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懿王像赞

柳宗元手迹《懿王像赞》

珍贵的柳宗元手迹《懿王像赞》被发现！这一消息迅速震动了国内学术界。如果这一发现最终能够得到确认，将成为世上唯一存留的柳宗元手迹，也将为《柳河东集》增加一篇最新发现的佚文。

日前手迹的复制品已传到国内柳学研究的大本营柳州，龙城人得以从其中的一笔一画中体会柳宗元书法的神韵，想像柳宗元这位给柳州带来巨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的风采。柳州人由此和“柳柳州”更亲近了一层。

《懿王像赞》是北京东方文化馆副秘书长柳哲今年秋天在江苏无锡查阅《锡山徐氏宗谱》时发现的。《宗谱》卷七的懿王像背面，就是有“柳宗元敬题”字样的《懿王像赞》。近日，柳哲把这一手迹的图片传给我市的知名柳学专家谢汉强先生，供柳州学者欣赏和研究。

《懿王像赞》全文63字，内文为：“余稽徐氏，若木肇封；屹屹徐城，曰其故宫。伯益之裔，历千载而靡穷。迄今谱系，遭秦火而尚识所从。藐焉爵土未弥缝，有心人得睹瓜绵瓞菶。柳宗元敬题。”“赞”是古代一种押韵的文章。本文概括了余稽（今浙江）徐氏的起源和此后的变故，以及“当今”徐氏子孙众多、繁衍不绝的“盛况”。

然而对于此贴是否真为柳宗元手迹，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确认为柳宗元所作。徐氏编修宗谱，曾广邀名人为助，其中除了柳宗元写有《懿王像赞》外，还有汉唐以来历代名家如苏轼、文天祥、刘基、方孝孺等写下的序文、像赞不下百篇。和柳宗元同时的韩愈也写有《徐偃王庙碑记》，至今尚存。柳宗元受邀为徐氏宗谱写像赞，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从《懿王像赞》的文风看，也和柳宗元的文风一致。所以这应该是一篇珍贵的柳宗元的佚文。但从书法的角度看，如果要确认这就是柳宗元所作，尚待有关专家作进一步的考证。

无论如何，《懿王像赞》都是十分宝贵的。

附加：柳宗元手迹《懿王像赞》辨伪

[作者简介]孙代文，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一

北京东文化馆副秘书长、倾心于华夏柳文化研究的专家柳哲博士，2006年8月在查阅江苏无锡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编《锡山徐氏宗谱》善本书时，在《宗谱》卷七的懿王像背面，发现了柳宗元所书的《懿王像赞》这一书法艺术作品(见图1)。并把这一书法作品的复印件馈赠给中国柳宗元研究会顾问、柳学研究专家谢汉强先生。

谢汉强先生在把玩了这一书法作品之后，以《珍贵的发现》为题，于2006年10月21日在《柳州日报》上撰文发表。谢老在文中说：“几十年来，一直到处寻找柳宗元的书法真迹。没有线索，从不放过，但都是无果而憾。前天，终于惊喜的见到了柳宗元所书的《懿王像赞》。那苍劲飘逸的63个字，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眼球，为和我一样渴望见到柳宗元书法珍品的柳州人民将能实现夙愿而兴奋不已。”

二

自《懿王像赞》复印件见报后，引起读者的密切关注。笔者作为一个“渴望见到柳宗元书法珍品的柳州人”，初看到《懿王像赞》，的确兴奋过一阵子。但经过查阅有关的资料和认真的思考，笔者认为柳哲博士断定《懿王像赞》是柳宗元的书法真迹，这样的结论值得商榷，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柳哲博士认为该书法作品是柳宗元的书法真迹无疑。他提出的理由是：首先发现该手迹的《锡山徐氏宗谱》谱系完整，序文、像赞自汉唐以来历代名家手笔不下百余篇，其中真迹摹印的还有苏轼、文天祥、刘基、方孝孺等，可见该家谱的权威性；第二，该像赞与柳宗元文风一致，文简意赅，考证严谨，像赞内容符合徐氏家族的发展史；第三，柳宗元这幅书法作品，正好印证了柳宗元精于“章草”的有关历史记载；第四，韩愈曾为《徐氏宗谱》写有《徐偃王庙碑记》，柳宗元与韩愈是至交，柳宗元为徐偃王父亲懿王作像赞正是情理之中。

