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扩大“文化消费”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文化消费已被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力之一(1)参见《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66号文件，2015年11月19日。自2015年起，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在全国选择了45个大中型城市开展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2017年，扩大“文化消费”被正式写入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2018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相继发布，均将促进文化消费作为重点强调内容之一。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发布。2020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发布，决定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启动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国家促进文化消费的决心和战略布局，激发了学界对文化消费的持续关注。“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文化消费”对应的“文化”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仅与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相关联。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消费”概念亦是一种狭义上的概念，特指对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行为，它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其中包含了物质消费、时间消费和情感投入消费等一切消费形式。“文化消费”理论最初兴起于西方，以狭义的“文化消费”为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理论并非特指某个单一学科领域的某项特定理论，而是指基于不同学科对于“文化消费”这一行为方式的研究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理论群体。中国本土化的文化消费理论则是在西方文化消费理论基础上，依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化出的又一个理论群体。从近期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文化消费的绝对水平较低，学者们通常结合各类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作为参考依据进行相关分析，所借鉴的国际经验则往往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讨论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结构的影响时，众多学者认同新常态下激发文化消费需求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2)参见李蕊：《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地区差距、结构性差异及其改进》，《财贸经济》2013年第7期；李蕊：《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消费经济》2014年第6期；李惠芬、付启元：《城市文化消费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姜宁、赵邦茗：《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毛中根、杨丽姣：《文化消费增长的国际经验及中国的政策取向》，《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1期；焦斌龙：《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经济问题》2017年第5期。。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相当一部分学者跳脱出文化产业的单一范畴，开始结合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教育行业、旅游行业的现状，讨论“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相关问题(3)近年来，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如齐勇锋、金元浦、范玉刚、李向民、陈少峰、贾旭东、李凤亮、范周、陈波等人以及青年学者张凤华、曹余阳、徐望等均参与了这一领域的探索和讨论。。亦有部分学者以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文化消费的需求侧出发，探讨居民文化消费与居民收入、教育支出、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等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界也比较具有代表性(4)参见车树林、顾江：《文化消费的社会网络效应——基于全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消费经济》2016年第6期；车树林、顾江：《收入和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来自首批26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证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高莉莉、顾江：《能力、习惯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软科学》2014年第12期；张苏秋、顾江：《居民教育支出对文化消费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全国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文化消费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遗憾的是，少有学者厘清中国文化消费理论的来源。因此，本文将就西方文化消费理论在中国的传入、改造和本土化发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尝试探寻中国本土化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日后的发展趋向。

一、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以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为代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到了人类社会中的“炫耀性消费”现象，即主要为了宣示财富和标识社会地位而不是满足真实需求进行消费，消费者消费炫耀性商品的目的是追求炫耀性商品的符号标识价值，一般通过“歧视性对比”和“金钱竞赛”两种途径获得(5)参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7-79页。。凡勃仑虽未明确定义文化消费的概念，但他认为，正是制度内在的价值结构提供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基本规范，而这种价值结构则要受到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文化消费行为是身份、地位以及特权的符号标识。严格来说，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并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消费理论的发端，但西方经济学家正是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现象与文化、阶层和制度之间关系的阐释，开启了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

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注附着在文化消费之上的文化权利。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在整个社会和民族中，社会大众将源出于精英集团的某种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或者某种集体意志视为“常识”，并自觉信奉和遵循，国家的统治者采取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通过广大市民的认可和“同意”，取得并巩固政权的合法性(6)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152页。。葛兰西认为，在市民社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和文化语境下，将商品在消费过程中转换“挪用”而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表达具有指向性的价值意义，因而控制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就可能掌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在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在文化消费领域，统治阶级也会不断地灌输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其间，被统治阶级也并非只被动地接受，而是与统治阶级协商、斗争与妥协(7)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97-202页。。正是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的文化消费的兴盛，使“有机知识分子”(8)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其“有机性”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其所属阶级或社会集团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二是与大众的“有机性”，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成为文化消费观念的创造者和文化消费的参与者、推行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视作最早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理论，其中明确地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两者与文化权利联系起来。但需要看到的是，此处葛兰西的“文化消费”概念并不同于当前学界所界定的狭义上的文化消费概念，而体现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消费概念，消费的对象是所有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商品和服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刻影响在于：“成为人们认识当代社会、建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9)何萍：《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为纪念葛兰西逝世七十五周年而作》，《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从而也成为一个后来学界在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性理论。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文化消费研究的兴起

