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蝴蝶1937年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后上海就被日军占领。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蝴蝶又逃往大陆，去了重庆。这段时间，蝴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上海百乐门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在那里搞什么募捐了。可是，一个孩子不可能从天上直接掉下来，她得有父亲和母亲。于是，民间有了两种说法：1. 胡友松的父亲是戴笠；2. 胡友松的父亲是潘有声。

同样，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一是戴笠与胡蝶是从1943年开始同居的，而胡友松出生于1939年。二是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1937年抗战爆发后，潘有声和胡蝶一起逃到香港。如果胡友松为潘有声和胡蝶的女儿，那么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时间在这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人们在胡友松的生命源头弄不清她到底属于谁。

胡友松

于是，在此二种说法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来自于尹冰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政治部中校秘书、上校代主任，第五战区《阵中日报》总编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机要秘书，汉中行营秘书处处长等职。他认为胡友松是南京大屠杀遗孤，收养在红十字会，她的养母是张宗昌的下堂妾，养母后来去了北京，和一姓胡的人同居，这就是胡友松姓胡的来历（尹冰彦《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北京文史资料馆，第50辑，1994年）。原文如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几十万中国人民惨遭屠戮，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惨剧，当时胡友松还在襁褓之中，她的生身父母均死在日军屠刀之下。呱呱无知的婴儿被收容在红十字会的孤儿院中。有一位妇女，大概是日军屠刀下的孑遗子民，据说她是曾蹂躏北方督理山东某军阀的下堂妾，膝下无子女，乃由孤儿院中将这个女孩子领出抚养，辗转来到北京定居。后与胡某同居，并一度从事小学教学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胡友松姓氏的由来。”

尹冰彦还说：“坦白讲，对于胡友松的身份，我更倾向于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幼年不幸，无父无母，养母刻薄无情，恋情又几度无疾而终。成长在无边际的寂寞里，未来一片凄迷，有一种希望做支撑总好过一无所有。”

梦是编出来的？有人在这上面又制造了一些细节：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艰难处境后，便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但沈文芝一口拒绝，无奈之下，胡蝶留下了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给沈文芝，并嘱咐她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然而，沈文芝很快将这满满一箱的财物挥霍掉了，到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无一物了……

蝴蝶

然而，基本和前文一样，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所以，胡友松的身世到现在依然是云里雾里的，没有人能说清。不过，这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到她后来的人生。

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和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北京。郭德洁是一个善于交际的爱美女性，李宗仁的第二任妻子，1924年与李宗仁结为伉俪后，基本一直陪伴在李宗仁身边。1964年，纽约的医生诊断郭德洁患了乳腺癌，说如果开刀还来得及延长寿命，但郭德洁害怕手术会损伤身体，损害形象，所以被拖得太久，1965年回国时已经是癌症晚期。

郭德洁

1966年3月，郭德洁在北京逝世。李宗仁的亲属都远在海外，身边没人照顾，情绪非常低落。为日常生活方便，他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程思远，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着手为他物色这方面的人选。这时的胡友松已经27岁，但依然单身一人。1959年，她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人们都说他是军阀的女儿，找对象对他来说成了最大的难题。

据说，当时人们给李宗仁先后物色了60多位女性，把照片拿给李宗仁看，唯独看上了胡友松。另外，胡友松作为护士的身份也非常贴近李宗仁的要求。胡友松是怎么走进李宗仁的视线的？她是这么记述的：“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起初，她只是想请张成仁为自己换个工作，张成仁答应了下来，也拿走了她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用。但没想到张成仁这一介绍就把她介绍到了李宗仁身边。

“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胡友松口述、刘澍整理《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九州出版社，2009年）

接下来是胡友松被请进李家，李宗仁对她一见倾心。胡友松后来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总理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她，就要名正言顺。”（仲夏《名媛苦女胡友松走完谜样一生》，新闻天地，2009年8月）

