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波 张泉

（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美利坚民族与海洋的渊源可谓深厚，可以追溯到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欧洲人首先接触到通向“新世界”的大海，然后才对这个新大陆进行定义。在漫长的海洋生产生活中，美利坚民族积淀了丰富的海洋体验，这些对大海的独特体验也在小说、诗歌等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十九世纪初到内战前后这段美国海洋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美国的海洋活动全面发展，相应的，海洋诗歌创作也达到巅峰。这时期的诗歌作者数量不计其数，但作品也参差不齐，既有惠特曼、朗费罗、洛厄尔、惠蒂尔和西姆斯等杰出诗人的佳作，也汇聚了众多无名水手的航海诗作。大海的神秘与狂暴、宁静与力量、海上旅途的冒险和死亡，一切都是那么浪漫多姿但又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从浪漫旖旎的帆船时代到诗意日趋匮乏的蒸汽船时代,诗人们从浩瀚大海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灵感，并积极在诗作中探索自我、生命以及国家命运等丰富涵义。

在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诗集《海边与炉边》中《海的奥秘》一诗中①,诗歌的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来自内陆、名叫康特·阿纳多的西班牙伯爵的经历。康特曾经请求一个年迈的艄公教他唱“奇妙的歌曲”,这正是一首关于海洋奥秘的歌谣。渔夫回答道“只有不怕它的惊险,才能够领略领它的神奇”。在诗歌的结尾,叙述者凝望着大海,像康特一样,心醉神迷,久久不能自已。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想起《白鲸》第一章中描述的“成千上万的人都站在那儿盯着海洋出神”[1]2。这些大海凝望者之所以对大海心驰神往,是因为他们在碧波万顷中窥见到“人生抓而抓不到的幻影”[1]5。在许多诗人的诗作中，大海往往被描述成充满神秘和诱惑。在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的《美人鱼》一诗第五节中，美人鱼的歌声“安抚着每一颗躁动的心”，“在陆地上轻柔地飘荡”，“深沉但广泛地向四周传递”[2]328。威廉·吉尔摩·西姆斯的诗歌《晚风》也营造了相似的甜美梦境,一个福乐而安逸的海底世界,狂风巨浪在这里难觅踪影,“美人鱼无与伦比的歌声让你酣然入睡”。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梦幻三幕诗剧《亚特兰蒂斯》里,希姆斯追随旅行者到达海洋中的伊甸园。在诗剧中，精灵公主亚特兰蒂斯和英俊潇洒的西班牙国王利昂历经磨难，最终回到海底的奇幻世界中，令人心驰神往。在威廉姆·科伦·布赖恩特的《塞拉》一诗中,年轻貌美的主人公塞拉对任何形态的水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迷恋，她“常常站在开着的窗户旁，身体探出窗外/聆听水发出的声音”，翻山越岭去聆听山泉、溪流的叮咚声[3]118-119；当她穿上海中仙女送给她的魔鞋,她顿时像“长了翅膀”一样，拥有了“在海面上健步如飞,如履平地”的神奇能力[3]125。身居内陆腹地,心里却对大海日思夜想。最初塞拉感到备受煎熬,但后来她变成了陆地上的海洋女神。

然而，在埃德加·爱伦·坡的《死海之城》中，塞拉和亚特兰蒂斯所钟情的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已经被阴森恐怖的景象所替代，绚丽迷人的海洋王国变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死亡之城②。这里不再有美丽的丛林,只有一座座高耸的、泛着怪诞幽光的被亡灵所占据的幽深塔楼。

总之，无论是描述海洋中的美人鱼、海妖，还是呈现海底的伊甸园或者地狱，从本质上讲，诗人们正是植根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充分发挥狂野不羁的想象力，把大海作为永不枯竭的想象源泉，才创作出充满奇妙怪异色彩的海洋诗歌。

