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李鸿章，我们的脑海里首先浮起的大约是“卖国贼”几字。以往的历史书里，李鸿章同样摆脱不掉“罪人”、“权臣”等字眼。如今，越来越多稍懂历史的人主动站出来为李鸿章“翻案”：步履蹒跚的老人噙着热泪，深情地唱着家乡小调《茉莉花》；1895年《马关条约》，李鸿章不顾自身安危以脸颊的一枪换来了中国1亿白银；《辛丑条约》，他以“肃”字代替庆亲王奕劻，再次扛起了国人的谩骂与指责。这些读来，无不使人热泪盈眶，羞愧于对他“卖国”的界定。然而彻底推翻以往的李鸿章形象，重新将之建构成“爱国”者形象，这是否就是真实的李鸿章呢？从翰林院编修到从戎十载，文从武起，于潦倒中发迹，不追溯过去，我们是否真知李中堂？

一、戎马数载，壮志已灰

晚清四大名臣中，李鸿章属大器晚成。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为“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的确从1853年，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办理团练至咸丰十年，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此时李鸿章已经“戎马驰驱，瞬经八载”。李鸿章自述“军中八载，受尽苦累，若再留营，此身无着，则家亦无着。去留之际，实不能以自定”，因而“穷年奔走，壮志已灰，乃复听鼓应官，腐鼠滋味，奚堪一吓”，对自己过往的团练生涯生出了厌弃之感。

1859年10月20日，李鸿章奉旨授予福建延建邵道。加上庐州再陷，李鸿章“全家五十余口侨寓章门，母老固须迎养”。因此有意前往就职。在咸丰十年正月23日至24日（即1860年2月14日至25日），他先后给沈葆祯、福建提督学院徐树铭、福建巡抚瑞印瑸、署粮道福州府泰、署福州府刘、前属福建臬台盐道崇等人写信，透露自己欲前往福建就职的愿望，询问福建是否还有空缺的职位，希望各位大人能“指示前途”，自己能得以“请咨俶装，趋赴台垣”。遗憾的是福建“各道俱不愿调，则无遗可缺，或即请补”。因此在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中，虽然有写闽任道员一职，但始终未任实职，走马上任。而对于李鸿章有意去闽任延建邵道的缺，沈葆祯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事实上，在就任闽缺无门又承担家族的生活情况下，继续留在曾营中既能解决眼前困境也能为长远考虑。因此李鸿章考虑再三，在回复刘云樵观察的信中一方面阐述了到福建省后仍无缺可补，“食难设措”的困境，“踌躇再四，进退两难”；另一方面以“曾帅处经手事件暂须清理，容俟少缓如闽，再亲雅教”为由委婉地表示了暂缓入闽的想法。

1860年6月8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于8月10日实授。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后，随即于8月19日“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曾国藩的两次请旨均无疾而终。不久李鸿章因为和曾国藩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离营出走。1860年10月，侍王李世贤击败李元度，攻克徽州。曾国藩欲参劾李元度，嘱李鸿章拟稿。李鸿章以李元度曾经与曾国藩共“患难”，“率一幕人往争”，但在劝曾国藩失败后乃辞职闲居江西。但李元度事件只是个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李鸿章对曾国藩移营祁门的不满和担心。因为在李鸿章看来，祁门地处万山从中，形如釜底，是兵家所忌的“绝地”。当时，“幕府诸人咸尼其行”，李鸿章则是其中反对最力的一个。李鸿章临危而去，使曾国藩不免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李鸿章离开曾营前往他哥哥李瀚章的江西寓所，途中路过胡林翼并探望他的时候，胡林翼劝诫他“君必贵，然愿勿离滌生。君非滌生，曷以进身？”，李鸿章驳斥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因此谈话不欢而散。后面留饮的几日，二人“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而另一位同年郭筠仙即郭嵩涛劝诫他回曾营投靠曾国藩，“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

二、再入曾营，编淮赴沪

尽管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产生些矛盾，但二者并未如传说中的那般“决裂”。1861年3月27日李秀成部围攻抚州建昌，曾国藩写信劝闲居南昌的李鸿章担任守城事宜。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从祁门移营东流。时值正克安庆，李鸿章听后，驰书前往祝贺。6月25日，曾国藩再次致函李鸿章前来相助；“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李鸿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而重回曾营的李鸿章也是在这时候进入曾幕的核心，并在以后赴沪、平发剿捻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回顾李鸿章前近十年的压抑挫折，梁启超评价为“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李鸿章招募淮勇即是曾国藩的意旨。1861年11月，清廷再次发布上谕，“著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并再次指示其“规复苏常”。 此时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于10月“复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请援”，“语次声泪俱下，口头乞师，情词哀迫”。曾国藩“见而悲之”，但当时湘军人数裁剪缺乏饷粮，于是与李鸿章商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此即是李鸿章编练淮军的背景。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即1862年3月4日，曾国藩、李鸿章校阅淮勇，是为淮军成立的开始。淮军一成立，即拟驰援镇江，但在同治元年2月28日（即1862年3月28日），上海官绅代表钱鼎铭、潘馥复第四次亲赴安庆，“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请求援兵。这次请兵解决了以往李鸿章所担心的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而且淮军搭乘轮船赴沪与先前李鸿章与曾国藩上商定的淮军“”本拟由陆路与沅浦方伯合攻巢、含，以期稳练”的路线有所不同，盖“沪上官绅合谋，雇定轮舟，劫我以行”的缘故。淮军改变路线跟随上海官绅赴沪援助有多重考量：

