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这本书来说李世民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古代所有王朝里，大家公认最为辉煌鼎盛的时期是唐朝。

关于唐朝的强盛，实在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

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王朝以来，到清朝灭亡，漫长的两千多年岁月，历经无数次的王朝交替，分裂-统一 的循环。从东汉灭亡到唐朝建立的这段时间，国家分裂的时间压倒性地长于统一的年代。如果从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朝廷名存实亡的公元192年算起，一直到唐朝建立的公元618年，总共426年，其大一统仅出现短暂的两次——西晋37年（有效统治为10年）和隋朝29年，统一时间总共66年，有效统治39年。也就是说，在这400多年的时间里，有效的统一时间仅仅只占十分之一，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漫长分裂的原因：

三条凑到一起，信仰崩溃、民族仇恨、乡里瓦解，直接导致政权更替无休无止、战争不断，以及最可怕的：社会的分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唐朝，就是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一壮举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神迹。

四百多年的分裂动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伤害是巨大而深刻的，不但社会瓦解、人心涣散、而且还致使统治者急功近利的狂躁。（代表人物：隋炀帝杨广）

是中华文明深厚而坚韧的文化力量，以及在这种文化下一代代传承的人民，孕育出了具有强大力量、博大胸怀、眼光长远又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物，唐太宗在他的时代，把这些人物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李世民还很年轻的时候，除了南征北战为唐朝下江山，他就已经开始【洞察历史】（见《帝王略论》69问[1]）。看到了治理国家已经到了改弦更张的大转折时代，并毅然肩负起了历史重任。

基础过程：

在唐太宗治理的二十四年中，中国重新站立起来，和往昔四百年的残败、分裂、混乱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全新、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世界，以它的大气磅礴、包容寰宇，展现出民生的富裕和文化的灿烂，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怀念的时代。

在帝制时代，皇帝的个人品质和才能，直接关系甚至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兴衰（国运）。因此，古代老百姓无不盼望生活在【明君】的时代。

唐太宗执政期勤政务本、知人善任、从谏如流，造就“贞观之治”，后世认为他是帝王楷模。

除了军事家、政治家的身份之外，李世民还是一位理论家，而他的理论成功的原因，则因为他还是不折不扣的实践家。

理论形成的过程：不断地、反复地、不厌其烦地与大臣探讨治国之道，发表观点、形成（治国）体系、立即实施（保证效率）、注重成效（不对立马改）。贞观君臣对历代君主现象作出综合分析，提出了农耕社会、人治时代最佳的治国理念。

在传世的历史记载中，唐太宗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其中系统性的总结是《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的诞生，部分基于李世民晚年所写的《帝范》。这是李世民在经历天下大乱到实现天下大治，从弱冠之龄走到知天命之年，昔日追着虞世南问“尧舜禹什么水平光武汉宣谁更厉害”[1]到最终亲自写下对历代帝王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他自己二十年来统治的答案，为了安定国家，为了太子继承与延续。《帝范》可以说体现了李世民的政治思想。

把《帝范》和《贞观政要》做个对比：

除去开篇序和最后一篇，共十二篇

李世民最重视的十二个方面，与《贞观政要》一一对应，在此基础上，吴兢又增加二十五篇，部分都是对基础十二篇的展开与扩充。

两本书所反映的是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和治国实践，这是一位治理国家取得空前成就的政治家的经验总结，而不是文人的高谈阔论，这就更加值得后世高度重视和深入学习。

（一）贞观前夕的辩论与决策

武德九年（公元626），唐太宗亲自主持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

当时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于是李世民向大臣发出“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

从东汉灭亡到唐朝建立的四百多年间，大大小小的政权多达二十，但没有一个政权实现稳定与繁荣，也就是老百姓最为向往的“长治久安”。

门第势力生长于东汉中叶，至末期三国，中央政府崩溃（平民失去法律上的保护），此下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中国转入门阀社会，与之前的封建不同。长期乱世，经过南北朝最为混乱黑暗的一百六十多年，等来的不是黎明而是隋朝兴起到倾覆短短三十年的骤起骤落——人口蒸发3000w+（大业时期：挖运河的+三征高丽的+逃跑的+被虏的+因战乱死亡的）。彼时政治局势极度动荡，南方支撑于长江一带，北方则在外族（突厥等）政权的压迫下生存。

李世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场的——千年之后我们所“感受”的所谓“开挂人生““华夏第一爽文”，实际上也是“地狱级”开局。

李世民打天下的过程本篇不再详述，链接走起：

须知隋末动乱造成的天下景象：

“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 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卷二》