在十九世纪美国海洋诗歌中,布赖恩特和希姆斯笔下那种甜美的海洋梦幻之作其实只占少数,而类似爱伦·坡诗歌中死亡的气息更多地弥漫在这一时期海洋诗歌之中。原因显而易见，对那时的人们来说,大海是梦魇的代名词，因为19世纪落后的航海科技条件决定海上航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船只在风暴袭来时常常险象环生,对那些跨越重洋到达美国的移民和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来说，海洋简直就是永生难忘的人间地狱。

因此，在诗人的笔下，大海往往成为人们的梦魇，成为死亡的象征。《朗费罗诗集》中的一首民谣《“金星号”遇难记》里描述了一个故事：一位自命不凡的船长对经验丰富的船员的忠告和自己的直觉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地驶船闯入风暴之中，最后全船人员全部死亡。关于此次灾难的描述又出现在他的《路旁旅店故事集》中。在一首名为《卡密尔汉之歌》的诗中③,船长瓦尔德马被另一位船长对幽灵船的向往所蛊惑,虽然有人提醒他避开海洋的中间区域,特别是当风暴来临之时,他对此却充耳不闻。下一次航行时,当狂风骤起,他与幽灵船“卡密尔汉”不期而遇。他试图驾船撞沉卡缪汉,却在魅影憧憧之中,不幸撞上了礁石。这些诗歌传递出在自然界的所有领域中,大海使人类遭受了最多的苦难,在大海面前,人类的能力和意志都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库柏的海洋小说《海狮》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海洋的力量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与神性紧密相连,所以每一次对它的挑战都将注定失败。

海洋诗歌中死亡的主题也常常表现为死去或垂死的水手在呼唤他的爱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托马斯·贝·奥德里奇的《南塔基特之歌》和詹姆斯·盖茨·珀西瓦尔的长达一千多行的诗歌《海难》。在奥德里奇的《南塔基特之歌》这首诗中,只要有船只靠岸,一个名叫麦吉的女孩都会跑到码头,期待她的情人威利的返航。虽然她的朋友都劝诫她:“你的威利在汪洋之中/六百英尺以下”。她却坚持认为，“多么悲惨/任他在海上游曳”。最终有一天,她走向大海深处,“走向威利/穿过西班牙之海”[4]。在珀西瓦尔的“海难”一诗中,一个年轻女子每天望穿秋水地在港口期待一艘有红心三角旗帜标志的船只的出现——这是她爱人归来的标志。几年之后,这艘悬挂着三角旗帜的船终于驶入了她的视野,但却在进港之前因为突如其来的强大风暴而沉入海中。她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当她在浅滩上找到爱人的尸体时,她紧紧地抱住他，深情地低语:“我来了，亲爱的/我的爱人，再等一会我就来了。”[2]37抱着爱人的尸体，她走向了大海。在死亡之中，他们终成眷属。

海洋诗歌中也常常出现幽灵船的描写，这或许是对船难受害者的纪念。朗费罗的《幽灵船》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的《哈波斯维尔幽灵船》和希姆斯的《帕拉坦之船》等诗作都对幽灵船作了令人惊恐的叙述。朗费罗的《幽灵船》取材于科腾·马塞尔在《美国信徒玛格勒利亚》卷一第六章中对舰艇“伙伴号”失踪事件的记述,马塞尔记述说，纽黑文市民亲眼看见失踪的船浮现在空中[5]275-277。惠蒂尔和希姆斯对幽灵船的描述中有一个相同的场景：熊熊燃烧的幽灵船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幽灵船经常被描绘成一种反复出现的魅影,其目的也许是为了纪念船难中的牺牲者。死难者通常是船上的乘客,既有黑奴,也有像理查德·亨利·达纳的诗作《海盗》中年轻富有的西班牙贵族遗孀，它提醒我们鬼魅幻影未必以船只的形式出现，还可以是其它物体，例如在“海盗”中，代替“幽灵船”出现的是“神马”。

总之，诗人们通过描绘海上船难来凸显大海令人惊恐的不可抗拒的破坏力量，并由此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甚至死亡。永动的大海那惊世骇俗的破坏力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力量，但与此同时,诗歌中也常常表达大海另外一种强大力量的存在——创造力。

