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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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经济

2023-12-27 04:4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第二章节 关于苏联的“经济奇迹”

1、本书原作者为俄罗斯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瓦连京·尤里耶维奇·卡塔索诺夫(Валентин Юрьевич Катасонов,1950年4月5日—   ),某站的老胡(up)为译者。

2、本书原名为《Экономика Сталина》,原版资源已被允许在俄罗斯互联网平台公开下载。如有需要请到俄文搜索引擎яндекс (https://yandex.ru/)上搜索下载。

3、未经授权不得盗取、搬运,转载译作需译者同意,请注明出处。

4、本作仅供学习交流,请勿用作商业用途。

5、文章内容为翻译作者原文,不代表译者观点。

6、注释中,带圈数字①②③等为译注,【1】【2】【3】为原作者注。

第二章节 关于苏联的“经济奇迹”

     我在第一章节中曾指出,在苏联时期的一部分时段内存在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可以称为斯大林经济模式。这个时期跨越了三个十年——从192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末期。

关于“经济奇迹”的三个时期

       这个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时期无论从本国的视角、还是从全世界经济治理的视角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出于某些原因,目前教科书中基本上都写入了有关于日本、德国和南朝鲜“经济奇迹”的内容,但对苏联的经济奇迹则保持沉默。但在今天俄罗斯处于经济破产、以及正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的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越发频繁地回想、书写、研究这一苏联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

        1)1929年—1941年,工业化时期(大致为1930年代)

        2)1941年—1948年,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大致为1940年代)

        3)1949年—1956年,和平发展时期(大致为1950年代)

        在每个时期,“经济奇迹”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

        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奇迹”。在确定工业化时期的起止时间框架方面,大多数作者从以下观点出发,即认为工业化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出台、终于1941年6月22日。我也将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进行下面的论述,尽管我理解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惯例,还存在其他一些关于工业化起止时间的观点。而其他观点提出的依据,首先,是因为工业化在战后仍然在继续进行。一些作者将工业化的结束与1953年斯大林逝世联系在一起。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它完成于1960年代,因为在1960年代工业占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可以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肩。其次,也应该着眼于工业化的准备时期。这一准备时期是从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代会上通过关于实施工业化的决议时开始的。

        顺便说道,上述决议遭到了来自西方的挑衅,更准确的说,是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在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该计划是主要议题之一。这一计划是由美国提出的(具体地说是美国国务院官员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在于向德国提供协助、以使其能够支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战争赔款。而要对此帮助的却是……苏联。通过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贸易,德国可以赚取1300亿金马克。斯大林在报告中带着嘲讽指出,这一计划没有与任何“出资方”——这其中也包括苏联——进行过商谈,苏联只是被视为欧洲的农业附庸国。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能从这些历史中总结出的结论只有一个:苏联必须更快地从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顺便一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开始与一些在拖慢国家工业发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斗争。这些人中就有时任财政人民委员的Г.索柯里尼科夫,他主张用进口商品来更快地充实国内市场。斯大林指出:“我想说的是,在这一点上索柯里尼科夫同志实质上就是我国的道威斯计划支持者。拒绝我们自己的路线,意味着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意味着站到了把我国道威斯化的观点上。”【1】

       但这仅是大体上的“意向声明”。对于工业化的优先事项、形式、方法和速度还要进行超过三年的争议和探讨。例如,В. 巴萨罗夫、В. 格罗曼、Н. 康德拉季耶夫等人提出,工业化必须考虑市场趋势,即不应提出对完成计划提出严格的、强制性的要求;计划只需基于一些发展定位、在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即制定指导性的计划)。Г.科尔日扎诺夫斯基、В.库依贝舍夫和С.斯特鲁米林则持有另一种观点:需要长期计划和使工业化具有发展优先权,工业化必须在有严格的科学计划基础上实施(即指令性计划)。在同В.格罗曼以及他的支持者辩论时,С.斯特鲁米林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计划不应该只是给出大量远景目标,而是要给出系统的政策。其中包括经济任务系统和以数字表示的预期目标。”

       托洛茨基支持超高速度的工业化,认为这可以通过对农民实施“超强剥削”来保障实现。经济学家Е. 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布哈林则以“复辟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和在国内搞殖民化”为由批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支持他的新反对派。他支持渐进地、有限度地、有余地地在数十年内实现经济转型。

       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这次大会上也否定了“超工业化”的设想:增长速度不必追求达到最高,应当合理计划增长速度以免发生崩溃。在指示基础上制定的一五计划(1928年10月至1933年10月)于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党委机关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采纳。这份计划比之前的任何项目都更加严谨。在1929年5月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计划被确立为法律,计划的完成将作为法律义务加以监督。一五计划的研究、探讨和确立是在联共(布)中央总书记И. В.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项计划还获得了“伟大巨变的五年”称号。

       在工业化的那些年中几乎是从零开始,建立了苏联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至1930年代后半期依据大多数种类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来看,苏联已跃升为世界第二位(位列美国之后)。苏联的积累(被用于创建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的社会总产值份额)已经达到空前高度,据一些估计认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 。