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敝尤甚。无数饱经战乱的人依然活在危困之中，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都在渴望休养生息。

很难说“政治”和“军事”到底谁是谁的延续，就和鸡生蛋蛋生鸡问题一样，只能说：会下蛋的鸡，就是了不起，同理——军事政治同时做到最佳的那个人，就是天命所归。

历史走到转折的关头，然而这样的时刻，也许稍纵即逝，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现在回望那段历史的人，能准确认识到这一点，都是极为不易的。李世民看清楚了，他登基后选中的那个人——魏徵，也看清楚了。

魏徵：“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言，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事实上，当初反对魏徵者居多，认为他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说的都是空话……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

这是典型的“帝王之术”，纵观历史，这一类帝王是“主流”，无论功业大小，非暴即昏。

而这不是李世民的理想，准确说，达不到他的要求。魏徵提出仁政，这对李世民反而有吸引力。首先，它是对前朝失败的拨乱反正；其次它有着更深远、宏大的目标，符合李世民要超越历史造就盛世的宏伟志向。

最终李世民力排众议，摒弃那些陈腐之论，采纳魏徵之言，作出“大治”天下的决策。

贞观前夕的这场辩论，不是这位年轻帝王的心血来潮，而是他自知一生的工作。

“百姓凋敝”的现实，随处可见，任何阶层的人都容易感受到，但是，要了解、顺应“百姓欲静”的愿望，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就非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可。

（二）仁政与抚民以静

民为邦本，是历来“治国”的大义，是开明君民观的体现，历代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宣称过，但像太宗这样切实地加以推行，确实寥寥可数。把治国、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在封建时代确是如此）。

二十三后，太宗已知自己时日无多，回顾完那浩瀚无边的功绩，最终却也没有令他完全满意，最可贵之处，是他基本做到了有始有终——

在通往仁政的道路上，李世民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推进国家的治理：

（三）伟大的改变

少年至青年时代的李世民，东征西讨，戎马倥偬，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人。在古代，武功盖世的军事统帅登基为帝，被（大多数人，尤其文人）认为是一种“灾难”。

而玄武门之变，是罕有的“历史已经得出定论但依然争议千年”的问题，这其实是两种评价体系博弈的结果，也是个矛盾综合体。

司马光朱元璋等认为“唐有天下皆是太宗之功”所以太宗得天下是应该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最大的黑点是“得位不正”（逻辑背后，1是遵循道德至上 2是缺乏对政治的深度认知 3是感情用事）。

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他们对帝王功业不感兴趣，谁能让他吃饱穿暖，谁就是好皇帝。玄武门用一个清晨改朝换代，但是否能真正安定民心，才是唐朝政权能否稳固的第一要素。

从总领国家军事行动，转向治理国家，不仅是思想的转变，首先要学习新的东西，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时间紧迫，边补课边摸索，贞观开始了。

李世民对领袖转型的问题最早落实于虎牢关决战之后（武德四年621），开始了从武到文的转变。

这些讨论直接影响到（后来）朝廷政策的制定，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贞观政要》中也有记录。

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一批文士，辅佐唐太宗大兴文治。李世民预先洞察到社会的变化，不但自己与时俱进，而且延揽和培养一大批适应新形势的人才，为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充分储备。

坚定文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但在军事方面，李世民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渭水之盟”的结果，唐朝虽然不吃亏，但只是权宜之策，李世民内心必然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当反击机会出现，他绝对不会放过。

从主观上说，在休养生息之处，李世民也在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个体和整体的战斗力，甚至亲自于殿廷教卫兵箭术：

“亦望汝前无横敌”的意思是“也希望你们能无敌于天下”。被规劝“这样不行啊陛下你在拉弓射箭堆里恐怕会有危险啊”，回应是：“上不纳”——确认过眼神，是李二。

（完善府兵制，扩大府兵兵源，推行军功政策等不一一详述）

从客观条件来看，突厥势力由盛转衰，失去附属国，内部裂痕出现。李世民在这时，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使其内部矛盾激化。贞观二年，突利背弃颉利，暗中倒戈唐朝，从而使太宗赢得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此外颉利倒行逆施，又遇大雪，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太宗即位初，立刻注意到归还人口问题。渭水之盟（武德九年），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作为两国交好的礼物。尽管此时唐朝急需马匹、牲口，但李世民不接受马羊，只“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

由于采取鼓励人口回流的措施，贞观三年，仅户部统计，“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其中当有不少陷没突厥而归附的人。