大海的潮起潮落是海洋诗歌中生命力和繁育力最显著的象征,潮涨潮落预示着一种亘古不变的节奏——生命的兴衰和轮回。朗费罗的诗歌《潮》表明：深沉的悲伤是一种情感的死亡,但是,如同“汹汹然”“、叛逆的狂涛”般奔涌而来的潮水一样“,心思、感触、愿望、爱情和欢笑”也势必会回归。在詹姆士·拉塞尔·洛厄尔的《海草》一诗中，死亡变成了“白日的重负”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湮灭。但是,信念的复苏,就像海水最终会回到岸边干枯的海草身边一样确凿无疑。两位诗人都坚信：内心世界的起伏,如同被物理法则主宰的自然轮回一样,是可以预知的。在朗费罗的《潮水升，潮水落》一诗中,诗人洞察到这种支配一切的格局,它不仅存在于潮水的涨落之中,也存在于“日出日落、昼夜交替和季节变化”等自然变化之中。诗歌中旅行者经历的最后一幕是生命的黑暗与衰落,但诗歌的最后一节却流露出强烈的寓意：在来世之旅中,生命的潮水将再次涌起。布赖恩特的《海之颂》描绘了大海的破坏力量，船只像“谷壳一样在波浪上旋转”，但与此同时,这首诗也承认创造力会以多种形式的意象呈现：丰收、交配以及在因珊瑚和火山活动而形成的岛屿上拓荒定居[6]。在布赖恩特看来,两种力量的活动都是神圣意志的体现,但创造力更为强大,最终会占据上风,成为主导力量。

在《草叶集》的附录一中的《纳夫辛克小唱》八首诗组中④,惠特曼也通过大海的节奏表达了生命轮回的观点，对海潮的神秘性作了最充分的描述。在《然而不只是你一个》中，人类经验中最不受欢迎的情景——失败、绝望和死亡——与“黄昏和退潮”紧密相连。这些经验同样在《你们这些不断高涨的潮汛》中的“液体和巨大的个性”中得到呼应。组诗的最后两首,惠特曼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生与死永恒的宇宙之舞：《两眼长时间望着波浪》中把自己的成就看作是众多绵绵不绝的生命形式中“某个波浪，或者波浪的一部分”，《然后是最后一首》中，诗人甚至把“那塑造形象的大脑,那唱这首歌的声音”背后的自我意识同支配潮汐运动的同一法则相提并论。

惠特曼几乎将自我与万物存在以及生命节奏等而视之。这种认同感充分诠释了为何惠特曼的大量诗歌甚至许多非海洋题材的诗歌,都充溢着奔涌不息的运动,只不过有时是温柔的起伏,有时是更为激烈的波动。在惠特曼的诗中,始终流淌着一种意象——生机勃勃、四处蔓延的芳草。通过这个意象,每一片独特而完整的草叶,都成为全局的一部分。如果说惠特曼包罗万象的宏阔视野在这个意象中得到最佳体现,那么在宇宙架构之内,他对自由、力量和生命力的执著追求则蕴含于周而复始、奔涌不息的诗歌节奏之中。《草叶集》的“海流”组诗中《当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致军舰鸟》以及《紧跟着海船》等，死亡节奏中存在的生命力量同潮起潮落的关系，在永远航行的船舰尾部那聚散分合的尾波中显露无遗。

在诗人们看来，大海的声音与节奏同诗歌的创作过程也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在惠特曼看来,海浪具有他诗作中的经典意象——遍地芳草——一样的象征功能：它们生机盎然,无穷无尽,座座浪峰绵延不断,如同草叶的尖端在风中轻轻摇曳；每一道波浪都如此纯朴、孤单，独一无二但又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波浪如同芳草,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在《我若有权选择》中,诗人宣称,只要大海“愿意把一个浪头的起伏，它的诀窍移交给我”,他愿意交换他从荷马、莎士比亚、丁尼生那里模仿来的高超写作技巧，因为大海的创造力远比这些文学巨人的创造力要高明得多。海洋与诗歌紧密联系也体现在《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在该诗的开篇部分“,行吟诗人”伫立在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处,贪婪地领会着它们的奥秘,并将它们转化为诗歌的创作素材。不仅仅是惠特曼，爱默生也曾把海浪同艺术创造力相联系。在《终点》中，爱默生把自己晚年低迷的创造力同远洋航行的船只末路返港做类比。虽然他抱怨祖先给他留下了“虚弱的静脉”,但相比日益老迈孱弱的身体,更让他忧虑的是创造力的丧失[7]。