       在1930年代部署有大约1500个建设项目,其中的50个项目占用了近一半资本投入。一大批巨型的交通和工业设施被建立起来:其中有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第聂伯河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利佩茨克和车里雅宾斯克、新库兹涅茨克、诺里尔斯克的冶金厂,乌拉尔汽车厂,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厂,乌拉尔车厢厂,嘎斯和吉斯汽车厂等等。

       至1940年,总共建成9000家企业,实现了形成了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强有力的军事工业也被建立起来,在乌拉尔地区建立了大量备用企业,经济运转完全定位于国内资源基础上等成就。更出色的是,苏联经济没有背上外债的沉重负担就完成了这一切。工业化是在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严酷封锁和敌视之下进行的。这里有几个可以为苏联工业化的“跃进”提供证明的数字:与1913年相比,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到1913年的12倍,发电量增长到24倍,石油开采增长到3倍,生铁产量增加到3.5倍,炼钢产量增加到4.3倍,各种机床出产量增加到35倍、其中金属加工机床增长到32倍。

       当然,工业化需要空前紧张地调用各方力量。在一五计划的那些年里,引入了食品凭票证供应的制度(1935年被取消)。193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自然是不像生产指标增长得那么快。在个别年份里会观察到个别商品的生产花费(成本)上升。苏联国家银行有时也会得不得开启“印钞机器”(发行大量没有实物对应的货币补充到预算收入中,以消除财政赤字)。因此会观察到一些消费品的产量落后于货币发行,消费品价格出现上涨,尽管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发生了因通胀导致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苏联的消费品涨价看起来已经十分温和了。在西方国家从1920年代末就陷入经济危机、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没能成功地完全摆脱危机的背景下,苏联的工业化成就看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顺便要指出的是,不应当将工业化看做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同时还发生了社会的进步。正是在1930年代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被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固定下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和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开始团结一心。这里引用一段德里特里·维尔霍图洛夫对工业化年代的描写:“在这之前,人民经常与党相对抗,苏联社会也多次闹到爆发公开的武装冲突的边缘。但是建设吸引了人民。一件比自己的蝇头小利重要几百万倍的事业,需要付出最高度的心智、智慧和技巧,沉迷其中,把矛盾抛诸次要。各主要建设项目中无一例外的是,劳动群众逐渐被劳动热情所感染,取得了创纪录的发展和突出的成就……”【2】

       赢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经济奇迹”。1940年代的经济奇迹,表现在苏联能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赢得胜利,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这其中令人震惊的地方是,许多种工业产品在战争中的产量下降都是极小的。更令人震惊的则是,几乎所有种类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在下降,其中包括军用产品。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的都是相反的结论:在战争年代耗费机制将会启动,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的价格只能上涨。财政系统也顶住了压力,战争前三年(1941—1943)国家财政出现赤字,而战争后两年和战后重建时期财政已经转亏为盈。苏联在战争期间没有欠下任何巨额外债。这一切与西方国家对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哪怕是强如美国,在战争期间联邦预算的赤字也在急剧增加,而美国的国家债务在1946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在苏联消费商品的涨价十分有限。当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但是如同其他交战国一样,票证供应系统挽救了人民使其免于饥荒。

       有一些怀疑论者和不友善的家伙对那种论调十分确信,即有人称苏联经济能撑过战争年代是得益于美国的租借法案。我们应注意到,通过租借法案运送来的物资总价值是110亿美元。这其中有军用装备、弹药、卡车、服装和食品。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向国防基金捐献的各种财物(折合为货币)总计为178亿卢布,已经可以和租借法案提供的数额相比。以下是时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意见:“如果将同一时期中同盟国送到苏联的工业产品与在苏联社会主义企业中生产的工业产品相比较,那么就会得出,这些被输送来的产品仅占苏联战时经济时期进行本国生产量的4%”【3】。我并不想倒向另一个极端并使人相信租借法案在战争年代对我国没有帮助。租借法案当然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租借法案,毫无疑问,牺牲的数字将会更大,战争也将拖延更长时间才能结束。但是根据当时(战时)人民委员会的意见,苏联有能力独自打断纳粹德国的脊梁【4】。

       况且租借法案也绝不是美国的无条件援助。在与华盛顿的协议框架下,“反向租借法案”被从苏联得到实行。在反向输送(与租借法案相对应)的过程中,苏联向美国运去了30万吨铬矿,3万2千吨锰矿,大量铂金、黄金和木材。正如美国商务部长杰西·琼斯对上述双边关系的评价:“从苏联运输来的物资不仅可以使我们赚回成本,还从中得到了利润。这在由我国协调的贸易关系中绝非常见现象。【5】”

