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家教 2022 年第二期

徐勇

（笔名徐梓）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赵忠心教授的《中外家庭教育思想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2021年9月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这部40多万字的著作，不仅是我国家庭教育领域标志性的成果，而且对我国方兴未艾的家庭教育事业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同时对我国的家庭教育研究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趣向的意义。

一、到历史中寻找智慧的自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深入开展家庭教育研究、以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风气。一时间，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纷纷举行，家庭教育指导师培养工作渐次展开，全社会高度关注家庭教育工作，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何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保证这项工作不偏离深入、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是摆在家庭教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简史》出版的意义之一，就是给人们指明了方向：要从传统中开发资源，到历史中寻找智慧。

任何一项人类活动，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历史。作为连续不断发展过程的历史，是由无数个环环相扣的、现实的片段叠加构筑成的。我们通常说我们既不能生活在过去，也不能生活在未来，只能生活在现在。实际上，现在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就在我们说它是现在的时候，它就成为了过去。所以，与其说我们生活在现在，不如说我们生活在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实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截面，只是历史瞬时的停顿。或者说，现在不过是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

很显然，静止、孤立地研究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根本不可能认识它，更不可能获得对其本质的认识。因为从时间上说，在它前面有无数导致它出现的原因，而在它后面，则有众多由它所派生、所影响的结果。从空间上说，现实中的每一个构成要素，都是众多比它更小要素的集合，各个要素之间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现在既与过去关联、又与未来关联、寄生于同一条历史长河之中的情势下，将现在放置的时空容量越大，或者说与它相关的时空背景越大，它所具有的意义就越丰富、越深刻。同一个历史事件，放置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我们就能从它身上读出不同的意蕴。

所以，要了解现在，就必须有历史的眼界和思维。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是了解或认识任何事物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历史，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在在哪里，受什么条件限制，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面貌呈现，我们才能了解该事物。单纯地专注现在，就像面墙而立，没有必要的观察距离，难免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甚至熟视无睹，完全茫然。所以，为了更好地掌握现在，我们有必要离开现在，追溯它的原始，展望它的未来，借助未来特别是过去的参照系来认识它。或者说，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它看作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看作整个变化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实的境况，以及通向未来的道路，都只能在历史中得到解释。正如科林伍德所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了我们人是什么。”[1]

作为第一部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著作，《简史》还有一个“家庭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的副标题。在《前言》中，作者一再声明，“史”的研究或者说“纵”的方面的研究，是全方位地解剖和认识家庭教育本质的重要方面。因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是在以往家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今天的家庭教育思想，是以往家庭教育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所以，不认真研究家庭教育思想史，就难以解释和解决今天家庭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就不可能对家庭教育发展趋势做出有效的把握和进一步的发展。作者著述的目的，就是要采矿于铜山，从古今中外前贤的家庭教育思想中吸取经验和智慧，以丰富和深化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

对于像《简史》这样的著作来说，通常是很少有副标题的。这一具有指示性意义的副标题，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有着高度的自觉，可以看作本书的著述宗旨。所以，《简史》最突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它能让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家庭和家庭教育起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古今中外哪些闪光的思想家对它做了怎样的思考：关注的是什么问题？用的是什么方式方法？特别是，取得了怎样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观点和作者的家庭环境和人生际遇又有怎样的关系？等等。

任何一个学术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它的历史资源，都有赖于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成绩。没有历史的积累，每一代人的生活就都要从茹毛饮血开始，每个学科都要从零起步。我们做学位论文，文献综述之所以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前人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工作，了解前人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进到了哪里，现在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以确立进一步研究的起点。这就如同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2]《简史》最突出的意义体现在这里，它提醒我们，在古今中外有关家庭教育的思想中，哪些主题是前人思考过的，关于这一主题又有怎样的思想成果，我们现在面临全新的形势又该怎样利用这些思想成果，从而明白我们的家庭教育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家庭教育研究朝哪个方向发展。“读史使人明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十六座路标提供的比较视野