朗费罗也运用大海来探索诗歌以及诗歌创作过程的本质。在《弥尔顿》一诗中,朗费罗把弥尔顿的诗歌中“庄严的节奏，波澜壮阔的旋律”比作大海的波澜；在《停船》中,朗费罗把灵感枯竭的诗人比作一艘停滞不前的船,在海中“等待顺风”这“灵感的气息”、“诗歌的气息”的来临,以扬起“心灵之船”。在《大海之声》中,朗费罗认为灵感的来源神秘而神圣,如同涨潮时涌起的第一道波浪,自然而天成。

总之，诗人们正是透过海水的潮涨潮落来反思生命和艺术创造力的兴盛和衰落的循环规律。

19世纪美国海洋诗歌中另一常见主题是探索生命之旅。以海上航行作为人生之旅的象征是海洋诗歌在探索人类经验时最常用的形式。人生旅途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险阻，生命的旅程因此演变为英雄式的探险或追寻的宏大主题。

十九世纪美国海洋诗歌对生命的忧思常常演变为对年轻美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和思考，而对美国命运的关注通常通过记述一艘象征性的国家之舟那饱经沧桑的生命之旅来反映。虽然此船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联盟号”、“哥伦比亚号”或者“76号”,但这艘国家之舟的某些特征却始终如一：它威武雄伟,坚不可摧；它是一艘刚刚出港的船只,其目的地不得而知,但船上载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货物,有着意义非凡的用途；它经历过狂风暴雨,却安然无恙,因为它自身结构完整,而且还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它的船长睿智而勇敢,它的船员来自五湖四海,虽有着不同出身,但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朗费罗的《造船》中的那艘“笔直、坚固、强壮又漂亮的船/笑对各种灾难，将搏击狂风巨浪”[5]130的船只正好表达了诗人对国家之舟的理想追求以及对美国命运的乐观信念。这一时期不计其数的诗歌描述了内战时期腥风血雨中国家之舟的艰辛历程以及个人的功勋。其中洛厄尔的《登上76号》是为布赖恩特70岁寿辰所作，是对布赖恩特诗歌成就的崇高致敬。在诗中，布赖恩被誉为船上的“歌手”，在战争早期的“黑暗时刻”,他的歌声让船员们“重振士气”⑤。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通过讴歌美国总统林肯的功勋来表达对美国之舟前途命运的担忧,这是关于国家之舟最广为人知的诗篇。诗中刻画了喜忧交织的胜利给水手（即美国人民）带来的内心煎熬。随着内战的结束,国家之舟完成使命,驶回港口,但当它靠岸时,甲板上还躺着遭刺杀而死去的船长。

这一时期大量运用历史素材写成的海洋诗歌还热衷于阐述美国之舟与旧世界的渊源关系。洛厄尔的《驶向温兰德》详尽地探讨了美国禀性与来到新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该诗的第一部分“拜恩的召唤者”中,洛厄尔将新大陆日后的发现者描绘成一个为特殊使命而诞生的拜恩。青年时代的拜恩,热血澎湃,野心勃勃,不愿意循规蹈矩地度过平凡的一生,他是一个梦想家,渴望像神话英雄一般,拥有“更为波澜壮阔的生活”[8]311。在诗歌的第二部分“索沃德之歌”中，拜恩的斯堪的纳维亚之梦变成了美国之梦。在行吟诗人索沃德的激励下,他决心扬帆出海,驶向“无路可寻的大海”,在那里为“西方长篇史诗中的第一诗篇”打下基础[8]312。在诗歌的第三部分“古椎达的预言”中,当拜恩的船舰靠近温兰德时,女先知古椎达用歌声向拜恩展示了一幅绚烂的未来生活图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不计其数,将会齐聚温兰德,他们“两手空空”,但勤劳苦干,他们将征服这片土地,并会日益兴盛。古椎达同时也预言,与拜恩有着同样激情和远见的新大陆居民,必将击败旧世界之神，拜恩式的“荒野驯服者们”将会创造一个伟大的文明[8]314。

