增长率部门流动，从而带来“结构红利”，成为提升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②黄庆华、周志波、刘晗：《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 年第6 期，第 92—101 页。三是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能有效推进能源的集约利用和治污技术的改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从而促进绿色发展。四是政策因素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规制工具和强度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效果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③Weizman M L,“Prices VS. Quantities”,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4, Vol.41, No.4, pp.477—491.，且环境规制有一个最优强度④Wang Y, Shen 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China”, in Renew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 Vol.62, No.10, pp.758—766.。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相关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以下几个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第一，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指标需要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大都采用单一指标来衡量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缺乏从经济、生态、民生等多维度、多视角来考察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第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规范性研究亟待补充。现有研究着重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即便有少量研究进行了因素分析，但仅回答了“是什么”，尚未系统回答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怎么做”的问题。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来测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层次分析法是将一个相对复杂且目标较多的决策优化问题视为一个系统，进而将总目标分解成多个子目标或子准则，然后将这些新的目标或准则进行二次分解、转化、计算的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依据不同数据序列之间发展趋势的相近程度来判断数据序列之间关联程度的分析方法。

结合现有研究以及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现实情况，本研究借鉴王礼刚等①王礼刚、吴传清：《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5—13+125 页。采用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起一个包含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能力、绿色生活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等内容的指标体系（见表1），具体描述如下：

表1 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1）

1.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投资量、劳动量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它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国家是有差异的。因此，本文选取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科技和教育支出占城市GDP 比重、人均利用外资7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

2. 环境治理能力指标。环境治理能力体现的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我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创新举措，清除了体制机制障碍，释放了政策红利，有效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单位GDP 工业烟（粉）尘去除量3个指标来衡量环境治理能力。

3. 绿色生活能力指标。绿色生活是一种以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为理念的新型生活方式。因此，本文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化覆盖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每千人拥有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7个指标来衡量绿色生活能力。

4. 资源利用能力指标。资源利用能力体现了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浪费，以及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本文选取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单位GDP 建设用地面积、单位GDP 工业废水排水量、单位GDP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7个指标来衡量资源利用能力。

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可以测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高低，但仍然无法明确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具体提升路径。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明确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这里指的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α为常数项；β为待估计的参数；εit为个体时间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为城市与年份，i=1，2，…，110；t=2006，2007，…，2017；lnRGD、REG、FOR、CIT、AGG是解释变量，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以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0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由于行政体制的划分，本文剔除了2006—2017 年间撤并的巢湖这一样本，并对数据口径进行一致性处理。①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107 个地级市例证》，《改革》2020 年第 1 期，第 87—99 页。最终形成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0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对于变量中的少数缺失值，本文用同地区的均值予以补全。

根据已有的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并考虑到全面性、科学性及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以下5类指标来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见表2）。

表2 变量设定与说明

具体含义如下：

1. 经济发展水平（rgdp）。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为绿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帮助，从而推动绿色发展，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对数化后的人均GDP 作为代理指标测度经济发展水平。

2. 政府干预水平（regulation）。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财政支出，合理地运用财政支出工具，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能有效弥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不足，从而加速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GDP 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测度政府干预水平。

3. 对外开放程度（foreign）。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科学技术、资金、机器设备、管理经验等，并且通过技术外溢和扩散效应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由此带来的产业转移可能会增加引入地的环境压力，不利于引入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 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测度对外开放程度。

4. 城市规模水平（city）。城市规模会影响地区经济效率，它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会相互作用，进而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作为代理指标测度城市规模水平。

5. 产业集聚程度（agglomeration）。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要素资源和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产业集聚也会由于拥挤效应和环境负效应等对绿色发展水平带来负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较为发达，制造业在各地区GDP 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制造业易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本文采用区位熵法计算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指数作为代理指标测度产业集聚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在式（2）中，si,t表示第i个地区t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与产业集聚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变量设定，下文将对其进行简要的统计分析。由表3 可知，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110 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指数的均值为0.412，最小值为0.335，最大值为0.861，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段具有较大差异。政府干预水平的均值为0.196，最大值为1.485，最小值为0.057，可见政府干预水平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总体而言，由表3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110 个地级市各指标数据间存在一些差异，可以初步判断110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也可能具有较大差距，后续将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1. 测度实施过程