《懿王像赞》果真是柳宗元的手迹么?柳哲博士所列举的几点理由，笔者以为是不足为据的。

第一，发现该手迹的《锡山徐氏宗谱》谱系完整，自汉唐以来历代名家手笔不下百余篇，这只能算是一种推论。我们手头没有《宗谱》，不便评说，但仅就列入宗谱历代名家手笔中的所谓柳宗元手迹而言，却未必可靠。原因是，在书法名家迭出的唐代，柳宗元尚不属于名家之列；且世人历来就没有见过柳宗元传世的手迹。宋人沈作�在《寓简》卷二中说：“柳子厚自言，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赎甚具，又二十年来，编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无尝见名氏，望而识其时也。予初谓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观古法书，或真迹，或石刻，真迹寡矣，年岁久远，人间殆不复见，其仅存者，皆归御府。”这就是实情。被称为“康熙四家”的书家姜宸英在《湛园札记》卷三讲得更剀切：刘禹锡代《祭柳员外文》曰：“箧盈草柰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扬差肩。则子厚亦工于书法矣。惜其字不传，而见于与刘倡和诗多有之。”柳宗元工于书法，这是实情，他的书法，堪与钟繇、索靖媲美，也是实情；“惜其字不传”，可惜他的手迹没有流传下来，早在几百年前就有名家为此抱憾。而柳博士仅从《宗谱》中发现历代名家中有柳宗元书写的像赞，就断定是柳宗元的手迹，似有些过于轻信。因为，唐代的石刻(统称唐碑)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汉碑、魏碑也为之逊色。在著名的唐碑中，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颜真卿、柳公权、徐浩等书法名家，均有他们书写的石刻，唯独没有发现柳宗元书写的石刻传世，这就印证了“惜其字不传”的客观事实。北宋古石刻资料汇篇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从两千种古籍中汇集了历代有关书法、绘画理论、鉴赏题跋、作家生平等极有史料价值的《佩文斋书画谱》一书均无柳宗元真迹的记载。因此，无怪近人柳学研究专家章士钊在《柳文指要》感叹自己“生平未见子厚墨迹”。柳宗元书法真迹，历代典籍均无记载，千余年来，学界已成共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无柳氏手迹比照的情况下，如今在鉴定柳宗元的书法作品时，更应持审慎的态度，多方求证，不可轻易下结论。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说：“我以为倘要论文，不但要看作者的全人，还要顾及全篇，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否则，是有些近乎于说梦的。”柳哲博士从有“柳宗元敬题”款署的《懿王像赞》，就断定它是柳宗元的手迹，这样的结论未免太轻率了。

第二，柳哲认为“该像赞与柳宗元文风一致”，“像赞内容符合徐氏家族发展史”。以此为据，将像赞确认为柳氏的手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

先从文体特点结构看。“赞”，文体的一种。以赞美为主。肖统《文选序》云：“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这就道出了这种文体的来源、特点。《文选》有《东方朔画赞》《三国名臣序赞》。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他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文体要求。查《柳宗元集》他一共写了五篇赞序文：《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霹雳琴赞引》《尊胜幢赞并序》及《龙马图赞并序》。赞序作品的结构，一般序是散文，叙说称赞对象的德行；赞是四言韵文，是序的内容的高度浓缩，而赞辞(四言或七言)的韵文一般都是在篇末。若纯粹是赞辞的作品，采用的都是四言(或七言)韵文，十分规范，鲜有例外。而《懿王像赞》一文，既不像序，也不像赞，文体结构的不规范，竟出自文章大家柳宗元之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柳哲博士说，该文与柳宗元的文风一致，是缺乏依据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就《懿王像赞》的内容结构作具体的剖析。

