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生们眼中的汉武帝

如果用星辰大海的标准去看朱棣，那么成祖爷堪称永乐大帝。不过在当时的儒生们看来，这个人简直就是秦始皇转世，汉武帝投胎。这自然不是在夸奖他。不过有鉴于方孝孺先生的前车之鉴，这些儒生也只敢想想，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扭转局面的机会——朱棣的子孙。

朱棣的身体其实很不好，先天有点小毛病，后期又是靖难又是扫北，六十四岁驾崩于第五次扫北班师回朝的途中。朱棣本人文化程度有限（有他亲口拟就的圣旨为证）儒学造诣更是谈不到，他只能把子女教育交给手下那些科举上来的士大夫。而在这些人的谆谆教导之下，无论是明宣宗还是明英宗都是按照宋仁宗那个模式培养出来的——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天天看的都是子曰诗云，身边的人都希望他做一个圣人。而他能接触到的，可以开玩笑的，当作朋友来相处的人，只有太监。

可是，按照永乐大帝的规划，他的子孙应该成为忽必烈那种君主。北京并不是大明朝的前线，而是大明朝的中心。对于蒙古人，你不能龟缩在长城里面打防御，你要时不时的出去溜达一圈（就跟清朝皇帝去避暑山庄一样）巡视巡视。谁听话，你得封赏，谁不听话，你得收拾他！你不能天天在北京城里坐着！

无疑，这种想法在大明朝廷内部的儒家士大夫们看来，是荒唐且危险的。他们不但不会建议皇帝出巡漠北，相反他们还把所有怂恿皇帝出去转转的人视为奸臣，比如王振。

然而，这些大臣们或许不知道：年轻的皇帝朱祁镇恰是太爷爷精神上的合格接班人。在他看来，自己出去是必然的，自己出去抚平那些不听招呼的蒙古人，并非是好大喜功，而是自己作为大明天子，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永乐死后，蒙古那边消停吗？当然是不消停了。不但不消停，而且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制造者叫也先（额森）。

三，蒙古再度统一

绰罗斯·也先是瓦剌人，瓦剌也就是西蒙古，清代称厄鲁特。而也先所在的部落，诸位一定特别熟悉：准噶尔部。没错，也先其实就是后来那个噶尔丹的先祖。他的爷爷马哈木曾经一度归顺过明朝，加封顺宁王。可是到了也先这一代，明朝这个亲王的头衔他已经不稀罕了。人家自己从黄金家族的后裔中找了一个叫脱脱不花的人做蒙古大汗，然后自己加封自己太师淮王，不但在漠北自立朝廷，还做了蒙古版的曹操。

这回大家明白这是一群什么人了吧？这伙人的思路其实也挺简单的，从明朝到清朝也没啥改变：光复大都，重拾大元的荣光！

恢复大元的荣光，要分三步。

第一步：统一西蒙古

第二步，统一全蒙古

第三步，南下长城，占领大都（北京）

公元1449年，大明正统十四年，已然初步统一了蒙古诸部的西蒙古准噶尔部古大贵族，太师，淮王，绰罗斯·也先发兵四路南侵大明，目标是拿下北京城，复兴大元朝。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人，二十四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做出了一个与后来康熙大帝一模一样的决策：出动京营主力，御驾亲征，与蒙古人决战！朝中的士大夫们坚决反对，大太监王振是极少数的支持者。

那么太监王振是忠臣还是奸臣呢？

后来支持康熙亲征噶尔丹，支持乾隆出兵准噶尔的人是奸臣还是忠臣呢？

一句话，打赢了，他们就是忠臣，打输了，就是奸臣！后来那些往王振头上泼脏水的人不过是马后炮而已。反正打输了，你不能说皇帝无能，你不能说明军废物，你不能说朝臣都是一群糊涂蛋，反正王振是太监，而且已经阵亡了，那么，一切的屎盆子往他脑袋上扣就是了。就这样，还算有点战略眼光的王振在之后的几百年内，成了邪恶太监的代表，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大奸臣。