在探索美国之源的海洋诗歌中,尽管拜恩式的斯堪的纳维亚传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有关哥伦布的传奇故事也被一代代美国人传颂。如同在其它很多诗作中一样,洛厄尔在《哥伦布》一诗中也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比古椎达的歌声更加引人入胜的画面:暗夜时分,哥伦布独自伫立于甲板之上,思考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如同拜恩,他也是一名富有远见、信心弥坚的航海者。自孩提时代起,他就沉迷于缤纷多彩的“大海的传说”，这让他心潮澎湃,他常常“听见拜恩的龙骨/碾碎温兰德岸上灰色的鹅卵石”[9]132。身处大海中央,面对满腹狐疑的水手,哥伦布坚定执著,“因为要实现伟大的梦想,就必须要摒弃卑俗的欲念”[9]131。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不断前进,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觉察到欧洲已“日渐式微”,更加坚定了他对新世界的信念。惠特曼在《向着印度行进》第三节中向哥伦布致礼吟诵:“哦,热那亚人,你的梦想！/你的梦想！/你已睡进坟墓中几个世纪后，/你创立的大陆证实了你的梦想。”《向着印度行进》将美国起源的主题置于早期航行的背景中来考量，但这次航行的起点无从考证,其命运也不得而知,是一个“让水手们心惊胆战,望而止步的旅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向着印度行进”是一首探索生命之旅的诗歌。

19世纪美国主流海洋诗歌围绕浪漫与激情、生命力与创造力、死亡与命运之旅等主题展开叙述，而其中探讨大海与国家命运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美国诗人们对国家前途的深层忧思，因此它超越了诗歌个性化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流露，更具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照色彩。正如学者菲尔布莱特所言，“19世纪前半叶，海在美国人的想象中的地位同1850年后大陆边疆在美国人心的地位一样，……大海也承载着同样的国家价值：她是过去辉煌历史的展台，是国民性格的训练场，是获取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场所”。[10]因此，诗人们的海洋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注释：

①文中所引用的朗费罗诗歌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出自杨德豫译：《朗费罗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这首诗的创作源于爱伦坡所听到的关于被死海所淹没的城市的传说，参见Edgar Allen Poe,Complete Poems of Edgar Allen Poe.Ed.T.O.Mabbott.1st Illinoi Pbk，Harvard UP 2000。

③这首歌谣引自：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Tales of a Wayside Inn”and“Judas Maccabaeus”,Wildside Press 2008。

④文中所引用的惠特曼诗歌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出自赵萝蕤译：《草叶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⑤该诗引自：On Board The'76.Mar 7 2013.〈http://www.readbookonline.net/readonLine/7286/〉。

[1]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M].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Percival,James Gates.Poems by James Gates Percival[M].New York:Charles Wiley,1823.

[3]Bryant,William Cullen.Thirty Poems[M].New York:D.Appleton Co.,1871.

[4]Aldrich,Thomas Bailey.The Ballad of Babie Bell and Other Poems[M].New York:Rudd Carleton,1859:62-63.

[5]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The Poetical Works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M].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1868.

[6]Bryant,William Cullen.Poems by William Cullen Bryant[M].New York:D.Appleton Co.,1875:220-224.

[7]Emerson,Ralph Waldo.May-Day and Other Pieces[M].Boston:Ticknor and Fields,1867：140-142.

[8]Lowell,James Russell.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Russell Lowell[M].Cambridge:Riverside Press,1896.

[9]Lowell,James Russell.The Poetical Works of James Russell Lowell:2 Vols[M].Boston:Ticknor and Fields,1857.

[10]Fhilbrick,Thomas.James Fenimore Coop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ea Fiction[M].Cambridge:Harvard UP,1961：1.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