家庭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人所共知，这也是历代思想家阐释家庭教育思想的起点。对个体而言，家庭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个人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源，或者如韦伯所说，是一个人获得“生活机会”的主要场所。同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这一细胞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这个肌体的健康状况。而家庭教育，则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与否，决定着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健康与否。

针对家庭和家庭教育这么重要的主题，古今中外的贤哲都在思考，并创造出众多思想成果，但中外学术界为什么长时期没有一部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呢？这显然是因为，写这样一部书不容易，它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一个人难以兼而有之。它既需要认识中国，更需要了解世界；既需要有对古代研究的良好基础，也需要有对现代社会的敏锐识见；既需要扎实的历史基础，还需要良好的理论素养。中外比较、古今沟通、史论结合可以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追求，但真要具备这样的学术素养则异常困难。这样高标准的学术要求，是“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还没有以宏观的方法研究家庭教育思想发展史的著作”[3]的主要原因。

《简史》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它没有面面俱到、像撒胡椒面一样，将一般的、零星的家庭教育思想予以阐发，重点也不是将特定历史时期的家庭教育思想予以概括和总结，而是集中于古今中外16位对家庭教育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思想的深度挖掘。或者说，作者不是着眼于一个“面”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一个“点”的问题，这样就易于将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书中将每位教育家的思想独立作为一章，每章分两节，一节介绍其生平和相关著作，另一节阐释其家庭教育思想。有关家庭教育思想的阐释，集中于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和方法几方面。每章之后，作者往往会分析该思想家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并作出评价。总之，《简史》就是由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上十六座闪光的路标构成的。整体看来，《简史》体现了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简史》古代篇介绍的颜之推、司马光、袁釆三人，均属于中国；近代篇介绍的洛克、卢梭、斯宾塞、别林斯基都属于外国，只有朱庆澜一人属于中国；现代篇的罗素、马卡连科、苏霍姆林斯基属于外国，而鲁迅、陈鹤琴、恽代英、王鸿俊、宋庆龄属于中国。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家庭的著作《论家庭》的作者、意大利“典型的文艺复兴人”阿尔贝蒂应该在列，这样就可以补古代篇没有外国人之缺。但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作者没有刻意在中外之间寻求人数上的平衡，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那些具有重要性的思想家予以介绍。的确，《简史》也很少进行中外比较，即便是在最有可能进行比较的每篇之首的《概览》中，也很少涉及这一内容。但作者将这些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家混编在一起，人们阅读这样的《简史》，也就会产生比较意识。

所谓比较研究，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的比较，来扩大、加深和验证人们认识的一种方法。比较既可以是时间序列上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或称垂直比较，也可以是空间序列上同一阶段的横向比较，或称水平比较。如果说历史研究侧重于从时间、从纵向的角度打开思维向度的话，那么，比较研究更多的是从空间、从横向的角度打开思维的向度，从而把特定的现象和其他事物建立联系，以便在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认识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法国年鉴学派宗师布罗代尔所说的：“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你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即使你在伦敦住上一年，你对英国的事仍是一知半解。但在新奇感的启示下，通过比较，你会对法国的某些特点豁然开朗，这正是你拼命认识所认识不到的特点。与现实相对而言，过去也是改变环境的一条途径。”[4]

《简史》本身，已经让人们避免了仅仅关注一时一刻，能从高远的、长时段的过程而不是瞬时的片段来看待一个思想家对家庭教育的思考，而将中外混编，则避免了出现发展线索单一和认识狭隘的问题。如果说，在一个系统内部进行比较，主要是区别不同的事物、认识其各个阶段特性的话，那么，在更大范围内的比较，则有开阔视野、认识不同事物的独特价值的意义。比如，《简史》认为，陈鹤琴家庭教育思想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对自己的子女和别人的子女所受家庭教育的系统试验和观察；二是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三是对于当时引进的西方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的研究。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会发现其中有关家庭教育的原则，如及早施教、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教养态度一致，显然出自中国的传统；而有关家庭教育的具体方法，如培养和训练卫生习惯、注意心理卫生、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以及游戏教育法、激励教育法、暗示教育法等，则明显受了西方的影响。这时，读者就会比较中西家庭教育的特质，在这种和另一个参照系的比较中，看出各自的优长和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长善救失。