“余稽徐氏，若木肇封；屹屹徐诚，日其故宫”这是文章的第一层次，说明余稽徐氏立姓的来源，指出现在高大的徐诚，传说就是若木的故邑；“伯益之裔，历千载而靡穷。迄今谱系，遭秦火而尚识所从。”这是文章的第二个层次，意思说徐氏作为

伯益的后代，千年不衰。传到今天的家族谱系，虽经秦皇焚书的劫难而有幸得以知晓徐氏一脉的来历。“藐焉爵士未弥缝，有心人得睹瓜绵。”这是文章的最后一个层次，说明虽然若木爵位封疆是遥远的事，后来没有继承，但有心人还可以看到徐氏子孙的繁衍。从全文的内容看，仅仅是简单地交待了徐氏家族繁衍历程，并非如柳哲所言“符合徐氏家庭发展的历史”；其次，不符合赞序文体的要求。赞序应对称赞对象的德行加以铺陈，而《懿王像赞》只字不提。查阅柳宗元现有的赞序文章，就找不到对称赞对象不加评说的例子。《伊尹五就桀赞》，说明伊尹五次去找夏桀的原因，就在于“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赞扬伊尹圣人之心的伟大；《梁丘据赞》的梁丘据是春秋时齐国大夫，以谄媚君主著称，但他不嫉贤臣，“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恣其为政，政实允理”；《龙马图赞》这是一篇为明皇龙马写的赞体文，说“且其来也宜于时，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赞”。无须烦琐的举例，就不难看出，《懿王像赞》对懿王家族的德行、业绩没有任何评价，文中只有的“伯益之裔，历千载而靡穷”一句充其量算作代有传人的介绍。再次，柳宗元所有赞体文，结尾的赞辞，都是四言(或七言)韵文，鲜有例外。而像赞正文极不规整，全文64字，有10字句，有4字句，有6字句，有8字句，9字句存末尾，又没有赞辞，这与柳宗元文风相去甚远，何来文风一致之说呢? 第三，柳哲说“柳宗元这幅书法作品，正好印证了柳宗元精于‘章草’的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看法，涉及鉴别柳宗元书法的实质，更值得进一步研讨。

我们不妨作一些简单的历史回顾。唐代的书法跟诗歌一样，既是这一时期最成熟的艺术，又是这一时期最普及的艺术。诗律的形成，“尚法”书风的建立，有着内在艺术上的相通之处。唐代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但是已经显得冷落的古体字篆、隶书书法也得到了复苏。唐代书法艺术可以说是在各种字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唐代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并不以书法著称，然而也有书法作品传世，如贺知章这位长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四明狂客”，传世有草书墨迹《孝经》，写得豪迈而洒脱。大名鼎鼎的李白，也留下《上阳台》行书，共25字：“山高水长，气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写得纵笔自如，流畅健劲，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豪气。这件墨宝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诗人白居易，有楷书《楞严经册》墨迹。他晚年信佛，书写佛经，写得颇有法度，且蕴涵空灵淡远的神韵。晚唐诗人杜牧，有行书《张好好诗》墨迹，用笔劲挺，结体稳健，透露一种自然美。柳宗元生活在书风浓重的唐代，作为诗人、散文家的他，对书法是颇有研究的。他自言：“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是以善知书。”因此，他不可能不研习书法，不可能不师法二王、欧、虞、孙、颜等名书家，而形成自己的书风。遗憾的是，如前所说，“惜其字不传”，纵观史籍均没有有关柳宗元书法墨迹的记载。假定如柳哲所说《懿王像赞》，就是柳宗元的书法真迹，那么可以从这一墨迹中窥见古人笔意，通过辨析，以求得正确的结论。

