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休假」的来龙去脉。

文｜S.P.

今年五一，通过调休 4 月 25 日（星期日）和 5 月 8 日（星期六），让原本只有一天的假期，被强行组合成了一个「小长假」。

五天的假期并没有换来打工人的喜悦，反而是叫苦不迭，纷纷吐槽「放不起假就不要放」，甚至有网友祝「小长假」的发明者「小长寿」。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调休式」放假？

在回答这个追问之前，必须要说明的是，「调休式」放假在发明之初，是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

是谁发明了「五一调休」

中国人曾经只有 7 天的法定节假日：根据 1949 年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元旦放假 1 天，春节 3 天，劳动节 1 天，国庆节 2 天。

当时也就出现了隐性的调休安排：法定节假日适逢星期日，应在次日补假。

直到 2000 年，事情才发生了大幅度变化。这一年，中国人第一次通过调休获得了长达七天的五一假期，也正是这个假期，带来了中国旅游业的井喷，同时让从日本舶来的「黄金周」概念变得家喻户晓。

对于五一长假的出现，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与时任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魏小安在广西的见闻有关。他发现民间有旺盛的旅游需求，但是限于当时全年只有春节一个长假而得不到开发，因此想要推动假期调整。2009 年他在《京华时报》发表的口述文章中也是这样表述的。

• 参与过多项旅游业发展决策的魏小安

不过，全国调休这样一种安排，就像中国其他重要决策一样，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过程，并不是一个司长所能决定的。

2016 年在一篇名为《魏小安：黄金周需要再认识》的文章中，他又写到：

大家以为黄金周是国家旅游局提出来的，实际上不是，只是做了一点辅助工作，我们 1999 年春节做了一些调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五一又写了一个报告。

一次听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说，实际上是当时他跟朱镕基总理建议，搞一下这个事，总理说计委牵头吧，这一把起来了。

作为五一长假的主要推动者，张国宝在他的回忆录《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详细地纪录了整个决策过程：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升的背景下，1998年，朱镕基总理定下了公务员工资三年内翻一番的目标。不过在当年，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财政上有些困难。

• 前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和他的回忆录

在 1999 年的年夜饭上，他对朱镕基总理提建议说：

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

并且补充说明：

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

而这个提议，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赞同。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代给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

而王忠禹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 1950 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据此，王忠禹秘书长提出还是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为妥，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因此关于清明、中秋节放假的意见就不考虑了。

最终，以计委名义牵头，由张国宝与计委政研室起草的汇报稿中，确定了增加节假日的具体办法：五一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将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元旦不变。全年实际增加了三天假期，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的长假日。

而对于这样一次重大的调整，朱总理特地要求将方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最后得到一致通过。

从起草方案到最终决策，终于赶在 50 周年国庆前夕，正式下发文件。

2000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有关通知，把「前挪后借」形成 7 天长假的做法作为了定例。

黄金周存废之争

黄金周的出现，不仅实现了旅游业的繁荣，也实现了民意的丰收。

直到 1995 年，中国才彻底改变了之前的单休制，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人们对于调休安排几乎没有痛感，何况这本来就是在增加三天公共假期的基础上作出的调整，其结果则是多出的两个七天长假。

然而从第一个黄金周带来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开始，就相伴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问题。

2000 年五一，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全线瘫痪，旅游景点和相关公共设施的「超负荷」以及随之衍生的连串问题也开始凸显。长假越来越多的时间堵在了路上和队列里，旅游呈现低质化。

• 节假日拥堵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

于是，黄金周存废之争从它诞生第一年就展开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呼吁，将长假变更为小长假，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以熨平旅游高峰。

尽管「保黄派」大有人在，但在 2006 年还是成立了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 , 负责研究取消黄金周制度。最终，国务院于 2007 年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 ，取消五一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这三个节日为法定休息日, 与周末放在一起连休 , 从而形成「小长假 」。

新实施的放假方案，将法定节假日增加到 12 天。但其中一天是加给了大多数单位本来就惯例性休假的除夕，相当于实质上只增加了 1 天假期，代价则是把欢度了六年的五一黄金周拆散。

这样的调整自然激发了群众不满。

主持假日改革课题组的蔡继明教授，因此遭到网民的网络暴力，不仅被称为「菜叫兽」，他的个人信息也在百度帖吧被泄露，不断接到骚扰与恐吓电话。最后，他不得不将百度公司告上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百度公司赔偿 10 万元精神损失费。

对新的放假方案不满的不仅是网民，面对失去长假带来的经济损失，多地有关部门向上级提出恢复五一长假的申请。甚至使得 2008 年 12 月，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执行安排，不得擅自调休，叫停了某地的曲线恢复计划。

但近年来，「五一长假」又有了变相复苏的迹象：2019 年劳动节恰逢周三，原定安排直接放假 1 天，引起颇多意见后，国务院最终决定调整安排，通过调休，凑成 4 天小长假。而 2020 年与 2021 年，连续两年都是调休成五天。

永远没有满意的调休方案

让群众感到疲惫的并不只是五一调休。

2007 年的调整方案，让原本追求「长」和「整」的法定节假日（只有元旦是休息一天）打散，多出几个只有一天假期的节日，而且往往不能直接与周末连休。结果就是调休需求爆发性地增长。

一个政府部门戏剧性地变成了假日民愤的替罪羊——「全国假日办」，它本是 2000 年针对假日消费「井喷」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成立的包括 14 个部门在内的「假日制度部级协调会议」的下设办公室，负责将长假调休制度化。

新方案出台后，它的职责膨胀，开始负责每年复杂的调休安排。

2013 年，不堪调休之扰的民意终于爆发了，起因是在当年的放假安排中，有9个周末被调休挪借，为此诞生了「中国式休假」一词。

对于群众的呼声，假日办也做出改变，为 2014 年的放假安排提供了 3 套方案，征集意见。然而大多数人对三套方案都表示不满意，甚至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第四套」方案——要求更多的假期。

颇为好笑的是，在最后确定的方案中，2014 年的除夕被列为了工作日。这直接导致在这天的工作时间里，全国假日办咨询电话始终被忙音所占据，都是全国各地打来「查岗」的热心群众，问问他们除夕是否在上班，直到凌晨的时候，假日办值班电话才得以畅通。

2014 年 9 月 15 日，全国假日办被正式撤销，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之中。

当然，这只是让群众找不到具体的咒骂对象，调休制度依然，网民开始编撰文章开头那种针对虚构的「发明者」的段子。

实际上，那些参与过决策的「发明者」们很早也就意识到：在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之前，任何调休方案都难以取得多数人满意。

• 人民网《中国法定节假日天数接近世界水平 带薪休假差距大》

带薪休假，既可以增加群众的休息时间，也能避免集体出游导致的拥堵，理论上讲，它是完美的放假办法。

不过带薪休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务，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休假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依行政级别分别享有 １ 个月、20 天和 10 天的带薪年休假期。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更是标志着带薪休假制度的确立。

但是带薪休假权始终都只是所谓的「纸上权利」，究其原因，年假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福利而非权利，在 996 盛行的今天，再谈争取带薪休假权就实在过于天真。

不过张国宝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

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公务员还有根据工作年限带薪休假天数的具体规定，但为什么一直执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供职机关不休，承担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也会坚持工作。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扔下工作去带薪休假过，这点和西方人观念有很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解决调休之痛，也许需要带薪休假从领导干部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