三、取精用弘的高见远识

赵忠心教授从1980年就开始研究家庭教育，四十余年，孜孜矻矻，毫不旁骛，专心于斯，是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先生在耄耋之年推出的《简史》，称得上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是四十年家庭教育研究的厚积薄发所致。也正是借助长期的积累，《简史》在人物的选择、材料的组织、观点的表述上，都新颖独到，富有洞见，给人以启发。

关于人物的选择，朱庆澜就是典型的一例。在中国知网输入“朱庆澜”的主题词，虽然能看到65篇检索结果，但基本都是将其作为抗战先驱、慈善元老加以介绍，有限的3篇论述朱庆澜家庭教育思想的文章，都出自赵教授的手笔。这意味着学术界基本忽略了朱庆澜和他的《家庭教育》，没有给予其人其书应有的地位。《简史》将朱庆澜作为重要的家庭教育思想家收入其中，与另外十五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并驾齐驱，完全是基于朱庆澜的家庭教育思想在我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不仅撰著了《家庭教育》一书，结合我国家庭教育的实情，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原则、内容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而且在任广东省长期间，将该书自费公开印行出版，并分发给全省家家户户，用以指导施行。或者说，《家庭教育》具有其他同类著作少有的意义，这就是“落地”或“接地气”。这不仅体现在该书通俗易懂，“看了这本书，就同对着省长说家常话一样”，而且体现在“我做广东的省长，就是广东一家的家长；家家的小孩，做省长都应该帮助教育”[5]，是一省之长在倡导、率领实行。

作者数十年默默勤耕、专心一意，但绝不是深闭固拒，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善于从其他学科那里获得支援意识，因而表现出一种高见远识，学术视野非常开阔。《简史》在论述袁釆的《袁氏世范》时说：“《袁氏世范》这部书好在原汁原味，不仅引起了当时诸多国内学者的青睐，也使袁采在多个世纪以后走向了世界。如今，在西方汉学界，袁采的著作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墨子刻、约瑟夫•麦克德莫特和包弼德，都研究过《袁氏世范》。”[6]接着，书中介绍了伊佩霞将《袁氏世范》译成英文出版，并著有《宋代中国的家族与财产：袁釆的社会生活观》一书。书中还写了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一章中，将《袁氏世范》与《颜氏家训》进行比较，以论证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型，即从“一个有文化的人”转向“一个伦理的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放弃了颜之推的文化之学，而转向偏爱袁采的伦理关怀。很显然，一个研究家庭教育的学者，哪怕再注重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资源，如果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长期的博收广取，也难以注意到像伊佩霞、包弼德等汉学家的学术成果。

正因为作者积储丰厚，厚积薄发，才能取得精，用得妙，选择自如，左右逢源，不经意间表现出精意覃思。许多论述尽管着墨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直击要害。比如，作者认为，洛克的主要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绅士教育论”，这一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绅士，也就是有德行、有才能、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统治精英，或者说，是集道德、智慧、礼仪、学问和健康于一身的人。洛克之所以注重家庭教育，就是因为绅士只能在家庭中培养。一方面，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早期教育恰好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另一方面，绅士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个别教育才能实现，而个别教育在学校很难实现，家庭教育才是主要途径。

总之，《简史》在这个时节出版富有意义，它提醒我们，现代的家庭教育研究要从历史宝库中寻找动力和资源，在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比较中认清自己，认清我们家庭教育走过的路，更认清我们前行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1.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李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

[3][5][6] 赵忠心.中外家庭教育思想简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21:4，233，75.

[4]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86-187.

原标题：《家教书评 | 徐梓：面向未来的历史探究——读赵忠心著《中外家庭教育思想简史》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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