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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廉克飞

在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他竟然又登上了热搜，原因是这样的，在2019年底，在我的家乡山东临沂发生了一件让网友刷屏的事件：

临沂罗庄公安分局盛庄派出所民警周阳带人对辖区一宾馆例行检查，发现5名外地人较为可疑。3女2男正在吃着煎饼卷大葱，面对突然到来的民警，一名中年男子赶紧扣上棉袄，周阳敏锐地发现，此人棉袄里面是戴有军衔的陆军军服。民警果断开包检查，却意外发现军装男和一名中年女子的更多证件，这二人分别持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联合国特别执法证、联合国监察总署最高监察证、中央军委特别任务执行证、中国境内特别通行证，还有清末李鸿章签发的持枪证。

"李鸿章颁发的持枪证"立马成为了全网的超级梗，这几个犯罪嫌疑人也成为了亿万网友嘲讽的对象，李鸿章到底有没有颁发过持枪证，这个确实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他一定有枪，而且有很多枪，不然他没有办法在1900年进行重拳打黑……

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李鸿章除了完成出访欧洲和治理水利工程等一些不痛不痒的任务以外，他几乎无法参与到国家大事的研究中，形势对他相当不利。

李鸿章被褫夺了权力，在政治冷宫中，足足闲置了四年。

但是在1899年11月24日，他的政治冰封期要开始融化了。因为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果真没有多久，李鸿章被任命为代理两广总督。

两广之分始于宋朝。以古广信划分（广信，是古代两汉时期的交州首府，位于现今广西梧州、贺州与广东封开一带，即西江与贺江交汇一带。）到清朝时，两广包括现时的广东和广西、海南岛。

清朝为了加强管理，在全国设置了统管一省或两三省军事、行政大权的地方大员，即总督。在清朝，一共设置了九大总督，分别是：东三省总督、 直隶总督、两江总督、 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

当时的两广的治安有多混乱，我们可以先看看当时的报纸报道。

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

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法国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当地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

英国人的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此时，清廷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明末清初，很多明朝遗民退居沿海，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结成秘密社团，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进一步加深，反清复明的那部分势力已经消退，而剩下一部分组织从原来的反政府势力变为了彻底的黑帮，对百姓骚扰不断。

晚清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三大反政府力量均发自于广东便是最典型的证明，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顾名思义，清乡就是清查四乡，肃查盗匪之意。

根据前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清乡"时"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团练就是中国古代地方民兵制度，在乡间的民兵，亦称乡兵。

起源于19世纪初嘉庆时期对分布式暴动的白莲教起义，当时八旗、绿营严重腐化，扰民有余，不足以御敌，合州知州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办团经费均来自民间，且由练总练长掌握。

保甲制度在清初就已经实施，"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顺治年间缉捕逃人的谕令中多次提及保甲。保甲组织的管理模式：每一保由一千户组成，其中每十家立一牌长，每十牌立一甲长，十甲即一千户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张印牌，上面写明本户丁口、从业状况，户内有人外出或者有客来访都要注明行踪，牌头、甲长等平日对这些情况进行稽查，凡甲内有盗贼、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和销私盐、贩卖硝磺，并私立名目、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立即上报保长、地方官处理。

各户之间联名作保，一家犯罪，其他各户依律连坐。通过推行保甲制度，以保甲为目，以牌头、甲长、保长乃至各级地方官吏为纲，就可以把全国百姓组织起来，使之互相监督，防患于未然。

广东官员依据"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

可是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反而加深了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化。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一缉捕总局。而且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

在所有的措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清廷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如今，李鸿章到任，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

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清廷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

李鸿章有了"杀人"的权限，那么他到底杀了多少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当然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就算有夸张，也说明李鸿章在这次打黑中确实很生猛。

打黑生猛，出动的兵力就要足够多，出动兵力多，经费就要多，这是一系列连锁问题，这次重拳打黑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现在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2艘巡船配合，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这么多兵力需要的经费是庞大的，这些费用从何而来，清廷拨付吗？根本不可能，清廷已经无力支付这么庞大的地方军费了，李总督不愧是政治家，脑子就是灵活，他想出了一个奇葩的主意。

1900年1月27日，是李鸿章到任的第十天，在这十天里，他最先考虑事情就是经费何来？如果遵循旧历，强行摊派，势必加重"黑化"程度，李总督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好主意，他向清廷申请，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结果清廷还真同意了这种方法。

关于此事，多年后的梁启超氏在撰写《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赚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梁启超的大意是说，盗贼都好赌，李鸿章抽赌金为缉捕经费，无异于让百姓先成为赌徒然后再让他们变为盗贼，这是诱导百姓犯罪。

打击黑社会，可不是仅仅依靠铁拳就完全可以打下去的，苍蝇易拍，老虎难打。李鸿章的打黑，虽然杀得血流漂杵，却还是谨慎地拿捏着分寸。

最大的表现，就是李鸿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帮"，只抓刑事案件，绝对不碰政治案件。广东的涉黑政治十分复杂，与朝局紧密相关。

1月24日，李鸿章到达广州仅6天，北京传来消息，正式册立大阿哥溥隽，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其接班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是慈禧准备废光绪帝而立的皇储。

上海电报局经元善于是联合1231位维新人士人发出反对废立的电报，遭清政府缉拿。由于保皇会在澳门有较大的势力，经元善跑到了到澳门。清廷宣布缉拿经元善，而作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只能承担起缉拿经元善的脏活。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趁机致电全国，宣称:废光绪将引起革命。康有为将此时再打出"勤王"的口号，在一贯的宣传造势之外，学习革命党的做法，也与黑道联手，预谋刺杀慈禧太后、荣禄等。而广州的李鸿章，也被纳入了刺杀的名单。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大阿哥溥隽代表光绪皇帝到天坛的同时，广东文武官的则云集于广州万寿宫，遥贺光绪皇帝。一名刺客趁机安放了炸弹，目标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偏偏没有出席这一仪式，躲过一劫。

其实，李鸿章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康梁的敌人，他本人甚至不惮于自称"康党"。在前往广东上任的轮船上，李鸿章曾与幕僚闲谈，说奉太后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劳甚大，或许超过平灭天平军的功劳。李鸿章曾经问侄婿兼幕僚孙仲愚:"是否康党?"孙干脆回答:"是。"李鸿章问:"不怕捉吗?孙答"不怕。"李鸿章说:"我不能捉你，我也是康党。陛辞时，有人弹劾我为康党。"

虽然康梁派人刺杀他，但是李鸿章对搜捕康党依旧不热心，极为敷衍。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义和团规模越衍越盛，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矛盾。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影视剧《黄飞鸿》中，就生动地刻画过白莲教同外国教会之间的各种矛盾。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清廷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清末有名"东南互保"协议。"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清廷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清廷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庚子年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强，是他们的首要追求。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我国封建社会的黑社会问题或是放权不当致使养虎遗患，或是派系相争导致政治分化，或是土地私有催生兼并豪取，或是连年征战造成纲纪废弛，这些往往与自然经济和集权政治根脉相连、利害攸关。因此除恶难尽。而历史上的打黑，策略多元、统筹并举，确实在一定时期内成效卓著。但是各项举措均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它们又时常充斥着执行任性与司法擅断色彩。立法者不守法、执法者不奉法、为政者不知法。黑与打黑常彼此转化，已成为封建专制体制下恶性循环的魔咒。

新时代下，党中央部署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坚持法治思维，又遵循政策导向，早已跳出了历史的怪圈。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定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END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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