首先，忠王李秀成自杭州挥军南下，进击上海攻势凌厉，上海中外一派惊慌。1862年1月3日，上海华洋官员组成中外会防局并于2月间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同时改华尔“洋枪队”为“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饶是如此，仍不能让他们心安。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远在安庆的湘军和曾国藩，因而才有了四次亲赴安庆的诚心之举，使得曾国藩与幕僚李鸿章“商救江苏之法，因钱苕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与应之地”。

其次，湘军赴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湘淮军饷粮不足的问题。当钱鼎铭请求湘军援助时，就曾拜访李鸿章，以上海“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若弃之资贼可惋也”使之心动，希冀李鸿章和他一起劝说曾国藩。实际上在赴沪之前，李鸿章曾多次以“军无见粮，寸步难动”、“上海允济之饷亦未解到”、“轮船既难附搭”为由表示“迟延之咎，顾难独任”的无奈。因而才有了同治元年2月28日（1862年3月28日），上海官绅代表钱鼎铭、潘馥复第四次亲赴安庆，“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的举动。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来说分兵援沪，既能控制饷源重地上海，保证每月可得白银10万两济军；又能谋取无所作为的薛焕的江苏巡抚一职，可谓利远大于弊。

再次，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外势力混合的最大场所。曾国藩对上海官绅的“借师助剿”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洋人只能助守上海，不能助剿苏常等地，“洋人之在沪者，恐不足恃。其与我和好，究竟唯利是图。一有事机吃紧之时，往往坐观成败。若欲少借其力，必至要结多方，有情理所断不能从之处”。同时曾国藩也担心上海若专恃洋兵，使得将来洋人以此为借口控制上海。从后面李鸿章赴沪处理军情办理政务，利用洋兵的同时又始终对其抱有怀疑与芥蒂。可以看出淮军迅速入沪，一方面体现了中外官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维护上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对西方列强的防范心理和争夺地盘的欲望。

对于所说的李鸿章一到上海就率领淮军打了个漂亮的仗，且以9000淮军对抗10万太平军，以虚扎营盘的方法消耗太平军的弹药等论述，有争议之处同时也有可取之处。其中根据陆方教授的考订，澄清了首批淮军赴沪的营数为13营，但在人数上仍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一是“8000”人数说。李书春在《李文忠公年谱》中认为是8000人；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作“淮军成，凡八千人”；廖宗麟在《李鸿章与淮军的近代化》中也说道：“他从同治元年三月率八千淮军赴上海”。

一是“5500”人数说。窦宗仪在《李鸿章年（日）谱》中作五千五百人。考《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中《致曾事恒（十二）丈》函中有“蔽部现集湘勇二千，亲兵一千，新者五百，林字新勇一千，淮勇三千五百，春字老勇五百，开字一千，承沅丈允借，感甚。新募四营尚可”，可见李鸿章初抵沪全部兵勇五千五百人。董蔡时在其论文《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中支持窦宗一的观点，并认为加上黄毅升后率领的水师五千陆续到沪，以及李鹤章带马队到上海集合，最终到沪人数应该是一万余人。刘铭传也有“航海5000人”一说；

一是“10000”人数说。如一些当事人冯桂芬即认为是一万人左右；

一是“6500”人数说。据罗尔纲考证，认为淮军编成时的人数共“6500”人，其中湘勇2000，淮勇3500，外加楚勇两营1000人，共6500人；而陆方、高翠萍的《华军建立初探——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中并不同意董蔡时同志的5500人数，认为即使是从最初入沪的人数来说，也是随李鸿章首批到沪那2000多人，如果是包括后面陆续到的最终人数也应该是10000万人，因此他主张的观点是“13营6500名淮军分3批从4月5日至5月29日之间由安庆运往上海”；

一是“9000”人数说。徐伟民在其论文《太平天国时期苏沪官绅安庆请兵述论》中从《曾国藩日记》中按照双方商定的请兵计划，淮军将分三批驶赴上海，每批可载3000人左右，因此共9000人左右分析认为“9000人左右”之说较准确。苑书义在其著作《李鸿章传》中采用的史料与翁飞《试论淮军的创建》相同，即根据上海中外会防局筹办租借外轮事宜的吴云记述，他们与英商麦李洋行商定的条件是：运费每兵银20两，共付银18万两，可见也会按9000人人数计算的。