唐人赵磷在《因话录》中说：“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说明柳宗元尤长于章草。我们就从这一极有价值的提示中，分辨一下像赞是否有章草的笔意。 关于“章草”的含义，后人有多种说法。按近代学者认为“章草”的字体，各个字的偏旁写法和组合都按一定的法则，对隶书加以简省，秧然不紊，便捷易认。字形美观，书写便利，笔画仍有隶书波磔，字与字之间无牵连。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瑾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这也说明，草书先有章草，而后有今草。据此，细读《懿王像赞》全文64字，计有部首：人(余)、禾(稽)、彳(徐)、艹(若)、木(木)、聿(肇)、寸(封)、山(屹)、土(城)、日(日)、其(其)、攵(故)、里(里)、(伯)、皿(益)(之)、衣(裔)、厂(历)、十(千)、戈(载)、一(而)、穴(窟)、(迄)、言(谱)、系(系)、(秦)、火(火)、(尚)、斤(所)、(焉)、爪(爵)、弓(弥)、(缝)、(有)、心(心)、目(睹)、瓜(瓜)、士(懿)、王(王)、贝(赞)。现将以擅长“章草”的书家书写的上述部首的字与像赞书写的字加以比照(鉴于无法打印出章草的笔意，因此，两者差异，难以直观)：

黄(颜真卿)、黄(李邕)、谶(王羲之)、之(李世民)、之(李邕)、之(王羲之)伯(李邕)、伯(颜真卿)、像(李世民)、像(王羲之)、其(李世民)、其(颜真卿)、城(颜真卿)、城(李世民)、城(李邕)、奉(李世民)、奉(褚遂良)、封(颜真卿)、封(孙过庭)、尚(李邕)、尚(王羲之)、岁(王羲之)、弥(褚遂良)、弥(孙过庭)、弥(李世民)、弥(王羲之)、徐(欧阳询)、得(李世民)、得(李邕)、徒(从)(欧阳询)、从(怀素)……裔(褚遂良)、载(王羲之)、载(孙过庭)、里(孙过庭)、里(张旭)、题(孙过庭)等等，由此可见，“章草”在写法上，弱化蚕头，特别是上下结构的字，一般是头重脚轻。但燕尾(捺笔)一定是加重的。尤其是转角字(如走马边)，捺撇是重点，这是章草的主要特点。而像赞通篇在笔法上，除了“故、里、当、靡”几个字有点章草的笔意外，其余的字，大体是行书写法。“像赞”作者在字的结体、笔法规范上与书家相去甚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像赞”作者将“肇”字的上半部“户攵”中的“攵”写成“又”字，柳哲说“正好印证了柳宗元精于‘章草”’的说法，岂不自相矛盾吗?

至于柳哲说，韩愈曾为《徐氏宗谱》写有《徐偃王庙碑记》，柳宗元与韩愈是至交，柳宗元为徐偃王父亲懿王像作赞正是情理之中。其实，这只能算一种主观推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说韩愈曾为《徐氏宗谱》写过《徐偃王庙碑记》，他与柳宗元是至交，柳宗元为徐偃父亲懿王作像赞是情理之中的话，那么，柳宗元曾写《伊尹王就桀赞》《梁丘据赞》《龙马图赞并序》等赞序文章，是否也可推断韩愈也写过这类赞序文呢?显然，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

笔者认为《懿王像赞》是伪作，还可从该文款印得到证实。陈振濂同志在《款印综考》一文中说：“由于历代书法作品聚散无常，难以遍览，我们只能就存世诸作中找出其相对最早的例证，并以为根据判断时间先后。唐代不见有款印现象。五代如杨凝式《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卢鸿草堂志跋》，一无款印，知五代时此风尚未形成……遍览从皇祜到熙宁这二十年间各家题款，也都无印，是知当时并无款印的习惯。”…据此，我们先从款识看。“像赞”的落款为“柳宗元敬题”五个字，这就颇有疑问了。经考证，唐代无款印现象，这已是书