       由于战争破坏和占领期间纳粹德军洗劫,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有1710座城市和城镇(占总数60%)、7万个大型和小型村庄、大约3万2千家企业全部或部分损毁,侵略者毁灭了战前炼钢产能的60%、采煤产能的7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能的40%、6万5千公里铁路,战争夺去了2500万苏联人的性命。苏联农业遭受了由侵略者带来的最惨重损失。10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沦为废墟,约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2000万只猪、2700万只绵羊和山羊被侵略者宰杀或抢走。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财产。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这样的损失而不崩溃。但是之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苏联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在1948年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才投入重建——重建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已经开始了。在重建过程中,一种真正创新的、此前从未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实践过的综合方法被采用了。考虑到前线快速变化的形势,国家计委转而制定季度乃至每月计划。如此一来,在不断向前挺进的苏军背后,重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重建工作一直进行到了紧邻前线的地区,这不但可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复兴,而且对于速度最快、消耗最小地为前线提供所需的保障,也具有重大意义。

       还应该注意到,外部条件对于苏联的战后经济重建并不十分有利。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活着的时候,在反法西斯同盟框架下各主要同盟国的关系是十分具有建设性的。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甚至有过一些关于形成战后世界秩序的共识,其中就包括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秩序。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美国)召开了关于组建世界货币体系问题的国际会议,苏联也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会国之一。在战争末期,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了初步协议,按照协议美国将向苏联提供60至100亿美元无息贷款以进行战后重建。但这一项计划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1945年4月罗斯福离开了人世。

       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城发表了反苏演说,随后美西方国家开始进行敌对苏联的“冷战”。新总统杜鲁门入主白宫,在这位美国总统的指挥,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计划已经被制定出来。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建起“北约”军事政治集团,这一军事集团的建立就是针对苏联。因此,我国在战后重建时期就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领域中、特别是研制核武器的项目中(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1949年完成并试验成功)。

        此外,美国参与了西欧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即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框架为西欧提供帮助(1948至1952年间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总计收到大约100亿美元),而苏联自然是不可能获得这份援助的。尽管如此,这些获得了美国援助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重建工作仍比苏联晚了数年才完成。1947年末,我国已经取消了食品票证供应制度。而在英国票证供应一直实行到1953年。

        和平时期的“经济奇迹”。只有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就是发生在斯大林在世时。“斯大林经济模式”在斯大林本人逝世后又持续作用了几年。赫鲁晓夫归功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成就,实际上是利用斯大林遗产的结果。这些经济成就着实是无比巨大的(我们之后会详细地介绍),以至于引起赫鲁晓夫狂喜并促使他宣布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于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但如果赫鲁晓夫能够仅仅只是不加改变地利用他得到的斯大林遗产的话反倒好了……不幸的是,他为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最终瓦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次破坏性的打击发生在50年代后半期。一切从苏共二十大开始,在这次大会的闭门会议中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但这绝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事实上这一报告意味着开始了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突破。一年后的1957年,赫鲁晓夫打击了被称为“反党集团”的众人——曾经离斯大林最近的战友们,一群实际参与过经济建设并且不同意党的二十大决议的同志,其中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支持以上众人的谢皮洛夫。他们被免去经济工作、国家事务和党务的管理职位。

       顺便指出,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验证了斯大林关于“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是脱离实际的。这一理论不是基于某个抽象的国家提出的。要知道,这样的胜利不可能在诸如比利时或西班牙这样的地方取得。斯大林的理论正是着眼于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广阔领土、丰富自然资源、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那么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第三个时期吧(1950年代)。

 

1950年代——经济的集约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有趣之处在于,此时苏联已经建立起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时期该经济模式的运行中没有出现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因素(或者可以说是干扰因素)——例如战争,尽管“冷战”还在继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在1950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能够以最“纯净”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她的无限可能。

       从苏联工业中每五年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数据是换算成价格指数计算得出的,并且在一些时期有所高估(特别是1965年之后)。尽管如此,图表给出了总体趋势并可以使我们看到1950年代、特别是这十年中的前半段在全部时段背景中的特殊性。

 

图表一 1940年-1990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每五年增长速度(设初始时期为100计算)

       

       著名苏联经济史学专家哈宁将195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与之前和之后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对比。以下是哈宁的基本结论:“1950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是苏联经济发展中最为成功的。【7】”

       他指出,1950年代之前在苏联工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粗放性增长因素,1950年代的增长则转到了集约型增长轨道上。1950年代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超过原来的两倍(增长了100%以上)。而与此同时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只增长70%(而全部基本建设基金的增长要更少一些)。而在战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要比基本建设基金增长慢得多。最终,1950年代国民经济生产的物质消耗显著降低,而在战前时期以及1940年代生产的物质消耗在不断增长。“只有在1950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取得了最大增速,此时劳动生产率成为了不亚于(有时甚至强于)劳动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在1960年代,经济发展又退回了依靠粗放型增长因素、主要是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的状况中……因此这一经济增长粗放化的决定性转变恰好发生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8】”下面我们将通过比较1950年代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来继续分析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第三个时期。

 

1950年代“经济奇迹”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情况

         大部分的事实例证和数据是我从哈宁的文章《50年代——苏联经济胜利的十年》以及他所著《苏联经济发展动力》一书中引用的。由哈宁所列出的图表是基于苏联本国和外国统计、以及他本人核算所得出的。请看,正是这位作者最为坦诚和清晰地展示了1950年代这一时期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细节。

图表2 1950至1960年苏联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设初始时期为100计算)