根据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在弄清孰是孰非的问题，得先确定研究对象。学者是想考察李鸿章首批带淮军入沪的人数还是李鸿章如沪最终带的淮军人数。根据史料分析跟随李鸿章进入上海的是第一批淮军，人数是2000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第二个研究对象上，学者们产生了分歧即李鸿章分批带军入沪与黄翼升、陈飞熊（即熊营）、马先槐（即垣营）等部究竟算入与否的问题。笔者赞同翁飞在其文中的观点，即“如果从总体上看，淮军如沪则是个延绵不绝的过程，前后持续近一年。安庆赴沪的13营为首批，从1862年4月5日（阴历3月7日）延至5月29日（阴历4月30日）”。笔者认为淮军入沪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李鸿章带领的淮军人数，其所属各部陆续入沪并奠定初步的入沪淮军人数才是其在上海发展的政治资本。片面研究李鸿章带入的淮军人数或者仅仅讨论某一部紧随其后进入上海等，则失去其研究的意义。

上述几种说法是笔者在查阅相关论文总结出来的观点。各学者在阐明自己观点时，或多或少批驳了其他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也被证明有些纰漏。“5500”人数说约是相关学者根据“敝部现集湘勇二千（亲兵一千，新者五百；林字新勇一千）、淮勇三千五百（春字老勇五百；开字一千，承沅丈允借，感甚；新募四营尚可）”这则史料得出的结论。但这5500人是3月初8日至四月初4日止，加上后来所到兵勇，暂时人数才是“共计5500人”。而“6500”人数说，是曾国藩在奏折和信函屡次提及的6500人数，则是按照每营正勇人数计算，而随营行动的长夫也应该计算在赴沪人数里面。9000人数说本身没有问题，应是同治元年2月28日上海士绅钱鼎铭等人与曾国藩、李鸿章约定的由轮船与每兵所需的运费所决定的人数，但这却不是李鸿章在上海依凭的最终淮军人数，因而在逻辑上缺乏一定的纰漏。至于梁启超等人支持的“8000”人说，甚少有学者讨论分析。笔者支持的万人说，则是从李鸿章到沪后督帅各军，在与太平军进行正面对战前带入上海的总体淮军人数。同治元年4月29日（1862年5月27日），李鸿章在上奏中说道：“所统水陆各军渐渐到齐，合之淞沪旧存兵勇，人数愈众，需费愈多”。在这之前同治元年3月15日（1862年4月13日），在《上曾相》信中，李鸿章即说道：“惟恃此水陆万人相依为命”，再加上不久后熊、垣二营的到来，淮军人数大概是一万余人。李鸿章带领淮军入沪，不可避免要与洋人打交道。但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其性“素性激直”，但既离开曾营，“未便率性而行”。因此“希庵以“从容”二字，节相以“深沉”二字，幼公与执事又以“勿急”相戒”。而曾国藩也多次指示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守而勿失”。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指示心领神会，复书曾国藩说：“定遵师训忠信笃敬与之交往”。

淮军赴沪，中间要穿越太平天国腹地，太平军并非无力截断江路，炮轰轮船，只是因为轮船悬挂英国，“太平军隔岸观望，无可奈何”才使得淮军顺利通过。但淮军乘船途经南京时候，仍胆战心惊。李鸿章幕僚周馥说：“当轮船过金陵时，南岸下关北岸九洑，各贼凭垒观望。余与军士六百人，同匿舱中，不敢露面。”钱鼎铭、程学启乘坐的轮船在采石叽搁浅，“南岸金陵北岸和州皆贼巢，楼橹相望”，吓得钱、程二人“相顾无色，而暗潮忽长，遇险成夷”。因而淮军入沪并不是纯粹一腔热血，一心杀敌，同样有着政治、军事等复杂因素的考量。