西方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关注，肇端于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需求的强力推动，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具代表性。20世纪40至50年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10)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林宏涛译，台北：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3页。，同时对“文化工业”这一现象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阿多诺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消费者被动接受的消费过程，文化消费的后果早已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的文化生产所决定。“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1)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32页。。大众文化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这不仅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更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费瑟斯通也认为：“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开始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1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0页。马尔库塞则首次定义了“消费社会”(13)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86页。，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标准化批量生产，实质是通过大规模的复制和显示已纳入确立的秩序中的各类“文化价值”，来消解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1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47页。。法兰克福学派凭借其世界性影响力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使得“文化消费”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起引发了西方学界对社会进行反省的思潮。20世纪中期，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学者相继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将价值因素引入文化学和艺术学范式中，西方学界有关文化消费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兴盛期。布尔迪厄的“品位区隔”理论从阶级之间的文化审美差别入手，对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为理解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15)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17-521页。。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以商品的象征价值为切入点，认为在发达的商品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主要不再是物的消费，而是符号消费，符号消费的目的在于对差异的追求(16)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89页。。他认为消费社会的出现既建构了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也形成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推动器，形成了大众文化生产者利用视觉符号的技术手段操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源头。借助于符号消费，社会大众完成其社会身份的建构。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20世纪6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消费理论的兴起，成为电子传媒时代人们理解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的基础理论。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在进行文化消费研究时，重点讨论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掌控，讨论文化标准化生产环境下社会大众对国家(精英阶层)强势力量的无奈和无力，而忽视了受众解码的复杂性。针对法兰克福学派浓重的精英主义倾向，以理查德·霍加特、斯图尔特·霍尔、费斯克等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吸收、借鉴并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转而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关注微观领域文化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文化权利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完成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伯明翰学派提出，基于大众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千差万别，并非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的那样整合严密，精英阶层对大众的掌控能力，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能够默契、妥协或认同，消费者本身富有个性和思考能力，是能够进行自主选择、进行反抗的主体。斯图尔特·霍尔通过精细的文化权力分析，认为大众文化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消费”过程，也是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是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编码与解码的整体性呈现。霍尔提出了三种受众解码立场，并对文化消费场景中的“受众”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文化消费领域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场域，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重大(17)参见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1-53页。。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商品消费也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灌输与接受，因为消费者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理解方式。于是，文化消费贯穿在统治阶级和普通大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持续的阶级博弈和斗争的场域(18)参见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与国家》，史密斯等著、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1-285页。。

西方学界对文化消费的讨论首先从需求侧入手，凡勃仑等人透过“炫耀性消费”现象背后的符号标示价值，映射了阶级结构对消费者文化消费动机的影响，引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相关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延伸了对文化消费供给侧的研究，使文化消费研究的侧重点从消费者的动机转变为供给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动机，从而在文化消费的供需两端建立了一种基本的因果关系逻辑自洽，进而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在西方兴起。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人以“文化资本”的角度开展的研究，则承续了凡勃仑等人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侧的研究，挖掘了更为深刻的动机影响因素。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人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过分强调了文化消费符号价值背后的阶级对立性。相比而言，伯明翰学派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消费进行了更为微观和深入的研究，从文化消费供需两端阶级对立的绝对假定中跳脱出来，研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使得大众文化消费理论更加贴近真实社会的消费场景，霍尔等人结合布尔迪厄对“场域”的研究，在文化消费理论研究层面使得整个消费的行为过程研究由静态转变为动态，较深刻地启发了当代文化消费领域在“文化场景”概念下的后续研究。整体而言，正如学者单世联所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提供的有关文化与商品、文化与资本、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框架，为中国学界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起点(19)单世联：《“文化工业”的概念化与问题化——重读〈启蒙的辩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7年第1期。，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消费理论的奠基。