        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来看,在这十年间(1950年至1960年)苏联在六国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日本(图表2),且与日本相差并不多。哈宁公正地指出,将苏联与日本对比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苏联到1950年代初时已经完成战后重建,而日本还处在战后重建的最高潮中(一般认为,日本的战后重建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在战后重建时期,经济发展总是能表现出强劲的动力,因为战后重建是从初始时被战争破坏过的、最低的经济指标开始进行统计发展成果。如果只拿1950年代前半期的数据来说,那么就会看到,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六国中排第一位。毫无疑问,这证明了尚未遭到任何“改革”变动的斯大林经济模式的优势。在1950年代后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低于前半期,关于这一情况的原因我们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特别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来看,那些增速落后于苏联最多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恰好也正是向苏联发动了“冷战”的国家。苏联与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平衡还尚未达成,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得益于强有力的经济发展,苏联迅速增加了自己的军事潜力。1949年苏联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被打破。1950年代初苏联甚至比美国更早研制成功了氢弹。1953年苏联开始制造第一艘核潜艇。在这一时期的苏联的设计局中,超音速战斗机和喷气式轰炸机已经开始研制。1955年,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科罗廖夫设计局中开始研制。

       核电和探索太空的发展也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在奥布宁斯克投入运行。1959年,“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下水。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入轨。1959年,第一枚多级太空火箭被发射向月球表面。此时苏联已经开始准备开启载人航天①

 

图表3 1950至1960年间苏联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发展状况(按起始年份值设为100计算)

       从工业生产发展状况来看,在这十年时间里,苏联在六国中位列第三,居于日本和西德之后。我们会再一次看到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明显落后于苏联。哈宁指出,苏联的工业发展指数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这是由于苏联的统计部门没有给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相关数据,而事实上军事工业的发展应该比民用工业更有动力。最有可能的是,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并不比西德低。哈宁为这种观点给出了一些具体证据,例如,在1950年苏联的工业用电需求量相当于西德水平的210%;在1960年这一比例扩大到了249%.

 

图表4 1951至1960年苏联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按起始年份值设为100计算)

*这一图表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数字不同于图表一中的数字(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官方数字)。请注意,图表4中的数据引用自哈宁的著作,且基于其他来源得出。

       在一些流行的文献中常有这样的观点,称195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确实动力十足,但达到这样的发展动力只是由于粗放型因素,首先,是由于大量补充的劳动力参与了生产——这是因为在1930年代进行工业化时,数百万人从农村走出来投身建设并来到了城市。但事实不是这样。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100%的同时,整个1950年代的职工数量仅增长了22%. 这样算来,由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保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了80%,而在战前那段时间只有一半不到。根据哈宁的计算,在1950年代以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来比较,苏联排在第四位,尽管这里没有日本的数据,但显然日本的增长速度要比苏联高。需要再次指出,如果考虑到工业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有所低估(没有计入军事工业的相关增长数据),那么不能排除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统计数字,这一数字会高于法国和西德。无论如何,苏联的上述经济发展指数均高于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也就是美国和英国。

 

1950年代的“经济奇迹”:财政和价格

       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的财政和价格情况。1950年代的苏联国家预算中,一直处于收入超过支出状态(盈余)。在195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预算收入为4278亿卢布,而财政支出为4132亿卢布,这样一来,盈余为96亿卢布。1953年这些数字各自约等于:收入5398亿卢布,支出5147亿卢布,财政盈余251亿卢布;1955年收入5642亿卢布,支出5635亿卢布,盈余7亿卢布。以上都是建立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财政都是赤字的背景下。由于货币单位不断贬值,西方国家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苏联卢布则在这些年中得到强化,购买力不断提高,这些都是由周期性降低零售价格这一在二十世纪的世界经济中从未有过先例的现象所成就的。严格地说,降低零售价格开始于更早的1940年代。

       尽管在战争中我们有2660万人不幸牺牲,而我们的“盟友”战死则不超过百万,苏联却在所有国家中最早取消了食品票证供应制度——于1947年取消。在1947年进行货币改革和取消票证供应的同时,商业贸易的高价格被废除,并开始统一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

       这是第一次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第一次降低价格致使通过国营零售业渠道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在第二年即1948年至少降低了570亿卢布。这一数字代表了国家预算的净亏损(国家预算的基本收入来源是周转税,而周转税的税收总额直接取决于商品零售价格的水平)。这一亏损需要被填补上,而随后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大众消费品扩大生产以及生产成本的降低,它确实被政府成功填补了。这样的降低价格对广大居民而言是净收益,但事情还不止于此。降低通过国营零售业渠道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还能够引发通过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价格的降低。1948年当年由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给居民的大众消费品占全部大众消费品销售总额的33%,因此降低物价的结果是,由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销售的大众消费品便宜了至少290亿美元。因此,居民从所有零售业部门的降价中节省了大约为860亿卢布的生活开支。这意味着第一次降低物价显著提高了卢布的购买力,卢布对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得到提高,劳动者的真实收入获得了真正的提升。

       1949年3月1日开始第二次有计划地降低国营零售业售价,当年降价480亿卢布,加上集体农庄市场和合作社市场的售价降价230亿卢布,全年共降价710亿卢布。

        从1949年至1953年每年的三月或四月都会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经过1952年的第五次降低物价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已经降低到1947年的第四季度的一半以下。