三、入沪整顿，小心筹划

淮军初到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李鸿章对其部下说道：“军之良窳，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梁启超评价为“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显然洋人对李鸿章及其淮军的改观不可能仅仅因为李鸿章的一番话。李鸿章到沪，积极训练将士，不使其染上陋习，“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同时“翻刻营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除此以外，李鸿章初到上海就感受到了外国洋炮的威力，“洋兵于十九日进剿东南汇所属之周浦镇，当即克复。其队伍既整，枪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贼甚胆寒”。过了十天，他又报告：“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开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炮弹真神技也！”由此李鸿章“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关于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一职具体时间，有人认为其入沪后通过与太平军的一系列苦战，凭借战功才获取江苏巡抚一职。实际上在咸丰11年11月25日（1861年11月25日），曾国藩已向朝廷密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在同治元年3月10日（即4月8日）李鸿章抵达上海后的17天，即阴历3月27日（4月25日）就奉命为署理江苏巡抚。仅过了半年左右，又由署理而改为实授。在这段时间内，李鸿章主要是“以选将练军、习勤耐烦为日行常课，其他则更无从着手”。期间英国兵头、提督屡次派人入营探望，称赞淮军营规，“迭请吴方伯于会防局顾子山等，要请敝军与之会剿”，但李鸿章均以“钧意不准，兵勇未齐”、“营垒未就，路径未熟”、“我国兵机谋定后动，未敢遽允分守”等理由婉言谢绝。尽管英国官兵多次“拂衣而去”，但李鸿章仍认为“薛公谓驭夷之要，有必可应允者即立允之，否则须斟酌回复，不可轻允。致后来失信”有道理，并且“（鸿章）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夷人调度”。但为了避免英兵频繁来营请求支援协同会剿，李鸿章作了些让步，“拟两全和好之法，俟接任后，令会防局官绅将薛公各营挑去二三千人，随同夷兵操练驻扎，专供应会剿，会防差使仍由抚藩札调.....华尔本吴晓帆私人，亦归并之”。至于淮军与外国军队如何作战的问题，此时李鸿章仍然抱有“所带水陆各军专饬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的心思。

两月间，淮军陆陆续续与联军合作同太平军对抗，李鸿章鲜少亲赴战场。同治元年4月28日（1862年5月26），西兵大队在嘉定城东二十余里的南翔镇遇见太平军，大恐寡不敌众“饷药难通，久恐吃亏，不若退保上海”等原因，将嘉城协守的西兵以及熊兆周的淮勇一千六百人硬行撤退，连夜回沪。李鸿章只能将“周浦各营调回，拟督同扼扎野鸡墩一带”。至于对洋人的后续处理措施，李鸿章本着“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的心理，“洋人必欲帮忙，听之而已”。后太平军乘胜追击欲进攻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成降”。等到太平军再次来犯时，刘铭传固守南汇并收复了川沙厅。只是此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

1862年6月起，淮军逐渐与太平军进行连续苦战。6月15日（即阴历5月19日），李鸿章亲自率沪营五成队赴虹桥，带同程、韩、滕各将，由七堡往泗泾进攻，行十余里，港汊桥梁，但因“节节险阻”，大队未便前进。程学启带洋枪队百人诱贼出巢，太平军“坚拒不动，大雨如注，旋即撤回”。但6月17日（即阴历5月21日），“伪调著名悍贼伪听王陈炳文及纳王郜姓众五六万倾巢而来，直扑虹桥营盘，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四面围裹，以洋枪炮猛力死扑”。程学启以孤军屯扎新桥，连日被围甚急。李鸿章“思到沪两月，未曾痛打一仗，恐为外人所轻，若前营被踏，或被贼营中阻，则全局即坏，乘其疲乏及扎营未定之际奋迅进剿。机不可失。遂于是日未刻，排炮一轰......程、韩各营大队齐出夹剿，杀死、挤跌落水死者实有一千余人，生擒二百余名，洋枪、抬炮。旗帜、马屁夺或以数计...程、滕二将各受枪子伤，幸不甚重.....讯生擒贼”。此次战役，淮军大捷，斩首三千级，“杀死、挤跌落水死者实有一千余人，生擒二百余名，洋枪、抬炮。旗帜、马屁夺或以数计”。李鸿章在向曾国藩复信中，谈及此事，一扫往日论及在上海的孤立无助，小心翼翼之感，“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摄威，吾师可以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惟属各将勿自骄满，仍须步步谨慎。”同时极尽喜悦，称之为“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因此泗泾战役，“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甚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此次战役奠定了李鸿章的地位，不仅在军中树立了威望，“每亲出击贼，军中呼为武翰林”，而且其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有了底气，淮军在西人中“军声彪起，西人相顾及，皆以拇指示之”。

四、镇压“太平”，周旋“常胜”