终于，贞观三年冬十一月，唐太宗在准备充分+战机确认的前提下，主动出击，以倾国之力对突厥用兵。任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军十万。

战报：

至此，东突厥灭亡。

次年四月，唐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那么，唐太宗发动的这场灭国战，与“文治天下”是否冲突？

并不。原因有三：

成为天可汗的那一年，李世民三十一岁，他用事实证明，文治武功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民生得以改善、国家处于“静”的状态中时，唐军完成了“立国之战”。东突厥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是让颉利跳个舞，更重要的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久违的安全感，让百姓知道这个政权是可以依靠的。

据考证，阎立本《职贡图》所描绘的是贞观四年，南洋的婆利、罗刹、林邑等国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进行朝贡以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

《职贡图》以一字型横列法描绘了一行27人的行列，他们携带的物品有象牙、孔雀羽毛扇翣、鹦鹉、珊瑚等。图中人物等级分明，表情严肃，番邦使者神情体态表现出恭敬，隐示着唐朝政治繁荣稳定与国力强大，可见贞观初期唐朝在世界地位已经非同寻常。

回到文治部分。

自古以来，讲文治的帝王大有人在，然而对于文化的重要性，每个人的悟性以及境界却是天差地别，这就决定了国家政策的走向。

前面说了很多，李世民非常擅长总结历史教训，整合历代帝王治国经验，他认为秦、隋这两个王朝都是暴虐而亡，最大失败在于“过度集权”，形成唯权（君权）是视、唯我（皇帝）独尊的专制体制，还来不及衍生出遍地贪官，就已经迅速灭亡了。

归根结底，李世民的反思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核心点：如何控制权力（即：合理分权）

如果皇帝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无论他如何英明神武、曾经有多么伟大的功绩，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

“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这里指的是隋文帝。对于张玄素的分析，李世民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皇帝日理万机≠励精图治，其一，皇帝高居庙堂，对民间万事并不了解，却无所不管，发号施令，必定乖谬甚多。权力越大，影响越大，一个错误便可能造成灾难；其二，忙碌≠勤政，一人身兼数职必然导致效率下降，理想的方式是任用贤能共同治理：

李世民认为，皇帝不应该乾纲独断，而应该像三代贤主和刘邦那样会用人。（在处理功臣这一历史难题上，李世民又胜过刘邦）

文治天下的基础是政府是否依法执政，仅靠思想认识的提高而不够的，更需要变成一种制度，才能成为可靠的保证。因此朝廷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割。

众所周知，“三省六部制”，这套基于“五省六曹制”、确立于隋文帝时期的制度，到唐太宗时期得以完善和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初其目的是分散宰相的权力、强化君权。到了初唐，李世民看到分散决策权力的优点：

以上特别指出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制度用意：相互监督纠正，防止欺上瞒下。相同意思的话，他重复了太多遍，可称之为“日常念经”。

从“个人施政”转向“集体施政”，是三省六部制的先进之处之一。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译：起初，太宗减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说道：“我用这些人来接待天下贤才，已经足够了。”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 此宰相职也。译：起初，唐承袭隋制，叫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这就是宰相之职。

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译：后来因为太宗曾担任尚书令（尚书省唯一，秦王时期），臣下回避不敢担任这个职务，因而仆射成为尚书省的长官，和侍中、中书令称为宰相。——《新唐书·志 三十六》……

唐朝“群相制”就是这么形成的。而初唐对于国家制度的改革，最关键的莫过于【让决策和行政分离、让政令和执行分离】（其目的是针对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含官员的腐败和制度的腐败，后者危害更大），其本质上是【让行政与利益分离】：

简单概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六部是【制定政令的发令机构】，九卿是【具体贯彻落实政令的执行机构】。这种设置是为了把具体政策制定同执行分离开来，防止政策收到利益驱动，导致偏差失误和腐败。

除此之外，再引入第三监督者——制度上设置“言官”，让言官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和批评。这种设置也非首创，但确确实实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是在唐太宗时代。

中书省也设置右补阙二人，右拾遗二人。其职掌和门下省言官相同。

对朝廷乃至皇帝的进谏，还体现在门下、中书的史官上，两省都设置记录事情和言论的史官，编制档案，撰写史志。

在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内，唐太宗极大强化了制度内的言论批评与监督，以身作则，开启了唐朝良好的制度风气。

分权、不同部门相互制约和强化言论监督，三者相结合，构成唐朝国家制度内的机制。

（这章还没结束

（待续）

顺便安利一下我自制的简易版编年体《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