(二)文化经济学对文化消费理论的发展

“文化经济学”，或称为“艺术经济学”或“文化艺术经济学”(为行文方便，本文在论述时统一使用“文化经济学”的称谓)，是一门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文化艺术领域研究的新兴学科，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分支。“文化经济学是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创意、表演艺术、遗产和文化产业，不管它是公共还是私人所有。它关注文化领域的经济组织以及生产者、消费者与政府的行为。它涵盖多种方法，主流的、激进的、新古典主义的、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与制度经济学”(20)Ruth Towse，“Editorial:The Culture of 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18，No.1，1994．。相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文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多从文化艺术领域独特的产品价值、市场特征、消费者心理等多重角度出发展开探讨，一方面遵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学派差异，兼收并蓄。当前，西方学界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虽已建立了部分理论框架，但并未成熟完备，学科内部亦存在分歧。然而，文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对于文化消费理论的完善和深化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国内学者通常将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也有学者提出，文化经济学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凯恩斯(21)参见周正兵：《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凯恩斯在1936年的论文《艺术与政府》中通过艺术与政治制度的论述引出对文化艺术政策的相关讨论(22)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41-447页。，可视为主流经济学界进行文化经济政策研究的开端，政府干预艺术生产的观点对后续学者在文化消费政策领域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1966年，鲍莫尔和鲍恩合著的《表演艺术：经济的困境》提出了著名的“成本病”理论(23)参见W.Baumol，W.Bowen，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1966，p.201.，认为表演艺术行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发展的滞后部门，其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无法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提升，因而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增加(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普遍提高而言)，抑制了文化消费的提升。“成本病”理论的提出使经济学界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供给的意识形态控制批判之外，展开更微观具象的文化艺术领域市场研究，正式开创了文化经济学这一学科门类，同时也从供给端给文化消费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受到福利经济学的启发，鲍莫尔在《表演艺术：经济的困境》后半部分以及后续的研究中提出通过公共财政补助“停滞部门”的生产来解决“成本病”的办法(24)参见W.Baumol，“The Case for Subsidizing the Arts”，Challenge，Vol.38，No.5，1995.。事实上，早在“成本病”理论提出之前，英国学者罗宾斯就曾认同凯恩斯在《艺术与政府》中所提出的观点，主张以行政手段干预文化艺术市场的供给，以调解“市场失灵”。并且罗宾斯和凯恩斯都认为政府对艺术生产进行资助虽属于干预性行为，却不会损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政府是在符合个人从事艺术生产的意愿的前提下对艺术进行鼓励和资助，就不会有悖于自由的社会原则”(25)Lionel Robbins，“Art and the State”，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algrave Macmilan，1963，pp.53-72.。此外，罗宾斯还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行为不同于一般产品消费的排他性，如同教育消费一样，具有公共产品消费的正面利他性(26)Lionel Robbins，“Unsettled Quest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rt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18，No.1，1994.。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范式，涉及到了政治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暗合今天公共经济学的论证逻辑(27)周正兵：《文化经济学学术史》。，但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却无法得到普遍认同。

与之相对，皮考克则认为罗宾斯对艺术领域进行公共干预的“善意”预设并不成立。在皮考克看来，政府对艺术的资助和对其他领域的资助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干预行为，以精英主义的选择替代个体的选择，这种行为本身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使消费者无法通过文化消费行为表现其意愿和偏好。因此，他主张“消费者主权”，提出了将文化艺术的资助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艺术委员会等民间机构，再转移分散到消费者个体手中的短期解决方案，以及通过资助艺术教育培育文化消费习惯的长期解决方案(28)参见Alan Peacock，“Welfare Economics and Public Subsidies to the Arts”，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37，No.4，1969.。应该看到，皮考克的短期解决方案并没有完全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但消费者主权理论的引入相对于凯恩斯和罗宾斯等人的主张，在解决“成本病”问题上显然更具优势。

20世纪60年代，罗宾斯、皮考克、鲍莫尔等人围绕文化艺术资助展开的一系列探讨多集中于福利经济学领域，随着对文化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深入，福利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优效品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都被后来的学者运用到对文化消费现象的分析中，而消费者主权最早被亚当·斯密提出，相关理论的建构却是由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完成的，是市场机制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后来学者们在文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也引入了两个学派所主张的边际效用、均衡价格等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消费理论。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文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经过3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后迎来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戴维·索罗斯比以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等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为基础论证文化资本在文化和艺术之间的价值内涵关系，认为“文化资本作为存量，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价值”，并以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石(29)David Throsby，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xi-xiv.。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将幸福感作为消费者的重要心理影响因素加入文化经济学研究，认为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教育从“消费技巧训练”演变为“生产技能的培训”，人们开始贬低消费技巧以及文化，并逐渐形成对于文化的理性主义偏见，让现代人类缺乏寻找快乐的技巧，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消费那些无需技巧的舒适，最终导致：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增加给人们带来更多类型的消费，以及更多快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技巧的缺失，人类却无法让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只能一味地追求舒适，而与快乐渐行渐远(30)参见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高永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65页。。在西托夫斯基看来，人类无快乐的原因并非源于经济要素，而是来源于其他诸多要素，如自我满足、相互刺激、工作中的乐趣等，综合各种因素，在各种类型的消费中，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感是最强烈的。文化消费的幸福感也随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归入文化经济学研究范畴，开创了幸福经济学研究流派。幸福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鲁诺·费雷通过实证研究比较了电视与戏剧演出这两类文化消费选择背后的消费者心理的快乐感预期与实际快乐满足感的差异，发现人们通常会低估戏剧演出的价值，而高估电视的价值(31)Bruno S．Frey，Stephan Meier，Alois Stutzer，“Do the Muses Make You Happy?Measuring the Value of the Arts Using Data on Subjective Well-Being”，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Vol.14，No.9，2015.。针对这一现象，他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心流体验”、“错误预测效用”理论，有效质疑了主流经济学“基于消费者依据自身偏好理性选择的前提下，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一论断，验证了西托夫斯基“现代人类缺乏寻找快乐的技巧”的观点。随后，陆续有学者又将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贝克尔提出的“理性上瘾”理论(32)参见R.McCain，“Cultivation of Taste and Bounded Rationality：Some Computer Simulation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19,No.1，1995.、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决策理论(33)参见M.Zieba，“Full-income and Pric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for German Public Theatre”，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33，No.2，2009.运用于文化消费研究当中，构成了经济学领域的“文化资本决定”理论，这一理论目前仍在逐步完善。