此后淮军与常胜军的联合军与太平军的战争进入胶着态势，双方互有胜负。然在向上汇报战绩时，虚报战功则是“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鸿章早在曾营秉笔时，因“（其）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及至在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向曾国藩或朝廷汇报战绩时，同样经常出现虚报战功的情况。1862年10月的四江口之役，李鸿章杀害太平军将士2300余人，但在上奏中说道：“歼擒悍贼至一万数千名之多，实赖军士用命，或此奇捷，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事后又请旨给参战军士程学启、陈飞熊、张桂芳、张树珊、郑国魁等人调补升职并给阵亡将士以抚恤。而在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1862年12月3日）明降谕旨宣示“并将出力阵亡各员弁分别讲述奖恤矣”。谕旨后同样对李鸿章给予奖赏，“自简署巡抚以来，军务、地方均能称职，颇为嘉悦，已明降谕旨补授江苏巡抚”。因而“铺张胜事，为免罪图功之计，尤为惯技”，李鸿章“亦明知也”，且擅长使用。尽管如此，但此次战役确实给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淮军巩固了在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太平军再也无力挺进淞沪，并被迫才能西线分兵保卫苏昆腹地。刘体智认为泗泾之役与四江口之役“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为稍异。两役士卒曾陷于围中者”。而这两次战役的成功除了援兵能及时赶到外，“未始非郑国魁之功”。细细说来，太平军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这个局面的形成。“苏枭皆庐州籍，是时多从寇，与之相习，本无决斗之志。寇将渺视我军之微薄，可不劳而获，督战亦不利”。

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中除了与敌正面对抗外，还善用“策反”手段，对降军毫不留情，一旦发现有逆反苗头，不管真假，一律斩杀，从这即可看见李鸿章对待农民起义的铁血手腕。同治二年（1863年）太仓之役中，李鸿章本想凭借武力强取太仓，但前期连连碰壁。好在李鸿章一直在与太仓城中的一些太平军将领秘密接触。因此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率领一支2000人的淮军前去接应。为了完成诱降，李鸿章曾多次与这些有些归降的将领秘谈，与他们互赠了很多贵重的礼物，并承诺他们归降后将加官进爵。李鹤章到太仓后，经过一中间人黄某联系了降将蔡元隆。蔡元隆要求“另编军队，给都、守、千、把等职，且切询事上之道”。李鹤章军答应了其要求，第二天即将冠服通过黄某带去了蔡元隆军营。“见甲寇戏以顶戴强加于乙寇之首，乙寇弃之于地。会丙寇经过，观之，又掇起，欲试诸丁寇，丁寇逃走不受。其余之寇竞取冠服，互相戏谑，略无诚意”。等到约定受降的日子3月初9日（即4月26日），后面的战事中外叙述者即产生了分歧。

简单说，据刘体智记载受降日当天，李鹤章遥远听见“但患汝耳”，感觉敌队有异，但为时已晚，发觉时已被敌方杀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李鸿章知道后立马派刘秉璋和程学启前去救援。第二天攻城，“寇甫接战即遁，遂克太仓”。而道格拉斯回忆经过则是太平军将领打开城门，放入1500名清兵随后将其关入房间内成了俘虏，之中300人被当场斩首示众。后来戈登带领2800名步兵经过二次进攻成功夺取太仓城。据李鸿章的奏折，李鹤章所带军队的确受到因敌军的诈降，“伤亡弁勇数百名，李鹤章腿受枪子伤，幸不甚重”。十五日，戈登在营前排列开花巨炮十余尊，对城轰打。自午至申，轰倒二十余丈，城内屋瓦皆飞，击死悍贼无数。而淮军攻入太仓是在5月2日（阴历3月15日申时）克复太仓直隶州城。三方记述虽有差异，但均反映了太仓之役中太平军“反策反”的策略。这在军事战争中本是兵家常事，但李鸿章对太平军“出尔反尔”的行为深恶痛绝，以致对他们赶尽杀绝。“悍逆百余名，悉数诛戮”、“各军因贼诡降，屡次拒伤官兵，愤恨如骨，立将城贼万余人围而杀之。”、“程学启等派队紧追，立擒蔡元隆，裂其尸，余匪追斩殆尽”。道格拉斯在叙述该战役时也记录了李鸿章残待俘虏的情况，戈登将守卫太仓城的7名叛军首领转交给以为中国将领处置，“很显然这几名战俘随后极不人道的待遇是在李鸿章的默许下实施的”。至于怎样的不人道的待遇，道格拉斯记载的即是传统中国谋大逆的“千刀万剐”之刑，“清军将领下令将俘虏绑在柱子上，把一支支箭插入他们的身体，从他们身体的各处剥下他们身上的皮，让他们以这种状态示众至太阳落山，然后砍掉他们的头。清军将领严酷的命令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其野蛮程度引起了在华欧洲人极大的反感。”