可是，复辟之后的英宗，居然在北京修智化寺祭奠王振，为这个太监树碑立庙，把他视为朝廷忠烈。

如果真的是王振坑了他，英宗的这一系列举动是没法解释的。此时的英宗已经在塞北当了一年人质，回来之后又当了七年囚徒，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和足够多的自省时间，英宗对于王振的认知不可能不清醒，那么复辟之后他依旧要这么做，说明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后十年，英宗依旧认为王振是忠臣，甚至有必要为他修祠堂。土木之变亲历者英宗对于这位大明第一奸宦的认识与后人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可笑的是，英宗的这些举动又被后人视为是他昏庸的表现。

四：所谓的“京营精锐”

明朝北京的京营禁军从来都有两种身份：保卫皇帝的禁军；征讨蒙古的边军。这一点是在朱棣时代就确定的。但是经过宣德朝以后，朱瞻基几乎废除了他祖父的所有政策，停止下西洋，从交趾撤军，开始用宋朝的模式治理天下。所以到了朱祁镇要亲征的时候，这只驻扎在京师的部队已然经不起折腾了，也先已经杀来了，这些人居然还没有做好远征的准备。注意，这里的远征不是出兵漠北，仅仅是从北京出兵到大同，沿途都是明朝的县城、驿站，甚至还有宣化这种府城。也就是说，朱祁镇这次“远征”甚至连大明的疆域都没出去，就是出了北京在张家口和大同地区转了一圈，放在今天也就是个自驾游的路线。与蓝玉和朱棣的那种直接打到外蒙古的远征比起来，朱祁镇这次的出兵简直就像是一次野营拉练。明军号称五十万，但实际上也就20万人。

如果当时明朝的武备真的就是这个程度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时候明朝军队已然退化到了明末那个水平——只能凭借京城据守，而不具备什么野战能力了。这支军队不要说打仗，连最基本的行军都困难。而且很显然，明朝中央压根没有战争预案，面对蒙古来袭，居然连军粮都准备不齐。而此时距离永乐皇帝最后一次出征仅仅只有25年。甭问武备废弛这又是王振的责任，而不是因为士大夫们的重文轻武。。。就这个素质，即便没有英宗亲征，想来也好不到哪去。

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细节：王振希望英宗能去自己老家蔚县看看，所以让大军往南走，但是又怕大军祸害自己的老家所以又让大军按照原路返回，耽误了时间，以至于明军在土木堡被也先围困，英宗被俘。

上面这段记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完全就是后来编历史的人为了抹黑王振胡编出来的段子。

当时有大臣建议回京走蔚县，然后从紫荆关进入关内，再从易县回到北京。理由是这样走远离也先主力比较安全。

然而这个时候也先的两路人马已经先后攻破阳河、独石口，两路大军齐头并进，直指京师。朱祁镇怎么可能安安稳稳地从南路返京？如果真从蔚县走，到了北京城下，北京可能早就被蒙古人占领了，所以朱祁镇只能顺原路，从万全、宣化、保安、怀来这条路线回师。最先提出从南路回京的人并不是王振而是大同总兵郭登，相反恰恰是王振极力阻止了个回京的方案。既然王振已经被渲染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坏人，他就不能有正确的主张，所以王振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是：他怕大军踩坏了自己老家的庄稼地。。。

五，土木之变的真相

明军东撤的途中，始终在寻求与蒙古人决战的机会，与其在京城打，不如在山西和张家口打。但是，在这期间明军几次与蒙古军接战，都是以惨败全军覆没主将战死而告终。换言之，在土木之变以前，明军并不是急着逃命而是一边东撤一边与蒙古作战，但是战果都是惨不忍睹，损失了数万人马。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亲自统帅的这只大军逐渐从求战变成了避战，从回援京师变成了逃命，直到土木堡。也就是说土木堡的惨败并不是英宗亲征中唯一的一场败仗，而是一连串败仗中最后的一场。在土木惨败之前，明军大小数战一次也没赢过，而且败的都很惨。如果明军一开始就能在大同附近顶住也先，那么皇帝也就不必亲征了。当然，根据后来史书上的说法，明军所有的败仗都是王振及其党羽瞎指挥的结果，而不是明军战斗力不行导致的。