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是测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的第一步，本文采用前述层次分析法确定4 个二级指标和24 个三级指标权重。

第一步，构造判断矩阵。

本文的判断矩阵根据多个专家对各个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具体方法是依据表4 所示的标度进行两两比较， 并将比较结果aij（i，j=1，2， …，n）写成Aij=（aij）n×n。

表4 判断矩阵的标度和含义

第二步，指标权重求解。

首先，将判断矩阵A 按列做归一化处理：

其次，求判断矩阵各元素之和：

最后，对求和后的判断矩阵做归一化处理得到：

第三步，一致性检验。

客观事物具有复杂性且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和单一性，因此对于所构造的判断矩阵需进一步进行一致性检验，方法如下。

计算一致性指标：

式中，n为评价指标个数，查表5，找出相应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计算一致性比率：

当 时，认为判断矩阵不符合随机一致性指标，一致性检验不通过。

当 时，认为判断矩阵符合随机一致性指标，权重分配是合理的。

在此基础上，采用Matlab2015b 软件计算各级指标相关权重，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层次分析法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为了获得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这个综合指标，还需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将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权重与所计算的灰色关联系数相结合，综合成为蕴含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各方面的唯一指标。

式中，Lij为指标与上一层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是给定的经验系数，一般取0.5。

将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权重与计算所得的灰色关联系数结合：

即得到不同年份和区域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的衡量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三级指标的量纲有所不同，所以不能用原始数据进行相关比较，采用式（12）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基于上述方法即可得到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绿色发展能力指标权重，具体如表6 所示。

表6 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前述数据与测度过程，本文对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沿岸110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能力进行了测度（如表7）。总的来说，长江经济带沿岸110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能力”系数均值为0.414 4，其中二级指标中的环境治理能力最强（0.442 0），资源利用能力最弱（0.358 1）。就整体绿色发展能力而言，长江经济带下游的系数值为0.420 2，绿色发展能力最强；长江经济带上游系数值为0.399 4，绿色发展能力最弱。从各二级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下游系数值为0.386 2，比上中游的数值均大，上中游内部的差距不大。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能力”上中下游系数值差距较小，说明各区域环境治理能力差距不大。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活能力”下游系数值为0.381 7，为区域内最高值，中上游系数值依次减少，说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活能力由下往上依次减弱。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能力”各区域的系数值差距较小，说明各区域资源利用能力比较接近。

表7 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绿色发展能力测度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在2006—2017 年这12 年间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规律，本文根据指标数据，从一级指标和四个二级指标层面绘制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发展能力变动趋势图。具体见图1 和图2。

图1 2006—2017 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变动趋势

一级指标方面，如图1 所示，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能力在2006—2017 年呈稳步上升状态；然而中游地区绿色发展能力在2006—2017 年总体上升并不平稳，存在间断性波动现象，在2010—2011 年和2014—2015 年均有小幅回落趋势。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上中下游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呈现下游大于中游，中游大于上游的现象。因此，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亟需合理规划相关工作，以缩小彼此间绿色发展能力的差距。

二级指标方面，如图2 所示：（1）经济增长质量。虽然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增长质量2006—2017 年呈现上升趋势，但长江经济带下游系数值一直高于上游和中游，说明长江下游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更高；长江经济带上游与中游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且内部差距较小。（2）环境治理能力。对比长江上中下游城市群总体环境治理能力变动趋势，发现上中下游地区2006—2017 年环境治理能力虽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并不平稳，存在波动现象。其中上游和中游地区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中游地区波动更为剧烈。这表明长江上中游地区，尤其是中游地区的环境治理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3）绿色生活能力。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下游地区2006—2017 年绿色生活能力呈平稳上升状态，其中下游的绿色生活能力明显更强；上游地区虽然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在2013—2017 年出现了小幅波动下滑。（4）资源利用能力。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2006—2017 年资源利用能力都出现了先降后升的现象，其中中游地区的上升趋势不明显；而上游地区资源利用能力持续下降后几乎就没有实质性回升。据此，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应着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