关于太仓之役对俘虏的处置以及后来苏州八降王的处置明显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列强尽管以侵略者的身份在中国横行数年，但其资本主义文明毕竟与中国传统数千年来“人治”的随意性与对谋逆的零容忍相比，或多或少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接替士迪佛立将军指挥英国驻上海军队的伯朗将军就太仓之役李鸿章对俘虏的处置专门到李鸿章的大营提出过抗议，并直接表明“如此不人道的事件若再次发生，他将不得不撤回所有在清军帐营中效力的英国军官和士兵”。作者道格拉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得出相对符合中国文化的结论：“这些严酷的刑罚在他（李鸿章）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我们就此无法断定李鸿章天性冷酷；尽管对于他和多数中国人而言，生命本身的尊严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李鸿章本人对逆贼处以极刑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按照其为政之道进行处理。而清政府对李鸿章关于太仓之役的汇报非常赞同李鸿章的做法，于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李鸿章（奏）官军攻克太仓州城，杀贼净尽一折，览奏甚为欣慰。已明降谕旨宣示，出力及阵亡员弁准其分别奖恤矣。逆首蔡元隆踞守太仓，敢以乞降诡计误我军情，实属罪大恶极，经程学启将该逆生擒裂死，并将城内余贼悉数围杀，自应如此办理，以儆凶顽”。太仓之役中淮军和常胜军之间对俘虏的认识只是个插曲。伯朗和戈登尽管提出抗议，但没有在李鸿章这儿产生涟漪，无异于隔靴搔痒。因此在几个月后的苏州战役中李鸿章对八降王的处置刻意避开戈登目的即是减少麻烦，然而还是引起了李鸿章与戈登之间巨大的矛盾。

同治二年10月24日（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云宽联合其他欲降太平军将士杀害慕王谭绍光及余党，当晚开门迎降。10月25日清晨，郜云宽等人呈献谭绍光首级，经淮军验示无误。苏州湘将共八人，分别是纳王郜云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桂、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以及天将军汪有为，因而又称“八降王”。苏州投降后，戈登并未及时跟随淮军进入苏州，而是“下令向城外开拔，进攻无锡和常州”。在离开之前戈登要求李鸿章支付给常胜军两个月的饷银作为嘉奖，但遭到乐李鸿章的拒绝。后来程学启提出折衷条件，“向常胜军多支付一个月的饷银作为奖励”，戈登接受便先行离开，同时担心常胜军中扬言要绑架李鸿章的士兵采取行动，还为离沪抵苏的李鸿章所乘坐的轮船加派了警卫。

苏州八将投降时，曾提出“添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等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当时八将所领“降众有二十余万，精壮者不下十万”。李鸿章认为其“狼子野心，恐其难制”，因而在受降时，就对八人有警惕之心，存有“宜乘去穷蹙设法驱除，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的心思。因此在传令八降王来营谒见时，李鸿章见“郜云宽并未剃发”，认为其有二心，“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派程学启督队入城捕搜逆党，于是降众二十万咸剿军旗乞就遣散”。当时的具体情形，据目击者称：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云宽等8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冠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随后，程学启在苏州城内大四捕杀降兵。外国人目睹在此案发生后的20天，仍然“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人的鲜血！”“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并“因亲眼目睹了人类屠杀的可怕证据而感到不寒而栗”。苏州战役后，奉上谕：“李鸿章奏督军攻剿苏州，贼势穷蹙内应，克复省垣一折。览奏曷胜欣慰”。并着李鸿章赏加太子少保衔。

戈登曾向太平天国的诸王保证，只要他们愿意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为此戈登与李鸿章商议，建议李鸿章接受城中太平天国诸王的归降。但等他再次回到苏州，他说：“我立即向他（程学启）询问抚台与太平天国诸王的会面是否结束了，双方是否满意。他说诸王根本没有来见抚台，我问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猜想诸王可能中途逃跑了”。因此当戈登前往看到已经遭劫掠的纳王府以及向他寻求保护的纳王叔父时，他仍然以为诸王仅仅是被囚禁，还有营救的可能。但后来程学启派贝利来告诉戈登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包括劫掠整座苏州城）都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于抚台（即李鸿章）的命令，并且肯定回答诸王已被处死。随后贝利来指了一个方向，戈登“赶了过去，发现了六具尸体，并从中认出了纳王的头颅。杀害诸王的人采用了极端残忍的方法，他们都身首异处。纳王的遗体已被部分掩埋”。戈登异常气愤，他带着来复枪执意要亲手惩罚元凶，但由于程学启及时告知李鸿章，使其立即离开汽轮，成功躲过一劫。戈登不仅能“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兵开仗”最后辞去了常胜军指挥的职务，并致信伯朗阐述了自己辞职的所有理由。而英国官员对李鸿章所作所为也表示震惊。英国提督伯朗、翻译官梅辉立认为英国不喜杀人，李鸿章此举“使戈登无词以对外国，”认为李鸿章办事错误，要其写文认错。卜鲁斯爵士向总理衙门恭亲王书信往来中一再称这次杀降事件是“令人震惊的屠杀”，并且明确表示此后更不会听命于李鸿章或与他共事。而道格拉斯证实，在此期间，京城内所有书面记录表明戈登所指挥的军队一直处于停止活动的状态。