       第六次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规模是最大的,它发生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1953年4月1日,但降低物价的具体数额经过了斯大林本人批准。这一次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过程中,仅国营零售部门的降价就在当年直接给居民带来了530亿卢布的收益。

       斯大林时期的降低消费品零售价格与类似商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不断上涨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表5 1952年,一些食品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价格上涨情况(1947年=100) 

        在1953年第六次整体降低物价之后,只有个别商品的价格按照“已形成的工作秩序”继续进行了降价。在大约十年间,国营零售消费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极低的水平。1963年发生粮食歉收后,食品价格显著上涨。1953年之后在苏联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降低所有消费品零售价格。

        我们要再次强调,降低零售价格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斯大林经济模式中,在生产领域存在着一套节约机制。这种节约机制不是立刻形成的。在一五计划(1929至1932年)期间甚至发生了生产成本提高2.3%的状况。在二五计划(1933至1937年)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0.3%.在三五计划的和平时期(1938至1940年)生产成本没有发生变化。在四五计划(1946至1950年)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7.0%,在五五计划(1951至1955年)期间生产成本的降低值达到了有记录的23.3%.请注意,这奠定了1950年代苏联其他所有成就的根基。上述的这些五年计划中,节约机制被建立起来并开始全力运转。这种机制之前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而且之后它在苏联也不复存在了。仔细研究这种机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②。

       此外还要提起斯大林经济模式中的价格问题。斯大林曾在远景预期中计划过在经过数年持续降低零售价格后,实现一些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完全免费。此外这一远景预期不是计划在长期、而是计划在中期实现。说道“重要生活必需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面包。在《与莫洛托夫的140次对话》一书中,菲利克斯·丘耶夫描绘了这样的情节: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有一位元帅——据说是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问起自己应该如何想象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斯大林回答道,“当我们给居民免费发放面包时,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或者第一步就开始了。”然后我记得大概是沃罗诺夫问道:“斯大林同志,怎么会有免费的面包?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斯大林把我们带到窗户边指着外面问道:“那是什么?”“河流,斯大林同志。”“河里是水吗?”“是水。”斯大林继续说:“为什么没有人为了取水而排队?您看,您甚至没有想象过,在我们国家能够出现像这样没有人为了得到面包而去排队的状况。”斯大林踱了踱步后继续说:“你们要知道,如果将来没有让我只能思考战争的复杂国际形势,我觉得,人们免费获得面包的这一天将在1960年到来。”(记于1971年12月2日)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基本组成元素

       前文中我已经对斯大林经济模式做了最宽泛的概述。下面我将尝试以简短形式再次列举她的最显著的组成要素。

       1、经济活动的目标和最终结果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大为不同,后者中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最终结果都是为了获取由一小群资本所有者所占有的金钱利润;

        2、劳动是一切社会产品(财富)的唯一来源。因此,公民只有获得劳动收入的权利。通过如生产资料形式的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获取收入(利润、经营企业所得)都是违法的。准确地说,通过占有自然资源(收租)和货币资本(放贷利息)这样的收入也是违法的。

        3、生产资料、自然资源、银行业务都归国有,私有制绝不允许在上述生产要素中存在。生产资料、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以及钱币都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易。

        4、生产要素私有制和将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目标的现象被铲除,为消除企业间的竞争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竞争中广泛存在的非生产目的地、浪费地运用资源现象的存在条件也被铲除了。为了取代竞争,社会主义竞赛被鼓励开展。以道德激励作为对劳动的物质激励的补充。特别注意增加劳动活动的原创性开拓(例如,开展征询创新者和发明者的活动)。

       5、经济运行整体成果(最终产品)归国家所有,国家将通过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方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按劳分配是通过工资和零售行业实现的。

       6、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分配的开端,是通过社会消费基金实现的。从基金中为教育、医疗、居民住房提供资金支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任何种类的教育,住房按照家庭人口数量而不是劳动分配。医疗服务完全免费,任何人都有权接受最昂贵的手术和其他治疗。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成功,按需分配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7、为实现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最大效率的目标,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实行国家计划和中央集中管理。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分配比例极其价格的调节器,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就是计划。

       8、国家计划中最关键的是自然(实物)指标,价格指标起辅助作用。

       9、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工业是由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工业部门组成的,其中既有生产最宽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部门,也有生产中间用途产品的部门。一句话说,就是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

      10、最终产品——商品和服务,是用于个人消费的。中间产品是指一切生产最终产品所必需的东西:原材料、电力、能源、机器、设备、交通工具、零配件、部件、半成品。除此之外,经济活动中还制造军事用途产品(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等)。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加强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的需要,应该对中间产品和军用产品的生产投入更多关注。考虑到具体历史形势,采取支持A部类(生产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其中也包括生产军用产品)比B部类(生产消费品)超前发展的原则。然而随着苏联在世界上地位的强化,应该逐步以更为接近的速度发展两大部类。

