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血压测量的发展并不匹配的是人们对于高血压病的认识。在上世纪中叶，人们（包括医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动脉硬化后，需要更高的血压让血液通过狭窄的血管，所以高血压是一种代偿机制，不应该干预。” 除了一些少见的“恶性高血压”外，医生们对高血压病不太重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良性的疾病，治疗方法也非常有限。要么采用一种残酷的“坎普纳饮食”，即单单进食水煮大米和水果，禁止食肉、食盐，严格限制喝水。要么采用一种危险的手术，切断病人的胸部、腹部或盆腔的交感神经。要么干脆不治疗或仅给些镇静安眠药。由于存在这样的错误认知，广大高血压患者没能得到必要的降压治疗，最终成为高血压并发症的受害者，其中包括二战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

1945年，雅尔塔会议结束仅2个月后，一天早晨，罗斯福突感枕部剧烈疼痛，并跌倒在地后昏迷不醒。15分钟后，匆匆赶来的医生为其测量血压，竟高达300/190mmHg，不久即宣布罗斯福死亡。据一位心脏科医生的病例记载，过去10年期间，罗斯福的血压一路飙升：1935年测量为136/78mmHg，2年后为162/98mmHg，1944年升到了188/105mmHg，诺曼底登陆前不久，他的血压记录是226/118mmHg，1944年竞选总统时，他的血压一直在200/100mmHg左右，心电图显示心脏肥大，尿蛋白++，说明此时高血压已经破坏了多个脏器。8年后，斯大林也因高血压导致脑出血再没醒来。斯大林的尸检报告显示，其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和脑部动脉硬化，肝脏严重纤维化。左侧大脑出血，同时伴随胃出血，最终窒息身亡。三人中丘吉尔最为长寿，活到91岁，雅尔塔会议后20年，最终也是因脑溢血而身亡。罗斯福去世的第2年，即1946年，国际权威专著《Tice Practice of Medicine》的作者之一Scott仍然秉持如下观念：体循环血压的升高，难道不是为了保证心、脑、肾更加正常循环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吗？因此，大部分高血压患者不仅无需任何治疗，而且不治疗状态更好。通常来说，对此类患者绝口不提血压才为最佳选择。

1948年，美国Framingham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FHS）的开展，标志着人类对高血压的认知从蒙昧步入文明，掀开了高血压治疗的新篇章。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决定在Framingham镇开始该研究，探索正常人群冠心病的表现和导致冠心病的决定因素。在对5209名成人居民随访10多年后，于1961年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公布了研究结果，提出了高血压、高胆固醇、左心室肥大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自此，整个学术界开始觉醒，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深入进行研究。后续研究陆续证明，吸烟、喝酒、长期饮食不良、吃高脂高蛋白食物、长期食盐过量，肥胖、紧张、不爱运动等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高血压是脑卒中的重要诱发原因。

1960年，国际上开始定义高血压，并按病情分为1级（轻度）、2级（中度）和3级（重度）。建议多数1级高血压患者不予治疗，部分患者可给予镇静剂、低盐饮食和氯噻嗪。1977年，美国高血压指南JNC-1发表，重点关注的是舒张压。建议舒张压≥105 mmHg时开始药物治疗，舒张压90~104 mmHg的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治疗目标是＜90 mmHg。此后，分别于1980年、1984年、1988年、1993年、1997年、2003年、2014年、2017年，高血压指南JNC-2~9发表。2017年的第9版中，成人高血压定义为≥130/80 mmHg，并建议对于血压≥130/80 mmHg的患者起始药物治疗。尽管目前高血压的阈值以及如治疗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这是在高血压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的这一大共识下的小分歧，全球学者也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期待能早日认知高血压的每一个细节。

对于高血压的认知和抗争，历经近百年的探索和争论，道路曲折，但远未结束，高血压的定义和治疗目标不断下移，高血压防线不断前移，更好的武器——降压药不断诞生，未来的精准医疗和大数据会使新的药物靶点研究更有成效，提高目前对个体化高血压治疗的认识、改进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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