而在李鸿章的眼里，戈登常胜军及英头伯朗、翻译梅辉立等“簸弄是非，横腾口舌”。至于要自己写文认错，李鸿章回答道“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朗一怒而去。而对于戈登助剿苏城的行动，李鸿章认为“是以督同程学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迭经据实奏报，仰恳恩奖。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不仅如此，从李鸿章的奏折看到，他完全强调淮军的功劳，至于戈登在苏州战役中所付出的努力则一笔带过。对于常胜军的界定，李鸿章甚至认为“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全盘否定太平军在战场中的作用。事实上在当时整个清朝，不只是李鸿章就连所有清朝官员都“习惯性认为外国人贪婪成性，难以满足”。因此当李鸿章得知戈登拒绝属于自己的那份奖赏（头等功牌，并赏银一万两）还拔人赶出营地时，十分震惊。他“可以理解一个人婉拒某项荣誉，去很难理解拒绝一万两白银赏赐的做法”。不同于外国人对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的不理解，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整个清政府对此却认为是防范未然，理所应当的。曾国藩了解此事后，发出“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的感叹。尽管李鸿章在给有人朋僚对戈登等西方官员的强硬态度颇不以为然，但在上奏中仍然有些忐忑，“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梼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但不久谕旨及使李鸿章彻底安心，认为其“所办并无不合”；至于戈登先行离开没有入城回来却生异议强说李鸿章办理错误的行为，相信李鸿章所说的“意殊叵测”；怂恿伯朗、梅辉立来苏辩诘，一如李鸿章陈词“其悻悻之意，见于词色”；因此对“戈登忽以该抚之诛锄郜云宽等为非的行为，“是洋人不明事理，性多谬执”，因此谕示李鸿章“此等唇舌，我自不值与之深辩”，末了赞赏李鸿章“办理此事，甚为公允，断无将其议罪之理”，但对于苏州后续事宜，尤其是对降众二十余丸最后就是如何办理的，谕旨指示其“妥为筹办，勿稍大意，一面详悉奏闻”。

梁启超对这件事作了评价，以“李文忠于是有惭德”，认为杀降本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而李鸿章此举却有三罪；“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因此对戈登提刀以泄大忿的行为，梁启超反问道：“不亦宜乎？”因此从这件事情即可以看出“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尽管李鸿章在于朋僚书信往来中，对常胜军嗤之以鼻，认为常胜军除炮仗外，“攻剿不若我（淮）军，屡称对仗，迄未动手，鸿章与诸将亦不甚怯也”。但李鸿章仍旧在金钱上对常胜军极为慷慨，再加上此时白齐文现身上海，组织一

支“秘密”雇佣军，而这“秘密”就是为太平军服务。同时李鸿章请赫德不断为之辩护，劝说戈登不要对李鸿章的举动反应过度。后来赫德通过调解，安排二人会晤，李鸿章与戈登再次和解。但戈登以李鸿章发表一则公告，以此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没丝毫为和解条件。李鸿章同意并发布了公告，大致内容有：“当伪纳王郜云官及其部将被下令就地处死时，这一命令是迫于形势临时决定的，戈登将军并不在场，并遂事件发生时的情势一无所知....（受降时）伪纳王等人不但丝毫没有悔过的表现，相反，他们的表现看似随时会重投叛军营地。因此，在这种危险下，抚台处于对苏州整体安全的考虑，做出了一名指挥官应该做的决定；这些详情戈登将军毫不知晓...自始至终，防止攻克苏州后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就是根本目标；这也是李抚台的首要意图，尽管看起来与戈登少校的意图不同，但实际上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戈登并非这次事件的目击证人，事发之后他又受广布的谣言误导而对发生的一切产生了误解....抚台已经择要将当时的情境通报英国外交部，并与外交大臣进行了沟通；此外，他现在发布这则通告以向所有中外人士通报此事”。（同治三年正月初七日（1864年2月14日））而随着这份通告的颁布，戈登和李鸿章之间的争执也暂时告一段落，戈登也重回战场用淮军一起对抗太平军。

对这件事情，西方学者记述十分详细并通过此事对李鸿章的性格乃至与洋人的处理模式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李鸿章对戈登愤怒离开军营肯定感动害怕，但李鸿章甘愿冒让戈登气愤之险，也甘愿让这个英国人的小部队脱离军队之险，因此他非常清楚，“北京不仅会赦免他的一切过错，而且还会重重地奖赏他，由于他使用了最保险的办法确保了帝国免于这些太平军首领的再次威胁”。而李鸿章安排苏州的投降、受降后的大赦、为八降王安排的宴会甚至是后来的谋杀，“都与中国治国之术的古老传统相符合，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这在经过赫德等人的额反复解释后，才被戈登所理解。而这与他一直以来所受的教育显然大相径庭，“在这些事情上，戈登与李鸿章面对的是难以跨越的巨壑深沟，它把东方与西方远远地分割开来”。