画界公认的事实。而唯独“像赞”有款名，且又无史料记载，这就不合时宜，此其一。其二“柳宗元敬题”的题名，也不符合现已看到的当时书家的名款习惯。例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首尾都写上作者的名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留下的行书墨迹《上阳台》，款题“太白”二字。署了时间、款名，无“敬题”字样。王以坤同志在其编著的《书画鉴定简述》中说：“不同时代的书法，不仅字体和字形不同，从文章措词上看，也有不同。例如：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首尾都写上作者的名字……明代末期，信札的上款一般为‘某某词丈’、‘某某词宗’、‘某某词坛’等等，清代除了沿袭明代的称呼方式之外，又出现了‘某某仁兄大人阁下’，等等格式，例如何绍基致敏斋札，上款为‘敏斋仁兄大人阁下’下款为‘弟绍基顿首”’。这就启示我们，书法的题款格式是颇有讲究的。而“像赞”在署名后加“敬题”二字，就颇为奇特了。综观历代名家书法作品，几乎没有发现在款名后加“敬题”的字样。生活在中唐时代崇尚书法规范而又善知书的柳宗元，竟然在款题上写出迥异于人的“敬题”二字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谈到印章，《懿王像赞》在落款下有两枚印章――一枚“柳氏”篆体，白印文即阴文印；另一枚在阴文印下为“宗元之印”篆体，即朱文印。书画家在作书画后，除了签名外还要加钤印章，以表示该书画确为自己所作，因此，用印章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依据的。

各个时代印章的特点是不相同的。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以从印章的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分辨出来。陈振濂同志在《款印综考》中指出：“书画之款印，在唐之前，书画本无款印。存世最早的陆机《平复贴》与展子虔《游春图》，是书画名作林中之双璧，其上均无款印，非但如此，连唐代一些书法作品如《祭侄福》、《告身》、《上阳台帖》、《张好好诗》等等，也皆无款书与款印。”…据专家考证，唐代不见有款印现象，是从存世诸作中得出的结论。而“像赞”不但有款书，还有款印，甚至是连钤印，这就不合当时的时代气息了。特别是款印连钤的现象，它含有艺术上的要求。第一，两印相连，上小下大，形成一种钤式变化；第二，是两印形式风格不一，易收丰富之效；第三，两印文字内容有异，或名与字，或字或号，前后顺序不一，也颇堪玩味。而“像赞”的叠双印，上下形状、大小一样，且双印都是细边，显得风格呆板；而印文前一枚“柳氏”，后一枚“宗元之印”虽内容有异，但也不合书家习惯。纵观苏轼墨迹手书用款印例近十处，如《西楼苏贴》《三希堂法规》中的《钱穆父借韵见赠复以厚韵答之》中的“赵郡苏氏”印，尺牍中的“子瞻”印，墨迹中如《龙马神帖》之一有款书“廿六日，轼书”，款印“东坡居士”。僻行累举的书法家米芾，他传世作品专门用款印的现象更多，如《戏成呈司谏七古帖》，款印“芾”，“米章”；褚摹《兰序》，各有米芾七言诗跋，下有双款印“米芾”、“楚国米芾”。从以上款印的比照中，不难看出，“像赞”的双印“柳氏”、“宗元之印”均没有突出柳宗元的祖籍，这也是不符合款印连钤的规范的。

柳宗元是一位有史料记载的书法家，但一直没有他的书法真迹流传下来；千余年来人们渴望见到柳宗元的书法真迹，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柳哲先生将他从《徐氏宗谱》中发现的“柳宗元”写的《懿王像赞》断定为柳宗元的手迹，这是不够审慎的。我们通过对像赞的内容、体式特点以及这件书法作品的字体结构、笔法、笔意及款印的辨析，可以断定这是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