总体而言，文化经济学的兴起对文化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基石作用，使文化消费得以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被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之中。但也应看到，文化经济学领域除去“成本病”理论以外，再无更多原创性理论，相关理论多是对其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沿用，也正因为如此，给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理论创新的契机。

二、文化消费理论在中国接受的两种基本路径

中国学界对“文化消费”理论的引入和研究，历经30多年。“文化消费”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在目前可追溯的相关资料中，最早见于1985年国内学者对西方文化社会学理论进行介绍的相关文献中(34)王蓉芬：《文化社会学》，《民俗研究》1985年第1期。。进入19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借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文化消费现象，以1980年代初期高速成长的文学消费为基点，学界开始关注文化消费的价值和功能。这种讨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理论为基础，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关于“机械复制”、“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消费”等解释模式，又结合了麦克卢汉、费瑟斯通、布尔迪厄等的文化媒介、大众文化和文化资本理论，整合成为中国学界的文化消费理论框架。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消费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以1980年代中国学界展开的文艺批评和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思想评介为起点，在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引入和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条“本土化”路径。

(一)文艺学的方法路径

某种意义上，对文化消费的研究是国内艺术学学科建设兴起的“次生品”。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的前10年，艺术学方兴未艾，但直到2011年才被批准设定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20世纪80、90年代文艺学研究的兴盛，折射出正在成长中的艺术学发展状况。在文艺学的学科构建中，文化消费的观念和理论进入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对文化消费理论的本土化产生了最初的影响。如1989年出版的花建、于沛合著的《文艺消费学》，讨论了文艺消费的社会属性、社会过程、社会引导和调节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文艺美学研究领域，国内学界王杰、凌继尧、陆贵山、李心峰等学者较早发表了相关论著，将艺术生产与消费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化哲学概念加以探讨，如董学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角度论述了艺术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另一类研究则在文学理论领域展开，如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引入了“文学消费”的概念，并开始深入到文学消费的理论层次。王宁的《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从消费主义文化符号学的角度重点探讨了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之于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的意义，认为产生于后现代时期的消费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审美价值，并在其著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进行了进一步阐释(35)参见花建、于沛：《文艺消费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王杰：《历史与价值的悖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理论》，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凌继尧：《价值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斯托洛维奇的对话》，《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陆贵山：《文学与人的历史活动和人的审美活动的统一和倾斜》，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辑；李心峰：《艺术生产理论与艺术史研究》，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董学文：《文学的接受与审美乌托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智：《媒介批评》，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此外，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引入和消化过程，也与此类似，单世联、王一川、陶东风、金元浦等一批文艺学学者在承续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理论引进、改造和创新(36)《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期刊一时成为学者们探讨大众文化的复制特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导向及其批判的阵地。此外陶东风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和《粉丝文化读本》、赵勇的《透视大众文化》、陈池瑜的《现代艺术学导论》、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叶朗的《美学原理》也都探讨了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美学话语重构等问题。。得益于这些学者的努力，文化消费理论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理论的框架下得以确立，形成了文化消费理论的中国化解释框架，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程度、文化消费的规模和范围均相对有限，这一理论架构与中国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的实践之间，没有得到充分磨合与互动，仍然局限于经典理论的观点，理论创新的程度颇为有限。

(二)文化经济学的方法路径

1983年，尹世杰在《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中最早论述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价值观念、消费者素质对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此后，西方经济学领域对文化的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1988年，李建中提出了文化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概念，并在后续论文中阐述了文化产业中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二重性、文化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文化产业运行中的价值补偿机制等基础问题(37)参见尹世杰主编：《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建中：《论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李建中：《正确认识文化产品的二重性》，《学习与思考》1996年第5期。。