       11、经济模式的大部分都在市场关系之外运行。在苏联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同时也没有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国营经济部门所属企业的资源分配在计划的基础上由中央集中安排实施,而计划首先建立在经济部门间平衡的基础上。市场关系只在将最终产品销售给居民的环节存在。

       12、在新型经济模式形成阶段,除国营经济部门外,还存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经济部门(集体农庄、合伙企业、合作社企业)。在这些经济部门中,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依然归国家所有,而合作类型的经济部门只是在协议基础上使用。这种部门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满足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这种部门中有部分属于商品经济,另有部分属于非商品经济。合作类部门和国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具有非商业(只是一种类似商业的“准商业”)的特点(依据国家规定价格采购粮食和食品,对集体农庄的技术保障不是直接销售农机、而是通过国营机械拖拉机站提供使用等等)。在这一时期,部分合作类部门的产品会直接销售给居民。随着A部类与B部类的发展速度趋于一致和社会最终产品需求得到满足,合作类部门将逐渐被取消。

       13、为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免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和西方国家对苏联经济实施的故意破坏,国家外贸垄断和国家外汇垄断被确立。同时采取了依靠国内资源和机遇发展经济的方针。在此方针下对外经济关系起从属作用。然而当国际经济一体化开始后,苏联经济也开始在考虑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分工的基础上发展。

       14、在经济中运行着被称为一体两面的货币系统,这套货币系统的实质是,为了服务市场关系(销售用于消费用途的最终产品)使用现金,而为了进行中间产品的部委计划分配则使用非现金。后者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是用来完成记账功能的单位。对于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和筹划,非现金是必要的。两种货币之间不能自由兑换。

      15、为了正确进行合适的计划和管理,在经济中实行持续降低生产花费、产品成本、批发和零售价格。这是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巩固苏联财政系统的基础。这也是苏联在与以市场模式为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的秘诀所在。

 

关于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最终结果和节约机制

       是否有必要谈论斯大林经济模式运行的最终结果的价值意义?或者是否可以说,考虑到这种经济模式占主体的非商品关系,最终结果可以只用自然、实物的单位来进行计量——以产品件数、食品所含卡路里、千瓦时、升、米、平方米、立方米、马力以及其他单位等等?

       尽管在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计划和管理中,价值指标从属于自然指标发挥辅助作用,但也不应该完全忽视价值指标的作用。所有经济运行的结果都凝聚在消费品和服务从生产到最终被消费的全过程中。经济成果必须掌握在那些参与了创造社会总产品的人们手中——并且只能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因为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唯一能合法获得收入的方法就是参与劳动。但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最终产品的销售环节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因此,经济运转的最终结果可以在价格总额下降中得到反映。这种降低物价正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中进行的。这种通过劳动获得发展成果的方法是高度公平的,因为所有人都要在国营商业、合作类销售机构和集体农庄市场获得消费品,因而这种方法最终会惠及所有参与劳动的社会成员。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实现多劳多得原则的方法,而多劳多得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联系。

        至于说到中间产品,那么要明确它不是商品,因而也不会有价格。尽管如此,为了对其进行计量,同样要引入价格指数,这种价格指数被称之为成本。在价格指数帮助下,企业可以评估自己的经营情况,首先是企业运转的大方向,以此来了解:生产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成本降低会证明效率的提高。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企业负有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我们要指出,这种降低成本的任务不是指要降低生产成本总额,而是强调每一种产品的成本都要降低,这是由于如果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总额的话,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转产来生产那些本身就成本低廉的商品、而不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来完成计划规定的降低成本任务。综上所述,价值指标和自然指标相结合原则是十分清楚明了的。如果立足于价值指标,将会导致节约机制的作用遭到弱化。

       企业同样可以以此计算自身的中间价值累进结果,称之为盈利或亏损。这一指数是通过计算企业接收到资源的价格和由企业生产的、在生产技术链条中分配给下游的中间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值来得出的。但这种盈利或亏损纯粹是一定条件下的会计结果,盈利不代表着剩余产品会被某些人占有或者被挪作他用,亏损也不意味着企业会破差。

       1952年2月15日,在与苏联经济学专家组的座谈会上,斯大林被问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利润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显然是需要盈利的。没有利润盈余我们就不能形成储备、积累,不能保障国防需求,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很明显的,这里存在着为个人劳动和为社会劳动。‘利润’这个词本身是极为肮脏的。最好把它理解成其他含义。什么含义呢?可以说成是净收入。至于在我国,盈利这个概念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我国没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没有竞争法则。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要求,也没有平均利润规律。但是没有盈利我们就不能发展经济。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最小获利就足够了,有时候它们也可以为了其他企业的获利而在自身不获利的情况下工作。我们会自己分配我们手中的资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盈利的企业才能存活。我国则有非常盈利的企业,也有不太盈利的企业,甚至有完全不盈利的企业。在头几年我们的重工业不能提供盈利,之后才开始提供盈利。在头几年重工业企业甚至还需要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这样一来,大多数国营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只是个方向标,通过它可以使人了解某企业是如何运行的,并且据此评价真实的最终累进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一结果也可以称之为剩余产品,将通过商品周转形式销售并满足作为社会生产参与者的公民需要。要顺便指出,预算的主要部分就是由消费品和服务交易中收取的周转税组成的。在1952年,69%的预算收入来自周转税。第二项最大额度的、但相对要少得多的预算收入补充来源是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大多数的企业利润以预先算出的价值形式表达,而每家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在每一年的变化都非常大(严格地讲,这甚至不是收税,而是提走企业大部分利润,只留下一些供企业用于必需的财政运转)。1955年,苏联出版了巴楚林所著书籍《苏联的利润和周转税》。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周转税可以说并非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税。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包含在社会最终产品价格中的社会净收入。巴楚林建议将它称为全国收入。这一全国收入事实上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a)以周转税形式转入预算;

