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勾起了人们对“问题少年教育”的记忆和又一次关注。在视频中，父母在使尽浑身解数、依然无法“管教”叛逆儿子的情况下，毅然将儿子委托给某“正规改造教育机构”，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如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手段后，叛逆的儿子终于被顺利送入了改造机构。

法律保证公民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和教育权，但无法保证公民拥有行使好上述权利的能力。简单讲，法律保障了人人有权利生孩子，但无法保障人人有能力管好孩子。而在义务教育阶段，一旦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诸如“问题少年”“叛逆少年”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

而这些父母，产生“我没有能力管教你，就请有能力的人来管教你”这样的心理也非常自然和普遍。在1980、90年代，他们往往是将“问题少年”送入工读学校，寄希望于更大的强制力以更严格的纪律完成对“问题少年”的改造。

进入21世纪后，在工读学校逐步消失，“教育无能”的父母们“委托管教”的迫切需求无处安放，各类“改造教育机构”便应运而生。这些机构往往没有相关教育资质，普遍信奉“以暴力对问题”“以野蛮对顽劣”的方针。无论是厌学、逃学、抑郁、躁狂、网瘾，应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以强制和暴力为基础的规训。最典型的以成立于2006年的临沂网瘾戒除中心为代表，青少年只要被“权威专家”杨永信确诊有“网瘾”，就只有电击一种疗法。

而在另一所号称以“传统文化”和“国学教育”矫治“问题少年”的“豫章书院”，则显得更为黑暗和荒诞。因“教育无能”而对“书院”满怀憧憬与希望的父母将无力管教的子女送入其中，却不知所谓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无休止的拘禁、殴打和虐待。

2017年，一篇名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掀起舆论狂潮，最终将临沂网瘾戒除中心和豫章书院等“改造教育机构”卷入漩涡中心。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临沂网瘾戒除中心终于被关停，豫章书院案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得到了刑事法律制裁。

然而，这类“灰色机构”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大量“教育无能”的父母希望“改造”和“矫治”自己问题子女的强烈需求和愿望，只要这一需求和愿望一直存在，那么一个杨永信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杨永信站起来。

随着临沂网瘾戒除中心和豫章书院逐步淡出视线，各类“训练营”“夏令营”和“改造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现象很难称得上“死灰复燃”，因为在杨永信和豫章书院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些机构就一直在这一行业的底层和边缘存在着，杨永信和豫章书院轰然倒塌，让他们从边缘和底层迅速走向前台和中心，迅速挤占了前者的生态位而已。

从2020年起，“大爱无疆游学营”等所谓的“改造教育机构”陆续被曝出殴打、虐待、拘禁学员事件。与杨永信躲在“精神病理学”的白大褂之后作恶，豫章书院用传统文化和国学掩盖犯罪事实相比，这些原本处于底层和边缘的机构用上了类似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在“大爱无疆游学营”事件中，组织者要求父母与自己一同用戒尺殴打子女，而父母竟然照做。

在汉语中，“有人生没人养”是一句程度相当重的骂人话，不仅表达了对对方教养程度的鄙夷，也表达了对其父母放弃教育义务，造成潜在社会危害的不满。实际上，这句骂人话恰好揭示了“改正教育机构”屡禁不止，“磁爆步兵杨永信”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即本该负起教育职责的个人和机构随意甚至违法让渡教育权，造成了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

从父母来讲，违反未成年子女意愿，将其送往限制人身自由的“改造教育机构”，不同于民法中规定的委托监护，属于非法干涉被监护人的自由权。从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来讲，法律规定，适龄未成年人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绝大多数“改造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类型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也不属于国家教育序列的范畴。家长将孩子送入“改造教育机构”造成了事实上的辍学。学校有义务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一情况，教育主管部门有义务对此进行干预。然而在现实中，因为“问题少年”给教师、学校管理带来很多麻烦，因此一般的学校和老师对家长将孩子送入“改造教育机构”通常持默许甚至支持态度。

在父母、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未能履行义务和职责的情况下，有人生没人养的“问题少年”如击鼓传花一般，最终落入杨永信们的手中，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能生育而不能教养的父母，还存在着只想将逃避教育责任，只想将“问题学生”推出校门的学校，这场充满少年血与泪的击鼓传花，就永远不会停止。

（作者系大学老师、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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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