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发白帝城》：

今日长江三峡西陵峡。新华社发

青铜虎钮錞。图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李白像（马睿临）

□马睿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璘案，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惊喜交加，旋即放舟东下江陵（今湖北荆州），写下这首《早发白帝城》，抒写喜悦畅快的心情：清晨，告别白帝城上的彩云，虽然江陵远在千里之外，但明天我就能回来了。两岸的猿鸣之声尚在耳边回荡，所乘的轻舟已穿过万重青山。

　　夔州（今重庆奉节）白帝城，位于长江瞿塘峡的白帝山上。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因为旱情严重，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在这之前，唐肃宗已于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唐玄宗返回长安、乾元元年（758年）二月五日丁未（改元）、四月十四日乙卯（有事南郊）、六月戊午（月入南斗魁）、十月五日甲辰（册立太子）五次大赦。但李白被判的是“流刑”中最严重的“加役流”，所以一直未获赦免。这轮大赦“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覆盖范围有所扩大，李白这才重获自由。这份大赦诏书骈散结合，篇幅不长，被收录在《唐大诏令集》中。　　在唐代，赦书日行能达五百里（董诰《全唐文》）。赦令虽说是颁布于二月（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七《帝王部·赦宥六》记载的是三月二十一日丁亥），但从长安递送到夔州，已是三月。李白溯江而上，一路西行，总算是在夔州接到了这道赦书。惊喜之余，李白立即在早晨辞别白帝城，乘舟东下，重经三峡，直达江陵。临行之际，举目望去，眼中尽是漫天的彩云。　　三峡的彩云，是由特殊的地质、气候、水文、季节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而三峡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则完全可以用“沧海桑田”来形容。　　大约在距今2500万年前的新生代早第三纪晚期，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作用下，海水逐渐退出喜马拉雅地区。四川盆地东部及渝东地区的地层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断裂，初步形成了三峡东部低、西部高的地貌雏形。在青藏高原不断抬升的过程中，古长江河源水系顺着早在“印支-燕山运动”中形成的原始低凹地带向东流去，猛烈的冲刷七曜山、巫山、黄陵庙三大背斜山地。但因三大背斜主要由坚硬致密、抵蚀力强的石灰岩构成，长江只好顺着背斜山地的垂直裂隙向下侵蚀切割。在漫长而剧烈的下切过程中，长江河床两岸高悬，岩层的横压力减小而失去了支持，于是便沿着垂直发育的节理，成块体崩塌，造成长江两岸崖壁陡峭，峰峦奇异。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才有了今天举世无双的长江三峡。

　　在三峡的峡谷中，冬季气温呈递减分布。白天水体温度效应弱，谷地地形使河谷下部温度较高。夜间水体增温效应显著，抵消了冷径流的降温作用。夏季气温呈逆温分布，白天水体降温作用强，越靠近江面，温度越低。在相对高度200米以上，水体影响减弱，温度开始随高度降低。夜间水体温度效应弱，温度分布类似于一般干谷，呈逆温型。春季，温度分布白天具有夏季的特征，夜间有冬季的特征。相对湿度以谷底最高，在相对高度300米左右最低，在相对高度300米以下，随高度增高而降低，300米以上随高度增高而增大。相对湿度在河谷下部主要由绝对湿度决定，在中上部主要由气温决定，相对湿度的日变化早晨最高、午后最低，与温度相反（于强等《三峡气候的基本特征和成因的初步研究》，《湖泊科学》）。　　正因为早晨的相对湿度变化最大，故而极易形成云层。由于太阳光线是斜射，穿过很厚的大气层，空气的分子、水汽和杂质使得光线的短波部分大量散射，而红、橙色的长波部分，却散射得不多，因而照射到大气下层时，长波光特别是红光波占绝对多数，这时不仅日出方向的天空是红色的，就连被它照亮的云层底部和边缘也变成红色了。由于云的组成有的是水滴，有的是冰晶，有的是两者混杂在一起的，因而光线通过时，还会造成各种美丽的光环或虹彩，便形成了“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视觉效果。　　彼时，李白最想去的地方是江陵。江陵又叫荆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市。乘船从白帝城到江陵，必须途经巫山（今重庆巫山）、巴东（今重庆巴东）、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宜都（今湖北宜都）和枝江（今湖北枝江），总长约有370多公里。　　三峡航运始于新石器时代。当时，不仅有巴蜀先民在这里从事舟楫船筏的活动，而且出现了保障行船安全的设备——石锚。只不过当时的航运都是短途，规模也不是很大。到了夏、商时期，巴、蜀、楚等地先民在三峡的航运活动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范晔《后汉书》）。意思是说，巴人在推举部落首领时，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1989年夏天，在四川万县高梁村（今重庆万州区高梁镇）出土了一件虎钮錞（一种古乐器），上面铸有“船形符号”，船上有鸟状神树，船头高翘，设有望楼，并有“建鼓”和“茅旗”。表明巴人不仅将船用于交通、捕鱼，还用船作战和祭祀。可见，三峡航运对巴人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重要作用。

　　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三峡航运更加发达。到明代，长江更成为商人们运输川米、马匹、蜀麻、蜀布、吴盐的重要水路，尤以食盐的运量最大，每年运往湖北恩施的川盐多达两千万斤（明朝《四川总志》）。为了管理和服务好三峡的交通，唐王朝沿三峡两岸设立了许多驿站。从渝州（今重庆）到峡州，就有朝天门水驿、涪州水驿、万州羊渠驿、云安万户驿、夔州瞿塘驿、巫山神女馆、巴东万年驿、归州周平驿、峡州覆盆驿、夷陵水馆等多处驿站（李良品《三峡地区水驿文化浅谈》，《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三峡地区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山高峡深、不宜农业的地理条件，使当地人从商的风气十分浓厚。不仅大户人家会组织船队顺江而下去江夏（今湖北武汉）、扬州（今江苏扬州）一带从事贸易，普通百姓亦大量参与其中。在唐诗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类描写：“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白居易《入峡次巴东》），“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甫《最能行》），“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杜甫《夔州歌》），“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友得钱留白鱼”（杜甫《解闷十二首》）。不仅男子参与商业活动，就连三峡的妇女也“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杜甫《负薪行》）。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传统，反过来又推动了三峡造船、航运业的发展。　　在唐代，人们根据不同的用途，把船只分为商船、漕船、渔船、客船（渡船）、战船等不同类型。唐船有几大特点，其一是体积大。长二十余丈，载人六七百的大船屡见不鲜。有的船上甚至还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数百人之多；二是技术先进。唐代造船已采用钉接榫合连接工艺，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这些科技有效地增强了唐船的抗沉能力和横向强度，从而能多设船桅、船帆，更利于远洋航行；三是数量多。长江流域的造船基地主要分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今江苏常州)、苏州(今江苏苏州)、扬州(今江苏扬州)、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能造各种大小河船、海船、战舰。贞观年间，唐太宗进攻高丽。一次就命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鄱阳)、江州(今江西九江)造船四百艘运粮。又命张亮率兵四万，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攻取平壤，其造船能力可见一斑。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