       b)降低零售价格。

       在第二种情况下,预期的预算收入下降可以部分地被商品周转的增长所补偿(其中也得益于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同样也被提高其他税收和企业利润提成所补偿。但是,过度增加从企业利润中的提取是不安全的,因为企业也需要基本利润以维持自身运转。这种补充预算的来源应该避免滥用。

       至于说到降低零售价格,在定期降低物价的那些年(1947至1953年)中,一些苏联经济学家明确指出,从年度降低物价中节省的总额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最为综合和准确的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不仅按计划实行降低零售价格,还降低批发价格,这刺激了企业减少生产消耗和成本。企业同样被规定了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指标。这是节约机制的第一层要求。毫无疑问,企业可以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产收益率和降低生产物质消耗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另一条不增加经济的最终累进结果的道路,例如改变生产范围去生产那些可以不通过特殊的复杂劳动就能生产的产品,以此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因此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必须与全部的降低具体类型产品生产成本的任务指标集合相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很难想象斯大林主导的六次降低物价(1947年至1953年)可以在不降低生产成本和批发价格的情况下进行。而生产成本和批发价格在这一时期确实降低了。具体地说,生产成本相比上一年降低的情况是:1948年降低8.6%;1949年降低7%;1950年超过5%,1951年也超过5%.1952年由于原材物料和燃料价格、电费和燃料费、交通运输费价格的降低,生产成本降低8%;1953年,降低超过5%【8】.

       生产技术链条上任何环节的企业的产品都不可能脱离该链条而进入市场空间去为企业自身换取货币形式的利润。利润会沿着生产技术链条积累,一直传递到链条的最后环节,并且只有在最终消费品市场或者世界市场上才能变现。链条上的任何后续环节都不能自发提高利润和价格。所以任意种类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批发价格都会惊人地降低。

       下面列举出一些哈巴罗娃的有趣文章《作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模式)》中的例证和数据。先看文中的这一数字:“甚至在经历过赫鲁晓夫-柯西金的诡计、降低成本一度从主要的计划完成情况评价指标中消失之后,苏联工农业的生产成本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比西方国家低5到10倍。【9】”之后作者举出了许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实例,以论证这种普遍情况。这些实例存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当时卢布的汇率是1美元等于90戈比,这大约与当时两种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相符合(现在哪怕是尖锐批评苏联经济的人也承认这一点)。我们下面进行一些具体商品的成本比较:

       一吨煤的成本在苏联为6至10卢布,国际价格为30至40美元;

       一吨石油的成本在苏联为15至20卢布,国际价格为120美元;

       在苏联,油井钻探每米的成本为500卢布,在美国为1000美元;

       1千瓦时电在苏联的成本是1戈比,在美国价格为9美分——但这是经过补贴后的价格;

       集体农庄中每吨粮食在1985至1989年的均价为95卢布,在芬兰农场中则是482美元;

       铁路运输的成本为5.1戈比,价格则定为5戈比;在美国运输一个来回则需要2美元30美分。

       在苏联,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不超过70戈比,在美国则是7美元每张;

       我们的电熨斗的价格为5卢布,在西方国家则要花费30美元;

       我们的电冰箱售价为300至320卢布,而在非洲电冰箱要卖2000至2500美元。

       国家通过制定基于生产中间产品物质消耗的批发价格,来阻止利润累加过程(尽管可以以“计划利润”形式对生产链条中的企业提供一些小的补充)。批发价格能够降低,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一个极低的水平。如果任凭它们上涨,可能十年间就能增加10%至30% .除此之外,从事自然资源开采业务的国营企业,在此过程中也就成为了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因此在成本中不必计入地租。而苏联人民作为自然资源的真正所有者,不需要为自己所有的资源支付地租,因此也不需要为很多商品支付“因计入地租而提高”的售价。因此,举例而言,对苏联人民来说电费和燃料费只是交纳几个戈比的服务费。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这根本是幻想。最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批发价格也在发生下降。哈巴罗娃写道:“所有种类的军用装备在战争期间总共降价2-3倍,而它们的批发总价为400亿卢布。交战国的武器批发价格下降——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10】”

 

关于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所有制形式及发展方向

       尽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斯大林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除国营经济外,还有集体农庄、合作类消费品产销机构、甚至还有小商品生产。没有这些经济部门对国营经济的补充、特别是没有了集体农庄的话,国家将不能运转。根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数据,1935年城市居民80%的食品是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购买的。1950年这一数字为65%.另外,供应给城市居民的鲜肉、牛奶制品、蔬菜、鸡蛋、浆果、蘑菇、河鱼都要从市场而不是国营商业中购买。

