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起因十分朴实：食堂的饭太难吃。

    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八宝饭”——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学生相当不满。关键时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连吃三碗，诸同学面面相觑，一场风波无形化解。

    客观来讲，中大学生确实娇气了。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物资匮乏，前线国军已经吃“八宝饭”很久了，而共产党的军队则连大米都吃不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军队一直未能建立现代后勤系统，这样的军队怎么填饱肚皮呢？

    日军吃精大米

    最初，日军还依赖后勤从国内运输，伙食标准令中国军队羡慕。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噌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也就是传说中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

    国军吃“八宝饭”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16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自嘲：“空勤的紧吃、地勤的吃紧”。

    八路军吃小米

    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

    开始时，采用苏区方式：“打土豪分田地”，就地筹粮。根据地经验丰富了，也搞出了制度创新：征收爱国公粮，达到了稳定供应。华北八路军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40~45斤小米，3两油，1.5~3.5元的菜金。但这份标准中没有肉食，共产党军队没法指望上级拨给，只有各显神通。

    湖南人赵贵徵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他发现陕北人不吃下水，猪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于是便联系了当地人做内应，看谁家宰羊，就把下水起出来，与战友们煮了吃。后来赵贵徵到了晋察冀当了连指导员，他鼓捣了20亩地种蔬菜，又养了两只猪。躲藏反扫荡时，赵贵徵宰了一头猪，有效地鼓舞了连队士气。

    1941年后，国民政府断了对共军的供给，加之“五一”大扫荡，中原灾荒等因素，共军伙食标准急剧下降，部分地区以黑豆加野菜为食。连白洋淀这种号称富庶的地区，百姓也只能捞水草过活。著名的“雁翎队”经常只能捞点鱼虾白水煮着吃，既没油，也没盐，腥味扑鼻，有时候刚咽下去，立马吐出来。

    面对如此局面，八路军放下枪，拿起锄头开始了大生产。经过一年的大生产，口粮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晋察冀第3军分区2团1943年秋后，每人每天能吃六钱油、七钱盐、二斤菜，每人每月还能吃一斤猪肉。到1944年冬天，这个团的士兵平均体重从94.5斤增加到114斤。

    （网易博客 11.20唐元鹏 王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