五、军功煊赫，外交萌起

自1862年李鸿章赴沪到后来最终平定太平天国，淮军在大部分时间里均与常胜军合作，尽管双方在处理战俘，战争路线等事件上发生过龃龉，但好在最终合作顺利结束。而由苏州杀降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李鸿章对常胜军的忌惮越来越深。因此在克复常州后，戈登不进攻金陵，想先行遣散常胜军，李鸿章认为“免将来许多枝节，实属不可失之机会”，而“两年以来，每思乘机善遣，徒益军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但现在戈登主动提出，“靡费固多，而办理甚速，可免后来无穷之忧，实属真心要好，始终如一。”因此谕旨下达，同意李鸿章所说的“常胜一军贪恣骄悍，本为苏省隐患”一辞。而关于李鸿章对常胜军的裁撤是“酌留炮队六百人，枪队三百人分扎浒关、昆山等处”，谕示“筹办甚属周妥”。因此两年来的与常胜军的合作，李鸿章依靠常胜军从太平军手里收复了苏常地区，并最终裁撤常胜军这个他心里的隐患。而这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则成为以后他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基础。

单从平定太平天国这一军事行动来说，这是李鸿章发家的垫脚石。因此，在平定天国的军事行动中，即使对常胜军颇多怨言，仍与其周旋并充分利用，只至其没有利用价值。从政治上来说，在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交往之初，李鸿章的目标就是利用外国的军事技术，而与此同时对其又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其拥有过高权利并始终掌握其饷银的控制权。1862年，李鸿章礼貌性地拒绝了俄国提出的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要求，但是却答应了英法军队的帮助。这还是因为李鸿章觉得利用他们来对抗中国国内的反叛者还是可以的。“斯特夫利将军和舰队司令普泰罗特愿意与李鸿章的军队共同维护帝国的事业，并且同时把李鸿章看作维护中国主权的代表人物，这些都让李鸿章感到抑制不住的满意”。从李鸿章奏折看，他一方面极力渲染淮军的英勇无畏，以此获得极高的奖赏；另一方面刻意将“戈登在维护王位的神圣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减小到没有意义的比例”。濮兰德还以赫德和马继业为例，着重论述李鸿章对洋人的看法。“在于对手和批评者交往的时候，他总的来说是心胸开阔和慷慨大方的；但对于外国人他则保持了中国传统的高姿态，经常表现出心胸狭窄的怀疑和嫉妒。在戈登的事例中，他毫不掩饰地渴望减少那位勇敢军官的成就，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从客观角度上讲，四十岁的年纪正直壮年，仍然有着渴望功名利禄的壮志，尤其是中国传统文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以往近十年的官场起伏中仍然没有平步青云，这是十分痛苦的经历。因而李鸿章才会有“穷年奔走，壮志已灰”的伤感。平定太平天国正是其表现自我，发展的良机。因此不遗余力地处置谋逆，防止一切不安定因素的发生似乎可以解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暴行。

梁启超认为“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与其说他是曰幸运，不如说“人事”为之。“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若要细究其原因，可以认为“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但“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梁启超认为有失偏颇。“昔比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亦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因此评价功过，孰是孰非，亦难断定。从全文看，笔者选择的这段历史，似乎展现了一个心机深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鸿章形象。作为清朝的官员，不用心平定叛乱，维护其统治，似乎又有失职责所在，因此从一点评价其过，有失其公允。但论及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境，对洋人百般容忍，对国人痛下杀手，这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举动放之整个中国进程来说似乎又剖为寒心。

李鸿章是人，非神，他有自己的私心。作为文人，治国平天下，本就是千年来中国传统带给每个人的根深蒂固，李鸿章费尽心思走进仕途，何错之有？前半生戎马倥偬，辗转流离，于壮志已灰时突然天赐良机，何人不欣喜若狂呢？平定叛乱，冷酷铁血手腕，之中政治军事风雨变化，谁又是清白的呢？论者理解李鸿章于乱世中的无奈，但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火热的激情。这激情，你可说是雄心壮志亦可以说是野心勃勃。但总归李鸿章永远不会只给人留下在群讥群嘲的人群中佝偻的背影。泪眼朦胧中，李鸿章是坚毅中透着灰败气息的老人。可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战场厮杀，别忘了，李鸿章以武起家。清高之上，他并不屑世人给他洗白。你若理解，他固然欢喜；你若诽谤，千万人之中亦不缺你一个。换句话说，从史实出发去了解他，是对他最大的尊重。想去了解李中堂的，不妨多看看过去。无病呻吟之感，除了荷尔蒙刹那上涌之外，我们究竟读懂了李中堂多少？有时候岁月辗转中，我们连自己都读不懂，何来谈读懂别人。懂或不懂，思量之间恍然大悟大概也只是懂得了人的一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