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篆书笔法的解放

从甲骨文到金、籀文，汉字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过程。李斯受命而创的秦小篆，呈现出一种匀整有序的线条质感，彰显着纯净和谐的审美形态，赋予了先秦文艺思想朴素之道，也为后世书法追求自然之美开辟了新的书风。被誉为“玉箸篆”“铁线篆”的著名书法家李阳冰，他将匀称工稳的字态进一步强化并传承延续，因此被习篆者视为书写小篆书体的楷模。

到了清代，邓石如成了书法发展变革的领军人物。他在笔法上增加了灵动的笔意，呈现出黄金分割的体势，使线条更加舒展；打破中规中矩的结构，在匀称的字形中略有灵动之意，也使书写更加便捷。他的创新掀起了清代篆书复兴的风潮。他以李斯、李阳冰的小篆为基础，以篆融隶，以隶入篆，开启了清代篆书的笔法解放之路。

刘恒先生曾评价道：“在清代书坛上，写篆字突破王澍一派的笼罩，广泛汲取秦、汉碑刻的不同特点加以融合提炼的，邓石如是第一人。”从传世墨迹来看，邓石如四十岁之前学李阳冰，后来又效仿李斯，在继承和发展的同时，他也在其中融入了新的思想，尤其在笔墨意趣上更富有灵动自由的艺术意味，为后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元素。在艺术的审美视野下，先秦文艺思想格外注重文艺作品中“道法自然”“朴素之道”“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和隐藏在传统艺术里的审美范畴，更加注重作品内在形式的意象之境。“通过一定的‘形来表现出一定的‘神，要想表现一定的‘神也必须要依附于一定的‘形，也可以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因此，形神兼备、象外之象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时期影响深远。显然，从邓石如的书法革新可以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崇尚复古主义的书家，更是一位追求自我精神、敢于自我超越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邓石如的篆法特点，包世臣认为其篆书初学“二李”，后又将对金石碑刻的研究融入篆書的书写当中，使原本规整的小篆掺入了秦汉碑额的笔意。赵之谦曾评价道：“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他的篆书中融有隶书的笔意，这不仅丰富了小篆的线条，在笔法上也增添了隶书的趣味。圆中带方、收笔自如更是彰显了清代小篆独立的艺术特征。在用笔方面，邓石如一反前人的写篆方法，他用长峰羊毫书写篆书，加快了线条的提按速度，改变了线条的粗细变化，凸显了篆书线条的宏厚雄浑，使笔势出现了丰富的变化，充满了运动感和节奏感。其风格在《白氏草堂记》中最能体现，此作品在用笔上参以隶书的体势，化圆为方，方圆并施，将秦汉碑额与篆书笔意融为一体，并且强调纵势的笔画拖长，重心上移，垂脚舒展，在整体上显示了一种纵逸之势。

二、书印的相互融合

明末清初，由文彭、何震引领风潮的局面被打破，印坛不再有绝对的权威，这使得从事篆刻的文人学士们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流派纷呈，求新立异。邓石如便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四十岁以后，邓石如在篆刻艺术上崭露头角，他在学书中观赏了很多的金石拓片，并立志专研临习篆书，因此书艺大成，随后开始遍访祖国名山大川和古迹胜地，以篆刻和书法为业。再后来，邓石如在京城结识了当时的宰相刘墉，并被刘墉当作宾客长留家中，这些游历都为他成为一代大师作了积淀。由于先前篆刻与篆书相互分离，各为一派，篆刻并不受篆书，自然无法呈现篆书的气度和气势。在这个时期，邓石如借鉴宋元人印章和梁巘的朱文印方法，借鉴汉印和程邃的白文印方法，在印文中表现他的篆书和隶书书写风格。为了让篆刻和书法相辅相成，他精研《祀三公山碑》和《禅国山碑》，并在传统中进行创新，在篆刻中掺入汉碑额笔意，又将汉印之笔引入书法中。当时的大收藏家魏稼孙对他评价道：“其书由印入，印由书出。”

