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我的确不懂诗学，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诗歌发表个人见解；我的确不会写诗，但这并不妨碍我在青春岁月曾经痴迷于诗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上高中的时候，不少同学都有一个装帧不一的抄诗本，并且彼此在私底下交流。“少年维特时期”的我喜爱情歌。在中国诗人中，我爱读的有闻捷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如《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这些诗健康向上，朗朗上口，能打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悸动的心。外国诗人中我最爱的是苏联的伊萨可夫斯基。他撰写歌词的《红莓花儿开》《有谁知道他》等歌曲在当时也广为流行。但最让我痴迷的是中国民歌。比如山西民歌《走西口》。王二妮的唱词是：“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了的那个朋友多，操心你忘了奴。”这首歌据说流传了一两百年。我记忆中的下一句是：“哥哥你交了朋友，就会把小妹妹我忘啰。”我当时被这句直白而朴实的话直击心灵，感到十分震撼。我觉得诗歌的特征虽然有多种，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浓厚质朴的真情实感。我的这种认识几十年从未产生变化。前些年我从云南民歌中听到了一首《女人歇不得》，同样感到心灵极为震撼。其实这歌词更为简单，大意无非是说：“太阳歇得啰，月亮歇得啰，男人歇得啰，女人你歇不得！”歌中优美的和声和明白如话的唱词，令我对中国妇女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肃然起敬。我同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年为了生计，白天拎着大锤去敲碎铺路的石头；晚上也歇不得，每年中秋节前都要用小锤锤瓜子，供我们老家的南货店（即食品店）做五仁月饼。我由衷感到，诗歌的最高境界不是词藻华美，而是“感物言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无怪乎李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2001年10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者笔会。塞尔维亚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爱好者多，诗歌朗诵活动多。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诗歌朗诵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首《枣树与椴树》，用树象征两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这首诗由汉学家普舍奇译成了塞尔维亚文。我朗读中文，贝尔格莱德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朗读译文，现场效果出乎意料之好。我想这应该跟我的诗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英国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艾略特说，他不相信用两种语言能写出同样的好诗来。记得有一次我跟老诗人萧三闲聊。我冒昧地问：“您当年写的有些诗像快板，怎么一下子就成为了国际诗人？”萧老谦虚而幽默地回答：“因为译者是一位诗人，译文比我的原作好。”我自知我的诗作幼稚，所以回国后一直没敢公开发表。不过我朗读时尽量注意了抑扬顿挫，力图让听众感受到中国语言的节奏之美。

    回想起来，几十年来我对诗歌的感情也没有变，不仅常常重温一些唐诗宋词，而且还力图接近一些现代诗歌。遗憾的是，我总有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有一次我买了一套十二本当代诗歌丛书，结果是一首都没读懂，一本都没记住。这些诗人毫无例外地强调诗歌要表现自我，力求凭借原始想象力写出一些魔咒化的文字。这又让我想起儿时读过的一首格言诗：“墙角的小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冰心：《墙角的花》）这首诗是批评自恋，还是赞美孤芳自赏？ 请教了两位专家，答案相反，印证了“诗无达诂”这个道理。但我觉得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要“心事浩茫连广宇”，情系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即使题材细小，也应以小喻大，小中见大，否则难免使自己变“小”，写诗也成了“螺蛳壳里做道场”。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抹杀当代新诗的成就，更不是反对在新诗创作领域进行任何新的艺术探索。只是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觉得音乐可以促进诗歌跟民众的接触。虽然流行歌曲中有的歌词显得矫揉造作，平庸媚俗，但好的歌词中真有不少好诗。试举数例。

    当国际环境动乱，世界上还有无辜平民受到霸凌主义和恐怖主义伤害的时候，我会首先想起陈哲等词作家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爱原本是带抽象性的情感，经过词作者的形象描写，竟显得如此具体，如此赤诚，温情瞬间能融化冷漠的冰山。在人生的低谷中，我内心还常吟唱着台湾残障歌手郑智化的经典励志歌曲《水手》。那水手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就这样，八十三岁的我此刻仍怀揣着一如既往的梦，笔耕不辍到今天。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十六七岁即北上求学，此后留京工作，阔别故乡66年。我还迈得开腿时经常返乡，每次耳边都会响起小轩作词、费翔演唱的那首《故乡的云》：“天空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作者把故乡的所有美好化为了一朵令人无比怀念的浮云，在呼唤浪迹天涯的游子归乡，重温故乡的温情。2017年以后，老伴忽然不能走动。一个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可想而知。我已逾耄耋之年，跟老伴结褵逾六十多个春秋。此刻想起的就是台湾李子恒创作的歌曲《牵手》：“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六年来，我的确这样做了，细嚼黄连不皱眉。

    行文至今，有人可能想问：你想谈“诗见”，怎么扯到歌词上来了？诗歌跟歌词不明明是两种体裁吗？我的偏见是，歌词跟诗歌虽有区别，但本是同根生，有异又有同。古代的诗歌大多能诵又能唱，如先秦的二言古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砍竹子，做弹弓，用土丸，打猎物，这分明是首狩猎时的歌曲。在原始社会，舞必有歌，歌必有辞。正是因为古代的诗大多能咏唱，才会有了诗歌。后来如何由诗变词，由词变曲，中国文学史课程都讲过。这些体裁之间都有文学性和音乐性的遗传基因。诗歌主要是用来阅读和朗读的，可以掩卷深思，不断领会，要经得起“看”；歌词是用来唱的，能做到诗乐融合，更强调瞬间感受，要经得起“听”。好诗未必都能谱曲，但优秀歌曲的歌词却大多都是好诗，值得当代诗人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形式的灵活性，语言的通俗性，情感的纯真性，等等。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尝试集》中收录了四十多首诗词，但脍炙人口的只有一首改编歌词《兰花草》（原名《希望》）。

    现代诗歌当然要向外国诗歌借鉴，歌词创作亦然，然而借鉴外国的歌词也不能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比如西方歌曲中穿插“rap”（说唱），即唱歌时配上快速念白，以增强节奏感，活跃气氛，是演唱的一种先锋性的表达方式。但在引进国外“嘻哈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英语跟汉语的区别。外国人能接受的“rap”中国听众不一定都能接受。如果歌手在演唱中插上一大段词，不配上字幕听众连一个字都听不清楚，虽然能烘托现场气氛，但难道不会影响歌曲的表达效果吗？在这方面，我认为“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处理得倒还比较得体，因为其中的“rap”部分比较简明，所以在跳广场舞的大妈中也能传唱。在中文歌词中夹杂英语，我认为同样是一种不大可取的处理方式。钱锺书是一位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师。他在小说《围城》中借人物之口说：“说话里嵌的英文，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话虽然谑而近虐，但良药苦口，未必不能供歌词作者借鉴。

    1934年8月，鲁迅撰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鲁迅是文字学家章太炎的门生，自己又准备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所以他对汉字和汉字的演变是有精湛研究的。他用的“门外”二字主要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而我对于诗歌和歌词确实毫无研究，所以说我“门外”谈诗是实情，但动机无非是希望中国当代诗歌能由沙龙走向大众，在借鉴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不要忘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词、中国民歌以及优秀歌词的滋养；在追求诗歌创作个性化跟多样化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增强诗歌的民族性、大众性和时代性。诗圣杜甫的《戏言六绝句》中写道：“转益多师是汝师。”这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同样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