有别于文艺学的研究路径，文化消费的经济学研究在我国从一开始就超越单一学科的范畴，被定位于交叉学科的性质，并在文化与经济的学科交叉中，初步确立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即聚焦于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流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38)周伟林：《障碍与动力：文化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方家良等编著：《文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进入21世纪后，一批国内知名的文化和经济学者纷纷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编纂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文化经济学》教材(39)参见严行方：《文化经济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安应民主编：《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胡惠林主编：《文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程恩富主编：《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文化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和专业范畴，因其与1990年代后蓬勃发展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实践相联系，快速进入到中国高校专业培养体系，文化经济学(或文化产业学)教材也就应运而生(40)王恒富、石争主编：《文化经济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夏林、王玉印等：《文化经济论》，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胡惠林、李康化：《文化经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孟晓驷：《文化经济学思维：物质与文化均衡发展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顾江编著：《文化产业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继瑞、郝康理等：《文化经济论：基于成都市文化产业及文化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文化经济学的引入，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引进到消化吸收的过程(41)参见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周正兵：《文化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张晓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周正兵：《文化经济学学术史》。。其中既有对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经济学著作的翻译(42)周正兵：《凯恩斯文化经济学思想述评》，《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周正兵：《提勃尔的文化经济学思想》，《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露丝·陶斯著，周正兵、孙晔译：《文化经济学的历史与未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也有对相关理论的系统梳理和讨论。傅才武、曹余阳的论文《中英政府有关促进文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以英国“青年苏格兰卡”与中国“武昌文化消费试点”为中心》，借助于2015年中国文化消费试点的实践经验，运用消费者主权理论，比较了皮考克设计的“青年苏格兰卡”消费券方案与武汉大学武昌文化消费试点的“居民评价激励消费券”方案，分析了中英两种方案成功与失败的制度与环境因素，可视为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改造的典型案例(43)傅才武、曹余阳：《中英政府有关促进文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以英国“青年苏格兰卡”与中国“武昌文化消费试点”为中心》，《江汉论坛》2017年第10期。。这一案例说明，中国学界在近20年中，一方面引入和吸纳西方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改造和创新，借此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艺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被逐渐引入中国，为国内学者所关注。李书亮出版了《艺术经济学概说》，探索性地提出了加强我国艺术经济学研究的主张(44)李书亮：《艺术经济学概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张珠圣、单正平翻译了西方学者梅西隆等人的《艺术经济学》著作，其中论述了文化艺术消费在国外艺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楼上云则分析了艺术商品价值及价格形成机理。中国学界也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关注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及艺术品市场等问题，在国内开辟出了艺术经济学的全新研究领域(45)梅西隆：《艺术经济学》，张珠圣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9期；单正平：《艺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有关阐释》，《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楼上云：《艺术商品的价值及价格形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Z1期；楼上云：《社会主义文艺市场问题初探》，《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聚，艺术行业越来越深度进入市场经济领域，艺术商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学界对于艺术经济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孙仪先分析了当代艺术经济学研究历程，探讨了艺术生产、艺术劳动以及艺术作品的价值形成问题，厘清了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和需求的关系，从艺术市场需求的角度总结了艺术消费的特殊性。张来民《作为商品的艺术》则较为系统地探索了国外艺术商品化历程，并结合艺术生产论诠释了艺术消费(46)孙仪先：《简论艺术市场的需求特点》，《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孙仪先：《论艺术与经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张来民：《作为商品的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这一时期，随着高校文化产业类专业的扩展，各类艺术经济学教材也开始应用到高校艺术类、经济类专业的课程教学中，如章利国、顾兆贵、李万康、林日葵、庞彦强和傅才武等编写了艺术经济学的相关教材，对艺术生产的一般性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展现，涉及到艺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艺术市场行为，深入研究了艺术市场的特殊结构和运行规律，探讨了消费动机、消费选择、艺术家与消费者的关系等问题(47)参见章利国：《艺术市场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导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顾兆贵：《艺术经济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万康编著：《艺术市场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日葵：《艺术经济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年；庞彦强：《艺术经济通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王家新、傅才武：《艺术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学界对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没有超越西方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建立的基础框架，尽管在艺术组织管理、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研究上借助于中国实践的巨大样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但在艺术商品、艺术产品定价、市场营销、成本与收益等核心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引入西方文化经济学的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仍然是当前文化经济学界的主流。

为了适应2011年后艺术学升级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进行学科建设的紧迫需求，近几年来中国学界仍然大量翻译引进西方文化经济理论著作。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布伦伯格等大学和专业出版社合作，推出了《文化艺术经济学译丛》，囊括了与文化艺术消费理论紧密相关的一批重要著作，包括诺亚·霍洛维茨的《交易的艺术：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当代艺术品交易》(2013)、戴维·索罗斯比《文化政策经济学》(2013)、露丝·陶斯的《文化经济学》(2016)、阿莱西娅·左罗妮的《当代艺术经济学：市场、策略与参与》(2016)，等等(48)参见诺亚·霍洛维茨：《交易的艺术：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当代艺术品交易》，张雅欣、昌轶男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露丝·陶斯：《文化经济学》，周正兵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阿莱西娅·左罗妮：《当代艺术经济学：市场、策略与参与》，管理译，王家新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泰勒·考恩：《优良而丰盛：美国在艺术资助体系上的创造性成就》，魏鹏举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德瑞克·吉尔曼：《文化遗产的观念》，唐璐璐、向勇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安娜·M.邓普斯特：《艺术世界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徐进毅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戴维·索罗斯比：《文化政策经济学》，易昕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维克托·A.金斯伯格、戴维·思罗斯比：《艺术与文化经济学手册》，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大卫·M.贝里、安德斯·费格约德：《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王晓光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组织了国内的一批知名学者，翻译出版了维克托·A.金斯伯格、戴维·思罗斯比编著的《艺术与文化经济学手册》(上、下，2018)，在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文化管理学”转向：中国本土化文化消费理论的生成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方面，中国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深刻地影响到大众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学界开始将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相关问题的研究，纳入到艺术和文化学科的当代内涵、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等学科建设议题(49)王一川：《文化产业中的艺术——兼谈艺术学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当代文坛》2015年第5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具有明显计划体制特征的文化行业体制，提出了体制改革的要求。正是在这两大环境条件的规约下，中国的文化消费理论建构一方面沿着费瑟斯通所描述的“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的大道迈进，另一方面又带着中国特有的转型特征在本土化特色的道路上前行。文化消费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文化管理学”转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文艺消费理论的“中层理论”转向