六，到底是谁坑了朱祁镇。

从后来朱祁镇的表现看，他还是比较沉稳、聪明、有主见的：兵荒马乱的，连王振都死于乱军之中，刀剑无眼，谁知道你是皇帝，所以他坐在地上等着蒙古人来找自己，恰恰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从他后来在蒙古“北狩”一年的表现看，朱祁镇的不但求生能力很强，也是个比较有亲和力的人，不但成功的让蒙古人把自己送了回来，甚至还在那边交上了伯颜贴木耳这个哥们。所以我不认为朱祁镇是个昏君，相反这个人还是个比较有头脑的人。如果朱祁镇真的是个晕头鸭子，啥也不知道，就知道在后宫玩宫女炼丹，他也做不出亲征这种决策。

有人说朱祁镇出征是被王振怂恿，是年轻气盛。可是如果我们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朱棣迁都的意图来看，朱祁镇不过是在履行先祖制定的战略罢了：大明天子不只是中原的天子，汉人的天子，而是天下的天子。朱祁镇面对蒙古人的挑衅甚至是侵略，他必须做出回击。皇帝亲征在一般的儒家士大夫看来似乎是件多了不得的事儿，然而作为以武德立国的大明来说，年轻的皇帝率领亲贵远征非但不是什么荒唐的举动，而恰恰是对于洪武永乐以来，甚至是蒙古帝国以来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朱棣要求自己的子孙应该成为蒙哥、忽必烈、皇太极那种君主，而不是宋朝那种只会窝在汴梁皇宫里写字作画的书生。可以肯定的是朱棣本人是相当看不上那种文人皇帝的。

可是，因为重开科举，朝廷被儒家士大夫重新掌握，又因为本身没啥文化，朱棣的皇子教育也只能拜托这些人。故此随着朱棣的驾崩，明仁宗朱高炽的暴亡，明朝很快就迎来了两种路线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冲突类似汉武帝死后的盐铁会议：大明朝究竟是要继续沿着永乐皇帝的道路往下走，继续出兵漠北、东北、安南，继续下西洋，继续大量引进西域色目人。还是恢复到宋朝的那种状态，闭门自首，安居乐业？

而即位时候年仅九岁的朱祁镇面对的就是这种王朝命运的抉择点。

朱祁镇显然选择了永乐皇帝的路线，毕竟，只要你是个有点想法的帝王，谁乐意当赵宋呢？

可是，朱祁镇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他选择的是永乐路线，但是恢复科举之后的大明朝，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宋朝的轨道，尤其是在朱棣死后。所以朱祁镇的命运在一开始便被注定。他要么出征去做赵光义第二，要么在北京城下跟也先签订城下之盟。总之，要像康熙皇帝那样在北方打败蒙古军已经是办不到了。无论他身边是不是存在王振这种人。必然造成北宋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上主要是于谦这种科举上来的文人士大夫，文人治国，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不就是北宋吗？你既然已经走上了北宋的道路，那你的结局必然和北宋一模一样，甚至更惨。

果然，在勋贵集团和永乐皇帝留下的这点家底子在土木堡被蒙古人全数包圆以后，北京城内，主政的就是于谦这种江南士大夫。而于谦执行的政策就是闭关自守，全力守城。朱祁镇这个太上皇，或生或死由天定。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在于谦看来，朱祁镇这种皇帝死了更好，因为他是个昏君，他要做汉武帝，而以于谦为代表的这些儒家士大夫们，更喜欢宋仁宗、建文帝那种皇帝。

土木之变八年后，夺门成功的朱祁镇再次登上了皇帝宝座，杀掉了于谦。然而于谦的死，除了让后世的史官又给英宗增加了一条新罪名之外，并没起什么作用。天顺以后，大明朝彻底驶入赵宋的轨道，科举产生出来的士大夫集团重新掌握朝廷。明武宗成为明朝最后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亲征北方游牧民族的汉人皇帝。然而对于明武宗的这记绝响，明朝和清朝的士大夫们只不过轻蔑的一笑，然后在他们修撰的史书上记载一笔：荒唐、胡闹。就这样，明英宗和明武宗成了此后几百年间，读书人用来教育下一代的反面典型：你看这俩昏君，不听读书人的话，一个被俘，一个短命，这就是教训，这就是不听读书人劝谏的下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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