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边陲重镇新义州，与中国辽宁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一江相隔，南北相望。1950年7月，越过三八线的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向新义州城投掷炸弹。不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入朝第一站，就是新义州。

    “我们先从辽宁丹东乘火车到朝鲜新义州，然后从这里下车徒步行军，向目的地进发。”原志愿军后勤部战士杨庆茂回忆。

    杨庆茂是辽宁沈阳海城县南台镇人，在家里排行老四。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全国各地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杨庆茂告别亲人，参军入伍，于1951年1月5日入朝，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志愿军战士。

    入朝后，杨庆茂被分到志愿军后勤一分部运输一团工作，负责多个前线主力部队的后勤物资保障。一列列火车载着白面、大米、炮弹、胶鞋等物资，从中国运到朝鲜。杨庆茂的任务是把火车拉来的物资，卸装到汽车、卡车上，随后再由汽车兵送到前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战友们用肩扛、用手提、用小推车运，“就像蚂蚁搬家。”

    隔一段时间，志愿军运输线都会遭到极大破坏。“日夜有飞机巡逻轰炸，白天投炸弹，晚上飞来飞去找目标。而且，美军飞机俯冲得非常低，我白天在山坡上隐蔽时，都能看清驾驶员的头盔。”杨庆茂对记者回忆。物资迟迟无法运到朝鲜前线，是杨庆茂和战友们最难过的日子。“那段时间只能天天吃炒面和压缩饼干。时间一久，很多战士患上了夜盲症。”杨庆茂记得，晚上执行任务时，大都由一个视力好的在前面开路，后面的人就一个扯一个的衣角，磕磕绊绊地走。

    赵英远是原志愿军23军67师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1952年9月，新婚不久的她和丈夫双双入朝。23军入朝时，冬季尚未到来。每个战士都要自己背冬装，棉衣棉裤加起来有8斤重，此外还要背干粮、十字镐等。行军路大多在大山里，每次行军都是一次负重爬山。“昼伏夜出，千里行军，战士们又累又困，有时候走着就开始打瞌睡，一头撞到前面的战友身上。”相较于男性，志愿军女兵的困难更大。据赵英远回忆，朝鲜冬天很冷，夜里行军的时候，遇水涉水，遇火蹚火，女同志也不例外，棉裤是湿的也要继续穿着走，最后很多女同志得了妇科病。  

    陈汉平参加志愿军，是在1953年春天，抗美援朝作战已有两年多。

    陈汉平老家在广东宝安县，读初中时，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给陈汉平留下深刻印象。1953年初，在考虑毕业志愿时，他和多名同学怀揣“报国梦”主动报名参加了志愿军。那年春天，一列火车载着新兵们从广东驶往东北。陈汉平记得，当时的运兵车由运货车改造，新兵们就在车厢里打地铺。一节车厢有二十多人，吃喝拉撒都在一起。运兵车每停靠大火车站时，战士们就下车，每人拿几个馒头上来。

    进入朝鲜，陈汉平看到了战争给朝鲜带来的满目疮痍。“到处是破汽车、破坦克，以及炸出的弹坑。”他还记得，朝鲜街道上很难看到一个男性青壮年。行军路上，他和战友借住在朝鲜老乡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老奶奶。

    朝鲜老百姓视志愿军如亲人。借宿后第二天，志愿军从朝鲜老乡家启程。临到上车时，朝鲜老百姓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志愿军。“老乡们拿出苞米饼、地瓜、苹果、馒头给我们，我们不要。上了车之后，老百姓们追过来，把东西扔到车上……”陈汉平说：“我们实在拒绝不了就留下了苹果。苞米饼和馒头都老乡们救命的口粮，我们不能拿。”

    1953年7月27日，这是抗美援朝老兵们铭记的日子。当晚，驻地在三八线附近的陈汉平看到，停战前一刻，对面阵地疯狂地向天空发射炮弹，“就像是要在最后一刻，把炮弹全部打完一样”。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停战的那一刻特别高兴。我们把所有房间都点上蜡烛，防空洞门口遮光的棉布帘也掀起来了，终于不怕火光暴露目标了。”

    1953年8月5日，志愿军后方勤务第一大站政治处给杨庆茂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杨庆茂荣立三等功。立功后，杨庆茂也向家里寄出了第一封平安信。“打仗三年，从没给家里写过信。家里人都以为我牺牲了。”

    赵英远终于和丈夫团聚，之前二人同在朝鲜却天各一方。停战后不久，二人专程到三八线附近拍照留念。

    停战后，解放军体育学院面向军队招收学员，入选学员可以回到广州上学，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分到了名额。陈汉平报名参加了军体的招生，最后回到广州上学。

    70年光阴似箭，当年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都成了耄耋老人。88岁的杨庆茂抚摸着三等功勋章，向记者感慨：“立功不容易啊，这都是拿命换来的。”

    89岁的赵英远虽然离开老家多年，但是依然带着明显的江南口音。“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是幸运的。”赵英远说：“为什么我们中国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我们中国军人是不怕死的，我们敢于和敌人拼命。”

    （《南方周末》10.22 毛淑杰 梁健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