图2 2006— 2017 年长江经济带二级指标变动趋势

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stata16.0 软件对设定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根据R2可知固定效应的结果最优，故本文主要分析列（2）的结果，而其他模型的回归结果仅作为稳健性检验。

从列（2）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lnRGD）、政府干预水平（REG）、对外开放程度（FOR）、城市规模水平（CIT）和产业集聚程度（AGG）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均显著。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干预、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城市规模来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发展水平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10% 水平上的检验，说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反而对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有抑制作用。根据黄娟等人的研究成果，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 型”曲线关系①黄娟、汪明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与污染排放——基于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17 年第8 期，第116—128 页。，本文的结果表明目前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集聚程度可能处于“倒U 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污染排放会加剧，不利于绿色发展；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拐点”后, 加强产业集聚又能改善污染排放状况。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制造业较为发达，生态污染较严重，如何调整和优化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着重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生态化转变，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大，因此应继续加大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力度。

表8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为解决人均GDP 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SYS-GMM模型进行估计，并以人均GDP 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8 列（4）。在SYSGMM模型回归结果的计量检验中，人均GDP 对绿色发展水平依然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 水平上的检验。由此可得，用SYS-GMM 模型与用不同面板模型估计人均GDP 与绿色发展水平关系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可靠的。对SYS-GMM 模型进行检验发现，Sargan 检验的P值为0.654，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 AR（1）、AR（2）的P值分别为0.000、0.492，说明模型随机扰动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以上检验说明，运用SYS-GMM 模型处理内生性是合适的。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在自然环境、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因素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绿色发展可能会存在异质性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本文接下来借鉴黄庆华等①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107 个地级市例证》，《改革》2020年第1期，第87—99 页。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划分，分别对上中下游地区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9。具体而言：（1）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因区域而异。政府干预对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绿色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对上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发展的影响效果不显著。（2）政府利用财政支出加强宏观调控，往往会给予相关企业绿色发展补贴，降低其绿色发展成本，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中游的干预水平，适度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动力。（3）对外开放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对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效果不显著。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对外开放并未导致高污染企业大量引入长江上游，反而带来了有利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绿色发展的技术，但这并未有效促进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可能是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外开放引入的产业未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其科技含量不高，带来的技术外溢和扩散效应不足。（4）城市规模对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下游地区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镇人口比重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盲目扩张城市规模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应更加注重生态宜居、山清水秀之地的建设。（5）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无显著影响，对中下游地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的制造业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污染，不利于绿色发展。应加快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重新塑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表9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0 个地级市2006—2017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其绿色发展水平指数，继而从时空维度分析了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最后采用面板模型考察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向好，样本期间呈现稳步上升状态。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明显，依次为下游优于中游，中游优于上游。第二，从二级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能力、绿色生活能力在样本期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资源利用能力变动趋势大致呈“U”型曲线，所有二级指标数值均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三，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发展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中产业集聚程度对绿色发展水平具有负向作用。第四，基于区域差异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因区域而异。而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提升财政支出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支持和约束力度，尤其是加大对绿色环保产业的财政补贴，激发其绿色创新能力。加强节能环保的准入约束管理，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进入进行严格控制，并对已经存在的高污染产业加强环境规制和政府干预力度，严控污染物的排放。全面推进绿色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强化对绿色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优化绿色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推动绿色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持续优化城市规模。一方面，合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增强技术外溢和扩散效应。因此，应积极引导外资流向高新技术行业、服务业，严格限制“三高”外资项目进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借助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学习上游地区发展经验，促进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合理的城市规模，有利于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因此，应继续提高上中游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吸引各类高科技人才，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城市规模过大会带来拥挤效应，不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应合理引导下游地区人才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既能缓解因城市规模不合理带来的拥挤效应，又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上中下游绿色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地区间绿色发展合作，提升资源利用能力。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建立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交流平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绿色人才共建共享机制。在全域空间范围内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地区合作，探索构建全域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提升资源利用能力。充分发掘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资源，尤其是上游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加快推动生态产业化。梳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特色，为产业生态化奠定基础。提高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产品价值，加强生态与产业的联动互促。充分挖掘绿色生态产品，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实现绿色经济带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反哺绿色经济。

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