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前，杭州地名还未出现。春秋时期，浙江大部分地区属于越国（都城在今绍兴市）。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自吴返国后，用谋士计然和范蠡的复国灭吴之策，“省赋敛，劝农桑”，并且“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发展农桑生产，终于增强了国力，灭吴称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汉时实施“休养生息，以农桑为本”的政策，重视和发展蚕桑丝绸生产。浙江蚕桑丝绸生产的重点区域，出现了由浙东会稽（今绍兴市）一带向浙西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延伸的局面，杭州丝绸生产得到了发展。

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杭州地属吴国，吴主孙权为富春人（今杭州富阳市龙门镇），将发展蚕桑丝绸作为“解救民生凋敝，赡军足国”的重要举措。1958年10月19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理浙大古荡钢铁工地时，发现并确认了两座古汉墓，其中2号墓为汉代武官朱乐昌夫妇合葬墓，墓中有大量的随葬品，其夫妇所盖的丝绸被子为杭州出土最早的丝绸品实物。

隋代以前，杭州还只是一个江滨小邑。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后，废钱塘郡，设杭州。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大臣杨素调集民工筑杭州城。随着杭州城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丝绸生产亦同时兴起，当时杭州城内已有丝绸买卖，而且向朝廷纳贡丝绸。隋代推行均（受）田制和租调制，规定桑田为“永业田”，凡“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当时新安、遂安（今淳安县）一带，普遍推广“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的经验，可知当时杭州区域内的蚕桑生产已比较发达。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蚕桑丝绸生产得到了发展，并且出现丝绸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当时杭州生产的丝织品不仅是当地的商业货品，而且远销西北边陲，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销到中亚诸国。近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发现的唐代丝织品中，据专家分析，有不少为杭州生产的丝织珍品柿蒂绫。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杭州属临安人钱镠为国主的吴越国所治。出现了“年年无水旱之忧，岁岁有农桑之乐”的盛世。当时不仅农村“桑麻蔽野”，城镇也出现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盛况。在丝织生产方面，据《吴越备史》记载：钱镠在杭州设立了官营丝绸织造工场——织室，这是杭州设立官府织造机构的开端，对后世杭州丝织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宋代杭州丝绸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北宋年间，杭州的官营丝绸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呈持续发展的态势。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廷在杭州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使杭州成为重要的对外港口，杭州的丝织品由此远销阿拉伯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在杭州又设立了织造机构——织务。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月，南宋正式定都杭州，大批官宦巨室、商贾工匠等亦随之来杭。为皇室服务的宫廷绫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等工场纷纷迁杭，工匠们带来精湛的丝绸织染制作技艺，对杭州丝绸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成为当时全国的丝绸生产、贸易、技术和信息中心，由此，“丝绸之府”的美誉名传天下。

元代杭州丝绸生产与贸易依然相当兴盛。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设“东西织染局于苏杭”。后南宋设在杭州的官营丝绸织造工场改称文锦局，仍设于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旧址，另有织染局位于太平坊织造署。文锦局、织染局是官营织造工场，而织造署为织造管理机构。元代还是杭州对外贸易的极盛时期，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与海外的商务贸易往来相当频繁，马可·波罗曾称杭州羊坝头一带为“阿拉伯世界”。

明代杭州丝绸业发展较快，成为杭州丝绸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据《明会典》记载，明廷在浙江共设10处官营织染局，居全国各行省之首，而杭州染织局的生产规模和丝织品的实际产量，均为全省之首。明代杭州民营蚕桑丝绸业更有“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明书·方域志》卷三十九）之称。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生产技术水平比前朝有显著提高。明代杭州丝绸业行会组织的建立，也可作为丝绸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又一明证。

清代杭州丝绸业仍分为官营与民营两大系列。顺治初年，清政府即在北京设立内织造局，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建立了官府织造局，统称为“江南三织造”。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嘉庆十一年（公元1860年），是“江南三织造”丝织品年产量比较稳定的高峰期，这时杭州局平均年产量4683匹，江宁局3585匹，苏州局为2815匹，杭州局占三织局总产量的40.40％。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杭州民营丝织业呈现“机户万计”的盛况，不仅城中丝织业发达，而且邻近城镇如塘栖、临平等处的丝织业也相当兴旺。

