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建国初期的总参，为什么会被视为最难干的一个部门？

这还要从我军的“三总部”和“八大部”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成立了“三总部”即总参、总政、总后。1950年9月，又成立了总干部部，于是形成了“四大部”的管理体制。

1954年11月，参照苏军体制，增设了四个部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初步形成了“八总部”体制。在这“八大部”之中，地位最重要、是最难干的无疑还是总参。

从“八大部”首任部长和配置来看，总参的班子阵容最为庞大：

总长徐向前，副总长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人，这是两元帅加两大将的配置。

而其余几个部门都没有这么豪华：像总政主任是罗荣桓，第一副主任是谭政；总后是黄克诚，副部长杨立三、洪学智；总干部部罗荣桓兼，副部长萧华；军械部陈锡联（后王树声），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叶剑英代），武装力量监察部叶剑英，财务部杨立三。

晚年徐帅

但是，“八大部”里最重要、也最难干的，还是总参。

建国以后，先后有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先后出任总长或代总长（聂荣臻和杨成武）。其中，任期最长的罗瑞卿不超过6年，最短的杨成武甚至不满1年，而被认为最适合总长的粟裕任期不满4年，粟裕还自谦没有干好，这是为什么呢？

建国之初，主席曾有意让“当代孙武”刘伯承出任首任总长。

历史上，刘伯承曾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团长，也曾三次出任“总长”：

第一次是1930年，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在上海出任第一任总长；第二次是1932年，进入江西苏区接替叶剑英出任总长；第三次是1934年底黎平会议，从红五军团参谋长复任总长。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22年间，担任过“总长”或“参谋长”职务的除了刘伯承，还有黄埔三期的朱云卿，云南讲武堂的叶剑英，以及萧劲光、滕代远、彭德怀和周公等人，其中资历最深、任职最长的就是刘伯承和叶剑英。

但是，年届58岁的“军神”刘伯承把目光放在了军事院校建设上，用他的话说就是赶总长“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伯承认为年纪大了，跟不上周公“夜猫子”工作节奏。

陈毅、刘伯承在军事学院

最佳人选刘伯承不能出任总长，第二人选叶剑英主政广东也离不开。

于是，主席选定了刘伯承抗日时期129师的搭档徐向前出任总长，副总长则是徐向前在华北军区时的搭档聂荣臻。只不过，华北军区时徐向前是聂荣臻的副手，而到了总参聂荣臻又成了徐向前的副手。

但是，徐向前由于身体欠佳，总参的工作一直由聂荣臻主持。

1950年1月到1954年10月，聂荣臻一直以“代总长”身份任劳任怨工作，并和主席一起擘画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聂荣臻一度身兼数职，包括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兵工委副主任、航空工管委主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以至于分身乏术一度累到吐血住院。

1954年10月，主席提议第一副总长、“战神”粟裕出任第三任总长。

为了帮助粟裕的工作，主席还给总参配备了多达11位副总长，包括留任的黄克诚、张宗逊、王震、李克农和张爱萍等人，以及新增加的陈赓、邓华、杨成武、韩先楚、彭绍辉和许世友等人。

但是，这些人大多数身兼多职，并不能给粟裕分担多少日常工作。

比如，黄克诚身兼总后部长、军委秘书长，张宗逊身兼军校部部长，专职铁道兵司令王震忙于黎湛铁路建设，陈赓主要精力在哈军工，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无暇旁顾，邓华工作重心在沈阳军区，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彭绍辉先转任训练总监部，后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还有抗美援朝归来的韩先楚，由于在军事学院学习也没时间到总参上班。

粟裕、许光达、谭政、萧劲光、王树声

但是，真正影响粟裕总参工作的，还是和几位老帅的不和谐。

坊间一度流传，粟裕大将和防长彭德怀之间存在工作上的矛盾：一是在副总长任上以总参名义调动志愿军5个军回国，二是1955年6月，总参绕过国防部自行布置攻占马祖列岛，让彭总恼火。

另外，粟裕和聂荣臻也因为工作产生了矛盾：一是聂荣臻代总长期间，为防止主席工作太多减少了总参汇报内容而被批评，但是第一副总长粟裕却受到主席表扬，由此粟、聂二人出现嫌隙。

当然，粟裕和彭、聂两帅的冲突完全是因为工作，并无任何私人恩怨。

但是到了1958年的风波中，粟裕遭到的批判比刘伯承还要猛烈，甚至还被列出“三大罪状”：一是个人主义，三次“越权”导致不和；二是在1943年“黄花塘事件”中参与“随饶倒陈”；三是，妄提组建战略预备队。会后，粟裕成为第一位被免的总长。

显然，强加在粟裕大将头上的“三大罪状”，要么是欲加之罪要么是子虚乌有。而让粟裕这位“总长”工作难干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和两位老帅的工作摩擦，而是受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所限。

1958年6月，聂荣臻在科协大会上

在近代战争史上，总参的产生比国防部要早得多。

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是现代参谋体系的诞生地。1857年，名将老毛奇就任德意志军队总参谋长以后，打造了近代军队的总参系统，并逐步取代了以往贵族指挥官单打独斗的军事指挥。

法军的参谋体系，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老毛奇额“铁血宰相”俾斯麦赢得了世界声誉。1888年，担任总长31年的老毛奇退休，但是参谋体系开始走上世界。

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美军借鉴德国参谋体系推动军事革新，并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了参谋部体系，二战期间演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美军也逐步形成了文官制度为主的国防部。

苏军的总参体系，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35年9月。总参的主要作用，是拟定战略计划，研究敌我态势，完善组织编制，军事动员和物质技术保障，同时兼有作战训练、军事理论研究职能。

在苏军作战序列中，总参隶属于国防部，总长兼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军队建设基本上“照搬”苏军模式，所以无论是粟裕的总参体系建设，还是刘伯承军事学院的战役、战术和军事理论教学，都是以苏军为“标杆”。

但是，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转折。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三和路线”，实质上是要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做苏联的“小跟班”和附庸国，这是我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彭总在批判粟裕“个人主义”的“越权”行为时，曾列举了1957年访苏的一个案例，粟裕未经代表团批准，私自向苏军总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索要国防部和总参的分工资料，严重违纪。

从现在看来，粟裕的举动是由于我军内部组织尚不规范、寻求体系完善的表现。

当时我国防部成立仅3年，苏军4年，而西方各国不足10年，所以总参和国防部如何理清权责范围、理顺上下关系都是一大难题。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粟裕，在官场上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就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