清朝中期，人们逐渐重视自我的精神思潮为文人学士开拓了新的视野。邓石如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他不拘法度，深研传统，刻苦临习，不断创新，融会贯通，将书法与篆刻相互融合。他出身贫寒，以一介布衣，游历四方，结交达官显贵。他为自己改字“顽伯”，表明了他“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刻苦、坚毅性格。他扬长避短，将金石文字融入篆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和艺术风格。邓石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他学古而不泥古，他学“浙派”篆刻又跳出“浙派”，他先后学习苏宣、程邃、何震的印风，将书法融入篆刻，重新审视了“浙派”当时只重刀法、不重篆书书写的笔墨习惯，将篆书笔意与印章刀法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以笔意为主、“书由印入，印由书出”的篆刻审美思想。正是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使他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位，其书法、篆刻在章法气韵上都别具一格。因为他的成就，清代成为书法篆刻最为成熟的顶峰时代，也为后世的篆刻艺术开启了新阶段。

三、书印的风格意趣

作为清代四体皆精的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在书法还是篆刻方面，他都给予了后世学篆者很大的帮助，且邓石如学识渊博，他在书法篆刻上的成就为后世书家带来新的艺术思想。邓石如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成就是增添了小篆优美灵动的姿态，使其在体势上大胆奔放，字形左右舒展流畅，同时，把小篆这一韵律特点运用到了印章上，“书由印入，印由书出”的书印结合形式开创了之前篆刻艺术未曾有过的局面。这一创新也源于他深厚的技法功底，他在先秦篆书的基础上，融汇石鼓文、北魏碑额及汉隶等书写形式，将笔墨变化引入自己的篆刻中。他的篆刻作品在刀法上单双刀并用，洗练拙朴，使转自如，在章法布局上，将疏密开合、轻重呼应表现得恰如其分，诠释了“计白当黑”和“疏可走马，密不漏风”的篆刻理论。在其风格影响下，整个清代书印风格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变革。

在艺术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和刻苦钻研的实践创新，使邓石如完善了自己的书法、篆刻艺术思想，成为“邓派”的领军人物。他将书法与印章融合，“以书入印”，将书法与篆刻融会贯通，将两种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开阔了后来者的艺术视野，并最终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家与篆刻家。

四、“邓派”的影响

因邓石如是安徽人，有人称“邓派”为“皖派”。由于邓石如所刻之印涵容自己的篆法与刀法，并开创了独立的新体，邓石如再传弟子吴熙载最早提出了“邓派”，这代表着“鄧派”在中国篆刻史上地位的确立。“邓派”的产生与发展可谓清代书法与篆刻艺术史上的大事件，为后世的文人学士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在“邓派”书风影响下，后来的诸多篆刻大家如吴熙载、杨沂孙、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都继承并发展出各自独立的风格。比如，吴熙载受邓氏篆书的影响，在他的小篆风格中稍加虚灵，使线条粗细更为明显，更见纯熟；徐三庚更加强化邓石如篆书的疏密对比，字态拓宽，以流动飘逸线条自创一格；赵之谦融合北碑方笔的起笔，在邓石如篆书的均匀对称上，稍作不规则的自由之态；吴昌硕继承长锋羊毫的书写，使笔力产生苍厚之感，强化线条的金文意味，并且将行草书体势融进篆书体势，使整体章法和谐连贯，气势突出。显然，他们从邓石如书风的某个特点出发，对其加以强化或拓展，在结体和笔法上各自形成独立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书家甚至超越了邓石如的书风，如吴昌硕，开创了崭新一派，有出蓝之誉。

以邓石如为首的“邓派”，带给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新的气息，使清代以后的文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看待篆书与篆刻，对后世的许多书学与篆学名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潮以崭新的体式雄踞清中期以后的书坛与印坛，确立了清代流派艺术后世的主流，成为近二百年来对书坛、印坛影响最大的流派。

来源：收藏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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