民国期间杭州蚕桑丝绸生产发展态势大致上可分为“盛”和“衰”两个不同时期。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25年（公元1936年）之间，丝绸业的发展虽有波折起伏，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主流是“盛”；而从民国26年（公元37年）到38年（公元1949年）上半年之间，前有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八年的摧残和掠夺，后有全国内战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崩溃，期间虽有过短暂繁荣，但总体上是“衰”，是遭受劫难。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十年（1949—1999年），杭州丝绸经历了波浪式的发展道路。第一阶段，从1949-1952年的三年多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恢复生产的任务；第二阶段，从1953-1960年前后，全行业的生产和经济效益达到新水平；第三阶段，从1961-1965年，通过贯彻党中央“八字调整方针，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创造了建国后的最高水平；第四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6年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时开时停；第五阶段，从1977-1999年，杭州市丝绸行业进入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中前期，丝绸生产虽有过大波动，但总体上处在稳步发展中，其中1993年全行业的生产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期间，杭州的丝绸产业虽历经结构调整、改革重组等波动和起伏，但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杭州丝绸的文化底蕴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杭州丝绸的巨大吸引力，甚至不亚于美丽的西湖。人们向往杭州这样一座丝绸般柔软的城市，既钟情于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的西子湖，也爱慕那色彩缤纷、优美华贵的丝织品。丝绸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消费品，而是承载了杭州人的生活情趣、历史情怀和艺术感悟。在长期的丝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杭州丝绸文化，它集中反映在与丝绸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物遗迹、故事传说、诗词篇章、人物传记、习俗禁忌及蚕桑丝绸生产、商贸等各个领域之中，同时彰显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以“奖励农桑”为富国政策。相传我国古代美女西施在被献于吴王夫差之前，曾在家乡诸暨浦阳江畔的苎萝村养蚕织帛，常浣纱于村旁江边。后人在江边立石纪念，刻“浣纱”二字，还在附近建“浣纱亭”。这一美丽的历史传说，成了当时越国乡村已生产丝织品的佐证。

汉代丝织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汉末三国时期，杭州属吴国，据《浙江蚕业史》引日本人佐藤真《杭州之丝织业》一文称：三世纪初，从吴国去日本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日本人称之为“吴织”。到日本聚集的地方叫“吴原”，从杭州输入的丝织品叫“吴服”。

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特别是大运河南端终点的北关门外（现武林门外至湖墅一带），更是“人烟辐辏，商贾云集”。浙江向朝廷纳贡的丝织品，多由杭州装船，经运河输往京城。

进入唐代之后，随着杭州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丝绸生产也得到了发展，丝织品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唐穆宗长庆二至四年（公元822-824年）间，担任杭州刺史的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杭州春望》的诗，诗云：“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提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诗中提到的“柿蒂”，即为当时杭州盛产的柿蒂花绫。

唐代杭州生产的丝织品不仅是市内的大宗货物，而且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货物之一。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写道：“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古驿楼。” 写的就是国内外商人往来于杭州与扬州之间经商的情景，诗中所提到的“西陵”即现杭州市滨江区的西兴镇。

近年从中国丝绸博物馆获悉，杭州雷峰塔地宫曾出土过吴越时期的越罗，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越罗在唐代已很有名，杜甫的《白丝行》中已经将越罗与四川的蜀锦相提并论：“越罗蜀锦金粟尺”，意思是越罗和蜀锦一样非常珍贵，要用金粟尺来量，金粟尺是富贵人家的用品，尺上的星点用金粟嵌成。

