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凯根对行为抑制性进行研究的背景

　　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气质在解释行为和情绪的个体差异时一直是较受欢迎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以操作原理为主的行为主义的盛行和对家庭的实证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从行为主义和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待个体的发展，气质研究变得沉寂起来。但是，在生物学和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对动物的内在特性的研究的成果和托马斯、切斯的颇有影响的著作《气质与发展》（1979）一书的出版再一次激发了学者们对气质进行研究的兴趣，掀起了气质研究的又一高潮。凯根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自己的研究的。1Q(uw'D4g{lp'x \0心理学空间tM#|i@ zL:h'c)b　　首先，神经科学在近几十年里发展了生物医学构像技术，脑神经相关电位法，以及细胞神经科学和分子神经生物学，为直接对人类的行为活动进行研究、探求人类行为的脑神经机制提供了可能。神经系统科学的快速发展，揭示了许多新的事实，使人们有可能开始合理地假设人的行为具有相应的生理机制。例如，生物学家对动物内在特性的研究发现，同一实验室条件下饲养的动物，它们对同一刺激的行为反应却大不相同；不同物种的神经中枢环路和生物化学成份不同[1]。它们在获得一定的条件反应的难易上也有差异。生物学和行为学的不断融合为凯根理解气质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路。他逐渐意识到只用心理学术语描述和解释行为及情绪事件的心理学已成为过去。对心理过程的理解和概括不能离开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神经细胞的染色体对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尽管每一个心理过程都是一个大脑加工过程，但并不是每一个心理过程都等同于一个神经生理学的过程。心理与大脑是不等同的，就象肺不等同于呼吸一样。建立在这种对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再认识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气质，尤其是研究气质中的抑制和非抑制性。心理学空间W4F w~?"q

$MA [^+|\`0　　其次，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在心理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凯根对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托马斯和切斯根据多年研究提出了气质的9个维度、3种类型。在他们的样本中，有15%的儿童属于发动缓慢型儿童。这类儿童的活动水平低，行为反应很弱，情绪消极、退缩，逃避刺激和新事物，对外界环境、生活变化适应缓慢。凯根认为在这些描述里已经隐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儿童对不熟悉的人、地方和情境的反应倾向是一种内在气质特征[2]。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托马斯和切斯的研究采用的方法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对父母的访谈。这种方法在研究初期，面对一个复杂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是非常可行的。但是，它也极易形成偏见。当父母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他们经常提到的是一些表面上的、围绕抚养容易还是困难之类问题的品质。凯根认为，当自然科学家开始拓展一个新领域时，他们有三种可选择的策略：一种是依赖以前的理论（如物理学家），一种是依赖新的实验观察（如生物学家），还有一种是依赖研究者或信息提供者的直觉（如社会学家）[3]。每一种策略在研究初期都是非常有用的。但历史表明，实质性的进步常常在于研究者放弃开始的直觉，创造出新的资料来源。托马斯和切斯的分类并没有错，但是缺乏对气质类型形成基础的生理学模式的深刻理解。这使许多研究者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儿童的那些外在行为表现。一个开创新领地的科学家必须要依靠在他们的时代最合理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对以往研究既吸收又批判的基础上，凯根提出了自己收集数据的方法，开始了关于气质的行为抑制和非抑制性的研究。P%b F$C2e*c06j;c l)J$]0q6p0　　最后，凯根等人对行为抑制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与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的合作。这项合作的成果于1962年出版，即《从出生到成熟》。该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有一种心理品质从儿童出生头三年一直保持到成年。这种心理品质，他们起初称为被动性，现在把它称为行为抑制性(behavior inhibition)。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凯根和他的同事从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中选出了华裔美国人和白人婴儿做一项从3个月到29个月的日常看护作用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华裔美国儿童无论是在托儿所还是在家里养育，都比类似的白人儿童更拘谨、害羞、害怕；当他们遇到不熟悉的成人或儿童时；当他们的母亲短暂离开时，他们都比白人儿童哭得更厉害。此外，在实验室里，华裔儿童比白人儿童表现出较稳定的心率。这些发现提示，华裔儿童中有抑制性的生物基础。害羞、抑制行为和微小的心率变量之间的联系激发凯根继续探索这一现象，从而展开了对抑制和非抑制的长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