       应该指出,在苏联城市中的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不止有集体农庄,还有农民个人。他们会在城市出售自己的个体经济产品。这样一来,农民在消费品市场上就其自身而言,实际上成了私营部门。

       甚至在城市中,国营部门也不占有绝对优势地位。1952年,根据多方的不同估计,私营(小商品生产)部门占居民消费商品和日常服务生产的总量的6-8%.该部门以各种手工业作坊(裁缝、锁匠、珠宝制造、钟表制造)为代表。这个部门中还有如回收废品、日常房屋装修和维护、家庭教学和辅导、生产手工艺品等类型的活动。这些手工业有专利保护并且只在员工人数方面受到法律限制。

       在斯大林时期还存在这样一种在社会主义经济教科书上任何时候都完全未提及过的经济成分,他就是影子资本。影子资本是通过投机活动形成的,其中包括用国营商业的商品进行投机。苏联国内曾发生过偷盗国营企业资金、原材料和其他财产,造假,倒卖外汇,走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就展开了同地下资本主义活动的积极斗争。根据外国研究者的估计,1928年,非法资本只占苏联私营资本总周转额的5%.1930年代展开了旨在铲除剩余的非法资本的积极斗争。战争前夕非法资本在苏联已不存在,仅剩下一些日常的倒卖投机活动【11】。

       斯大林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在国营经济部门中出现任何商品-货币关系的“溃口”,特别防止是在A部类(生产生产资料)中出现商品-货币关系。他明白,通过这样的“溃口”将引起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到时候再想把局面挽救回来就很难了。这里举一个别利茨基出版物中的有趣例子:1949年,时任国家计委主席的沃兹涅先斯基决定把他的原创发现付诸实践,在国家计划中赋予了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的负责人一项权限,让他们可以将自己企业的产品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加价3%-5%后在市场销售。国家计划中也按份额为他们减免了转卖给下游的产品数量指标要求以方便出售产品。但当时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斯大林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动作并取消了命令,之后沃兹涅先斯基遭到撤职。现在很难清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理论错误,或者是某些势力的故意为之【12】。

       如果说与地下百万富翁或者经济领域的恶意破坏者的斗争可以在两三年内成功解决,那么关于集体农庄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未来这一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斯大林指出,未来集体农庄这一经济部门必须与国营部门合并,整个经济都将100%成为一座大型国营企业。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中分析集体农庄经济部门的未来前景时,斯大林写道: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生产的生产成分来替代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

        ……但同时这些现象已经在开始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俞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当然,斯大林没能揭露产品交换机制的具体细节(在文章中他强调,在产品交换这个方向上还需要继续深入思考),但他已经给出了下一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向。斯大林所提出的理论主张,从一方面来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关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设想);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理论主张又是十分勇敢的,因为斯大林不是建议将这一主张放在尚不清晰的共产主义未来去实现,而是把取缔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了下一步苏联经济建设的实践任务③。

【1】 XIV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8–31 декабря 1925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 М. – Л., 1926. – С. 488.

【2】Верхотуров Дмитрий. Сталин против великой депрессии. Антикризис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 М., 2009. – С. 7.

【3】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М., 1948.

【4】См.: Куманев Г. Говорят сталинские наркомы. – Смоленск, 2005

【5】«О пла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Сталина» (http://www.kpe.ru/sobytiya-i-

mneniya/ocenka-sostavlyayuschih-jizni-obschestva/ekonomika/2080-o-planovoi-economike-stalina)

【6】Ханин Г. И. Динами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1. – С. 184

【7】Там же. – С. 148, 149.

【8】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 – М.,1955. – С. 472.

【9】Хабарова 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к систем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модель)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Молодежном семинаре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и Госдуме ФС РФ. – М. – 1997. – С. 21.

【10】Хабарова Т. Указ. соч. – С. 21.

【11】Киран Роджер, Кенни Томас. Продавшие социализм.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 М., 2009.

【12】Белицкий А. Ответ критикам проекта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ы

http://marxdisk.narod.ru/bel_scn.htm

①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全世界进入太空的第一人。

②苏联(包括作为苏联主体部分的苏俄,之后的俄罗斯)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民用工业即轻工业消费品)的最大劣势之一,就是人口相对庞大的国土面积过少,居民点分散,工业布局也就随之分散、运输成本上升造成生产成本过高,相比那些劳动力充足且便宜的国家没有价格优势,因此经济运行成本过高。斯大林经济模式中的节约机制恰恰克服了这个劣势。

③斯大林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接下来的大致方向:继续在以实物指标(生产使用价值数量)为根本、价值指标为辅助的指令性计划基础上,发展生产,降低物价减少货币流通发行,发展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的具体思想,在哪个环节成熟了就取消那个环节里的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压缩并最终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将生产社会化拉到极致。

但不幸的是,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按照他的设想继续下去,而是则走上了一条相当于是倒退回扩大属于市场经济成分的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自寻死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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