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我听到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校长罗家伦，为了保住学校，躲避战火，决定将学校西迁至重庆。在西迁的过程中，能搬运的教学设施设备都搬运了，什么图书呀，什么仪器呀，甚至连解剖的尸体都一起打包带走。唯一没有也无法全部打包带走的是农学院牧场的牲畜。

“等到12月初，较为重要的物资都已经妥善运走时，农学院还有不少鸡、鸭、猪、牛、羊等一千多只动物无法搬运。罗校长只好让职工们都舍弃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中，但别让他们落入日寇手中。

在那个战火四起，人人但求自保的时刻，尽管中央大学已经给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以及牧工吴谦、曹占庭、袁为民（四人均为淮安同乡）等人发了遣散费，但他们依然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把剩下的动物带到重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与艰辛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罗家伦校长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我不知道此时在阅读文章的您是否是初次听到这个故事，也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故事时，是作何感受。但我知道杨德昌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做了个决定，要将这个故事拍出来。据说名字叫《长江动物园》。不过，他还没有去拍，他就去世了。

杨德昌是谁？过去我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就查询呗，这没有什么可耻的。最近我发现我对“孤陋寡闻”这个标签已经习以为常。而当我接纳了自己的无知，我似乎又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因为“无知”，所以今天下午我大概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去了解杨德昌。

原来他是已故的台湾著名导演。他的作品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力。他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同属于第五代导演。他的祖籍是广州梅县。1947年，他出生在上海。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他在台湾成长，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在美国爱上电影，然后投身于电影行业。他这一生拍过八部半电影，还有两部计划拍摄但未拍摄的遗作。其中一部就是《长江动物园》。

而我正是因为对《长江动物园》这个故事感兴趣，才开始去了解杨德昌的。然而，在了解杨德昌的过程中，我并未看清杨德昌。我只是感觉他面目模糊。我大概知道的是他是蔡琴的前夫，是杜可风和张震的伯乐，他与侯孝贤是很好的朋友。而其他信息却知之甚少。

比如，我不知道他拥有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也不知道他的性格脾气，更不知道他为何能够拍出如此解剖台湾社会中复杂人性的作品。

不过，在通过他的电影作品了解他这个人的时候，我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了一种现实感，一种真实态。

似乎在他电影中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似乎在他电影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似乎我们只是切换了个身份，在观摩自己的前世今生。比如在电影《一一》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的场景。比如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我仿佛看到了十二三岁时的我以及我身边的同龄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此时的我似乎突然理解了杨德昌。他不是我过去理解的导演，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人性的记录者。他只是运用电影这个载体，在给我们讲述他眼中的世界。只是他的讲述方式与其他科班出身的导演不同，所以在他的影片里少了一些戏剧美化的成分，多了一分真实冷峻和理性的洞察。

似乎他在电影中提出一个问题，也在用电影语言回答这个问题：“在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或许我们在看电影电视剧或小说也是在借用别人的人生来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

时代在变，但问题依旧。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过，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或许我们会像王酉亭那样坚定。我猜这或许正是杨德昌想要拍摄《长江动物园》的原因吧。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