胡友松

在胡友松与李宗仁的会面里，有这样两个细节：“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那时，胡友松的工资也就几十元钱，她“一下子愣住了”。

一切在这里似乎已经水到渠成，李宗仁对“名正言顺”没有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没想到胡友松很快就将此事答应了下来，她说：“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就这样，胡友松成了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1966年7月26日，27岁的她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胡友松

胡友松回忆说，婚后，她与李宗仁是分床而居的，结婚的当晚，她忍不住默默流下一行热泪，但想到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心里就很敬佩，也便多少有了些安慰。也许，正是因了这个，她才在后来说出了那句很多人听起来都非常响亮的话——嫁给李宗仁，我不后悔。

在与李宗仁生活的三年时间里，胡友松难免不会伴随风言风语，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桩政治婚姻，她嫁给李宗仁是为了钱。对此，她的做法是，一不管李家的钥匙，二是管李宗仁的钱财，三是表示将来不继承李宗仁的财产，一心一意地料理李宗仁饮食起居。这个过程中，她始终扮演的是一位没有上下班时间的保健护士和生活秘书，但最终还是被李宗仁的“真情”打动了，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位“可爱”的老人。

一方面是，李宗仁对胡友松成为自己的夫人毫不避讳，把与胡友松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和亲人，并在每张照片的后面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这让胡友松觉得照顾好李宗仁成了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感动了，对此，胡友松说：“有时我被蚊子叮了，他就用唾液帮她去抹，并说唾液可以消毒，过去他领兵打仗的时候常常用这种办法对付蚊子……夜间，他起来倒开水，总是光着脚，怕惊醒了我。”每天晚上，李宗仁总要来她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四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据说，弥留之际，他老泪纵横，说自己作为军人，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去世，这次是对胡友松放心不下，对胡友松说：“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胡友松

短暂的婚姻结束，胡友松陷于无限悲凄之中。搬出“李公馆”后的1970年，胡友松被送到“五·七”干校湖北沙洋农场参加劳动，最终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才回到北京，得到妥善安置。这之后，她改名王曦，有过一段短暂但非常不成功的婚姻，被很少提及。其后，她将李宗仁的8万余元的私人存款和国家两次发放的13.7万余元生活费全部上缴国库，又将李宗仁先生生前的1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并向相关部门表示，自己今后要自食其力，不需要国家任何照顾。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台儿庄的领导和各界民众也没有忘记李宗仁，多年来，一直打听着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台儿庄的一位领导听说胡友松仍然在北京隐居，便赴京寻找，这才让胡友松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其时，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愉快地接受了去台儿庄定居的邀请，并说：“台儿庄是李宗仁先生最辉煌的纪念地，我当然要去台儿庄看看的。”

胡友松

在台儿庄，胡友松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成了台儿庄的荣誉市民和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随后，她决定把收藏多年的李宗仁的60多件遗物捐赠给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其中有被文物部门鉴定为价值连城的原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所赠的重达45公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手表厂建厂百周年时赠送给各国首脑的金表和傅作义将军生前赠送给她的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等。

我的一位朋友大约是在2006年前后采访过胡友松，说是她很直爽、健谈，生活也非常简朴，除了与李宗仁的这段情感之外，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能弄清自己的身世。采访结束后，胡友松还为我的这位朋友送过一幅画。后来，朋友有意要把那幅画送给我，但我觉得过于贵重，没有接受。

2008年，胡友松查出患上直肠癌，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山东德州庆云县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世，终年69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生命的途程上的路千差万别，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所以，有所取必有所舍。”据朋友说，老人最终用这样8个字总结了自己：愿赌服输，一声叹息。

在这8个字里，曾经的身世也不算什么了，重要的是，因为李宗仁，人们记住了胡友松。而她也受到了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的认可。生活在美国的李幼邻是李宗仁与第一任妻子李秀文唯一的儿子，父亲去世时，他未能回国参加葬礼，他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胡友松）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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