进入21世纪，文艺学、文化经济学、艺术经济学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引发了中国文化消费理论的“中层理论”建构进程。与西方学界文化哲学批判的理路相异，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体制改革目标的引导下，中国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逐步从宏观领域进入到中观和微观领域，将其定位于文化行业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渡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体制转型对于理论创新的巨大需求，推动中国学者从第三方立场转向政府智库立场，在文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与制度设计之间，形成了文化学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路径，如王文章、蒋昌忠、宋丹娜、傅才武等对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的研究，即是学界对这一社会需求的反应(50)王文章：《艺术体制改革与管理初探》，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蒋昌忠、宋丹娜、傅才武等主编：《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模式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傅才武、宋丹娜：《文化市场演进与文化产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中层理论”转向，最主要的特征是从西方的文化哲学批判立场转向了中国式的政策建构立场。不同于西方学界把文化消费理论定位于文化批判、大众传播和社会交往行为理论，中国学者大多将文化消费行为放到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大背景下，作为连通政府文化行业与社会文化机构、政府公共供给与个人文化权利的“桥梁”，从而使得国内学界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政策理论建构模式。张凤华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外学界关于文化消费理论的异同，认为中西学界关于文化消费理论的差异，可归纳为个人权利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区别：国外学者从一开始就重点关注参与者或者消费者个体的文化权利状况，关注国家政策与个体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而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宏观经济视角的传统框架——从制度政策、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生命周期等层面关注消费环境对个体文化消费决策的影响，重点关注文化政策的作用机制，以及文化消费政策对于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功能作用(51)Pascal Courty,Fenghua Zhang，“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Major Chinese Citie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Vol.42,No.2，2018；Fenghua Zhang,Pascal Courty，“The China Museum Boom：Soft Power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Vol.27,No.5，2020；张凤华：《国外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综述》，张晓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第271-282页。。西方学者重在探索文化消费的社会机制和个体文化参与的动机，中国学者不仅仅探求社会文化组织的运行机制和个体参与的动机，而且在此基础上将文化消费政策作为实施国家目标的手段，将文化消费理论作为推动国家文化管理体系向国家文化治理体系转型的技术路径。因此，可以将中国本土的文化消费理论定位于中层理论(或曰“渡船理论”)(52)这一理论被比喻为推动文化行业从文化管制体系向文化治理体系过渡的“渡船”。，这也是中国文化消费理论本土化建构的核心内涵所在。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文化消费政策地位的上升，与文化消费政策相关的文化消费者行为、特定文化消费群体、文化消费政策绩效、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数字技术文化消费形态等问题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如刘玉珠提出，国家应通过政策激励以扩大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响应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由此政府需要建构相应的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53)刘玉珠：《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中国广播》2014年第6期。。学界持续关注国内文化消费的发展状况，认为文化消费将成为引领市场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和国民经济升级换代的重要动力(54)齐勇锋：《文化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前线》2015年第3期。；扩大和提升文化消费，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增长模式的优化与转型，即由单边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与投资双边驱动(55)彭翊、李丽：《海外经验：推动文化消费的三个路径》，《中国文化报》2015年3月7日，第4版。；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是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56)金元浦：《我国文化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国情国力》2016年第12期。政府部门要在扩大文化消费上发挥作用，应着眼于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和充分尊重不同群体、不同年龄层的文化消费选择和消费习惯(57)祁述裕：《扩大文化消费要避免走入误区》，《光明日报》2016年7月21日，第14版。。

随着2010年后中国学界关于文化消费研究的整体推进，一些学者对这种建构型研究范式的成熟运用，让中国学界开启了重构文化消费理论的话语体系之路。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文化经济学》便属于观点独到的综合性理论研究著作。厉以宁先生通过打通经济与文化两大部类，重新审视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价值和作用，涉入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道德力量调节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定义和相互作用问题、“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问题、社会和谐红利问题等，将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文化调节、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制衡、文化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等问题纳入到文化经济的研究框架，旨在阐述新经济环境下文化经济学的宏观范畴，既是文化经济学也是文化消费理论的宏观建构。而秦开凤的《宋代文化消费研究》一书则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纵深研究，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以宋代文化消费的内容为线索，透视出了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的层间互动、消费观念的嬗变、社会流动的加速等方面的历史图景，对中国历史上文化消费的历史追溯，标志着文化消费理论的历史纵深演进(58)参见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秦开凤：《宋代文化消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二)文化消费理论研究中的“行动研究”转向