杭州丝绸的织造技艺水平在唐代后期有很大的提高，相传唐初重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九世裔孙褚载，他从以织锦袍闻名于世的先家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得“机杼之法”，归杭传授里人，对以后“杭州所出，为天下冠”起了积极作用，杭州丝绸业中人感其功德，在褚家堂（后称忠清巷，今杭州市新华路）建庙奉祀。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改为观成堂，有碑文可鉴。宣统元年（1909年）“迁地改筑”至直大方伯，称“绸业会馆”，旧址现存浙医一院内。

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受封吴越王，审时度势，实行“保境安民”国策，遂“善诱黎氓，……八蚕桑拓”（《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后人在论及钱氏的功绩时，多次提及他对发展蚕桑丝绸生产方面的贡献。《钱武肃王功德史》中说：钱镠“劝民从事农桑，至今千余年，江浙丝绸业为全国之冠”。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杭州士绅募修钱王祠，当时的浙江总督亦称颂钱镠“功在河山，利在农桑”。钱王祠现为杭州西湖风景区一著名景点。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国王钱镠纳地归宋，杭州和浙江大地属北宋政权管理。期间杭州的官营、民营丝织业都具有一定规模。朝廷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诸色匠役数千”（《宋史纪事本末》），可见当时规模之甚。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词中如此盛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南宋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历时150余年。当时杭州丝织业盛极一时，仅官营织锦院就有雇工数千，织机数百，私营纺机也有很大发展。《梦梁录》所列丝织品就有绫、锦、绢、罗、纱、绸等十多个品种，杭州市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时任於潜（今属临安市）县令的四明（今鄞县）人楼璹作《蚕织图》，将蚕桑、丝织生产分为24事，图及所附的24首诗，完整地记载了南宋时杭州蚕桑、丝织生产的主要技术水平，经高宗续配吴皇后修改加注后，广为流传。

元代杭州丝绸远销海内外。那时，杭州城里的商贾一半以上从事丝绸贸易，装载绸缎的船只川流不息，远及欧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是“天城”，“人在其中，自信置身天堂”。据《马克·波罗游记》记载：“由于杭州生产大量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中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罗，遍地锦绣。”游记中还说：杭州各地市场很多，不只附近农村、全国各地，甚至印度及其他邻国，都有商人来此贸易，市场商品很多，丝绸产品占很大比例。当时阿拉伯一带来杭州经商的人相当多，他们在羊坝头（今杭州市中山中路中段）一带聚居，开设店铺。由于他们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有位埃及富商欧斯曼出资创建了真教寺（清道光十八年改名为凤凰寺），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又增建了大殿，现今尚存。

明、清时期杭州丝绸丝织手工业及家庭小绸坊充斥大街小巷，当时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誉。清代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写道：“朕巡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绸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杭州丝绸在国内外均有着很大的市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者，必走浙之东也”。

清中叶，杭州丝织业有两大集中地，一是东园巷一带，多为熟织物（先染后织）；一是艮山门外闸弄口一带，多为生织物（先织后染）。而丝绸市场则在忠清巷、东园巷一带，每日从宝善桥、仓河下“装船埠头”装载的绸缎，连接运河运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有诗曰：“荘船埠头挂布帆，微风掠水日西衔。夜来别有空蒙景，渔火星星隔翠衫。”这些满载丝绸的船只，“初则行销南洋”，然后，“愈推愈广，远及欧美”（《杭州重建观成堂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杭州的丝绸产业与历史文化。1957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参观视察杭州都锦生丝织厂时，曾指示：“都锦生织锦是中国工艺品中的一朵奇葩，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在国家外事活动中，杭州丝绸也往往成为礼送国外首脑和贵宾的首选，它传递着中华文明，成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

蚕桑丝织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五千年来，它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杭州丝绸中的“杭罗织造技艺”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中的重要代表性项目，正式加入“世遗”，为杭州丝绸历史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丝绸文化是杭州文化的物化代表，它彰显着杭州发展的独特优势。当杭州丝绸文化的唯一性、差异性、独特性与城市经济运行相结合，就会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发掘杭州丝绸文化的内涵，突出杭州丝绸的历史文化特色，提升杭州“丝绸之府”的文化品位，更是历史赋予杭州的责任，也是杭州丝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来源：征途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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