2015年后，文化消费作为政策管理工具的功能特征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文化消费研究被赋予了“行动研究”的内涵，如李明、毛中根、王健、尹宏、高莉莉、范周等，以提升和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为基点，对文化消费的激励机制和专项政策展开研究(59)参见李明：《我国大众文化消费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毛中根等：《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王健等：《新时代扩大城市文化消费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范周：《时代变迁下的中国文化消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高莉莉：《中国文化消费水平提升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部分学者进入到区域文化消费状况的研究，如王晓彦、胡德宝和孙凤毅等对北京等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荣跃明和包亚明立足于上海，采用数理模型、定量分析的方法开展了上海文化消费的研究等(60)参见王晓彦、胡德宝：《中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行为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孙凤毅：《文化消费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报告：以北京市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荣跃明、包亚明主编：《上海文化消费调查：方法、数据和应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展示了学界将理论研究融入到文化政策实践的努力。

笔者曾带领课题组参与了2015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承担了中部试点的武汉和合肥两个城市的试点模式设计任务，可视为文化消费领域“行动研究”的成功案例。2015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针对公共文化投入的边际效率下降问题，决定实施“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探索提升公共投入绩效的政策路径。“国家文化消费试点”政策的设计理念，就是以文化消费激励政策作为连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中间桥梁，进而以文化消费侧的政策创新引领文化供给侧改革(61)傅才武、曹余阳：《探索文化领域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改革：政策与技术路径》，《江汉论坛》2016年第8期。。武汉大学课题组在试点过程中设计出了“微信公众号+公共文化单位绩效评价积分+文化市场积分兑付消费”的平台政策模式，并取得了试点成功。随后，这一试点经验被国家相关部门所采用。2016年《文化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将纳入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城市由2015年的4个扩展到45个。2016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环境的日益“紧窄”，拉动文化消费被视为应对经济下滑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国家又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一系列的文化消费政策，引导和扩大居民的文化消费。

“国家文化消费试点”的案例表明，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和政策设计“三位一体”，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对于理论创新的要求，文化政策设计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术层面的理论探讨，而是与文化管理实践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实践”循环，由此呈现出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本土化特征(62)傅才武、曹余阳：《中英政府有关促进文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以英国“青年苏格兰卡”与中国“武昌文化消费试点”为中心》。。

(三)文化消费研究中的“文化场景”转向

2010年前后，吴军、陈波、夏建中、李鹭等几位赴北美访学的中国学者，受到芝加哥大学特里·克拉克和多伦多大学丹尼尔·西尔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影响，开始在中国学界宣介“场景理论”。2013年，他们联合特里·克拉克教授，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系统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城市场景理论的前沿研究成果(63)参见吴军、夏建中、特里·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发展——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理论范式》，《中国名城》2013年12期；吴迪：《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吴军、特里·N.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公共政策——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最新动态》，《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2014年2期；郜书锴：《场景理论的内容框架与困境对策》，《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特里·N·克拉克、李鹭：《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场景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界，并迅速为大批学者所熟知，形成了文化学界的一大理论热点。

2017年以后，经过了数年的吸纳和消化后，中国学者开始了将产生于西方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经验的“场景理论”进行本土化的努力。这一过程大体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将场景理论与居民文化消费需求相结合，场景理论为扩大文化消费提供了全新的政策设计思路。如陈波等人借助于场景理论，探究居民的文化参与率、文化消费与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观认识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在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完善公共文化空间、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的政策建议(64)陈波、侯雪言：《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李惠芬、叶南客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0—2014年间的文化消费面板数据，对不同文化场景下文化消费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65)李惠芬、叶南客：《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区域文化消费差异化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二是将场景理论与城市街区的再造需求相联接，关注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场景理论为城市运营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随着中国大量城市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城市转向文化城市，如何培育和激发文化创意、改造提升历史街区和文化空间成为城市研究的焦点。面对社会需求，中国学者不断改造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框架，使之适应中国实践需求，形成中国本土特色。如在场景理论框架下，陈波等采集中国31个城市的83种文化舒适物数据，将31个城市分为魅力型场景、本土型场景、理性型场景和表达型场景4类文化场景模式，体现出西方理论框架的中国化改造的努力。王惠蓉则借助“权力、资本、地方”三维建构努力突破二维场景框架，探讨地方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非遗传人的主体性意识参与“文化场景”建构的路径，试图建立现代与传统共生的社会文化发展逻辑。祁述裕以场景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丽江大研古城酒吧、中关村创业大街咖啡厅、景德镇创意市集等价值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完成了西方理论的中国实践应用，以适应当代城市功能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的需要(66)参见陈波、林馨雨：《中国城市文化场景的模式与特征分析——基于31个城市文化舒适物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1期；祁述裕：《建设文化场景 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以生活文化设施为视角》，《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盖琪：《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以北京706青年空间为例》，《东岳论丛》2017年第7期；范玉刚：《文化场景的价值传播及其文化创意培育——城市转型发展的文化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陈波：《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维度分析》，《江汉论坛》2019年第12期。。

文化消费特别是城市文化消费的“文化场景”转向，重建了数字技术环境下的文化消费新形态，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城市文化规划，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模型。文化场景理论的快速普及，是中国文化行业和城市建设适应数字信息技术的结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首先在城市建构了资源、技术与居民消费体验交互的沉浸式消费空间，正在逐渐替代原来的“生产—消费两分式”文化消费模式。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时代，文化符号在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双重驱动下不断强化其作为空间生产媒介的作用，进入到一种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不断成熟的内容生产和知识付费的新经济形态，也正在将消费者的身份认知从原本界限分明的供需两端剥离出来，赋予了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并以“共同创造”和协作分享机制融合生产和消费两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消费的基本结构。这些都促使中国学界超越传统的“生产—消费”链式思维，转而建构基于技术网络的空间场景思维，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了文化消费研究的“场景”转向。

结合作为理论发源地的西方学界当前的研究发展来看，中国本土化文化消费理论的管理学转向中，文化消费研究中对行动研究的日益重视和对文化场景理论的引入，同西方学界保持着较为一致的理论建构趋向。而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多奉行对文化领域的“一臂之距”原则，因此鲜有通过政府发布的文化消费专项政策，在客观上涉及到管理层面的问题相对较少，也难以得到学界的关注，故而西方学界的研究开展更多地着眼于文化消费的经济学研究。但国内学界所面对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策环境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体制改革目标的引导下，“中层理论”属于重点着眼于发展的政策研究，而中国的文化消费政策又是作为公共政策推行的，因此，本土文化消费理论的“中层理论”转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消费理论超越经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路径向公共管理学延伸的表征。从“行动研究”转向的层面来看，本土文化消费领域的行动研究与当前的文化消费政策实践紧密相连，所对应的最终对象是文化消费对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系统的影响，也可理解为是针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的一系列诊断性研究、参与性研究与实验性研究。从“场景理论”转向的层面来看，国内学界运用场景理论分析文化消费现象的深层含义在于回应文化消费增长对城市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挑战。综上所述，本土文化消费理论的“中层理论”转向、“行动研究”转向、“场景理论”转向，本质上都是向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主体的公共管理学的转向。而文化消费的文化艺术领域特征使文化消费的管理学研究必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研究，因此，本文将这种转向趋势命名为“文化管理学”转向。

四、结论

近20年来，文化消费理论的管理学转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文化市场成长和文化体制改革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结构上，中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67)建国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我国共摄制了影片600多部、纪录片约1000部、新闻片1800部左右、科教片640多部、美术片127部。参见璩静：《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中国成立60年文化建设综述》，《党建》2009年第11期。。文化产品的分配仍然只是作为计划体制下的“福利”，文化产品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产品。“文化艺术”真正形成大众文化消费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市场兴起之后(68)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党史文汇》2019第8期。。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文化产品，还使社会大众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1页。。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日益被市场激发的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构成了文化消费理论兴起的深厚土壤。

对于学界来说，文化消费作为居民的经济行为，具有强烈的经济属性，是国民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交往方式，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基于族群共识性选择的文化惯性，经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或刻意的经济活动，渗透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各个层面，具有政策路径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构成了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中国社会高歌猛进的经济列车的带动下，中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日新月异。文化建设实践长期领先于理论创新的现实，迫使学界走向“引进—吸纳—改造—创新”的快车道，学界关于文化消费理论的管理学转向，即是这一发展轨迹的典型案例。

但中国文化消费理论的形成并非是中国古代文化理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西方“文化工业”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大众文化消费理论，以及文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发展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文化消费理论，最早是在文艺学和艺术学领域展开的文化消费批评研究，随后以探讨经济属性为目标的文化消费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展开，进而在艺术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交叉中催生了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路径，逐步完成了西方文化哲学框架到中国文化管理学框架的转向，并与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相连接，实现其本土化建构过程。

然而，这一进程远没有完成。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对大众文化消费影响的全面深入，学者所惯用的经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工具已经难以适应新型文化消费形态，必须要借助文化消费的行动研究路径，推动学界综合运用经济学、艺术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开拓“新文科”的前沿研究领域。从学科发展历史看，从文化消费领域启动的经济学和艺术学理论创新进程，目前还只是迈出了“引进—消化”的第一步，文化消费、文化市场和文化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转型和技术周期性变迁的产物，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供研究提升的空间既深且广。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