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才分在于抒情。他的故事讲得完整、清楚、情节细腻，他的电影代表的是中国电影里一个珍贵的种类。”阿城说。

走前两个月，谢晋最心爱的儿子谢衍去世了。谢衍信佛，《新民晚报》的老记者、《谢晋画传》作者唐宁去谢家吊唁时，谢衍的朋友们还在给他做法事。谢晋坐在椅子上，听着不绝于耳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是‘智慧无边’的意思。” 唐宁告诉谢晋。他点点头，不做声，过了一会儿，一行泪忽然无声地挂在了脸颊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唐宁回忆说。1982年她大学毕业进入《新民晚报》，便与谢晋相识。80年代中期，有一次谢晋患智障的小儿子阿四走失，谢晋着急得打电话给唐宁，希望能在报纸中缝里登一则寻人启事。在唐宁帮助下，最后《新民晚报》登了一则新闻——在那个报道还没有娱乐化的年代，这样的新闻实属先例。当天晚上，阿四就找到了。因为这件事，谢晋一直非常感谢唐宁。

相识20多年，在唐宁眼里，谢晋一直热情、开朗、爱热闹、爱交朋友：“他喜欢热闹，喜欢很多人陪他一起玩，过年吃年夜饭要叫我们一起去。人家年夜饭都是家里人自己吃，他叫了一大帮公司里的人啊，朋友啊一起去吃。”这样的默默垂泪的谢晋，唐宁第一次看到。

在这之前，他从来不问朋友任何关于佛的事情，他一向很少看这类的书，对太深的哲学书也不碰。石川回忆，他喜欢看报纸，看新闻报道，喜欢看小说。80多岁的人了，还事事亲力亲为。“有一年在北京，濮存昕说我们，你们不能让谢导这么大年纪了还一个人跑来跑去，得给他找个助手。”石川说，“我们都觉得很冤，哪是我们不给他找呀，是他自己不要。”

“那天我对他说，谢导你不要这样子，你经历过了很多事情，这次也一定会挺过去的。”那天，唐宁试图安慰这个伤心的老人。后来，还是上海大学的老师来找他商量办谢晋博物馆的事，谢晋的脑子才暂时转开。

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谢晋拍电影、办学校、参加社会活动，一直到10月18日逝去，没有虚度过一天。

“那时候他的电影，1亿多元票房，那时候电影票一张才两毛钱，是真正的大众电影。现在的电影动不动说自己票房有2亿元，3亿元；一张票80块，观众也就几千万人。13亿人口里才几千万人去看电影，这不叫大众电影，叫小众电影。”导演谢飞说。

上世纪80年代，谢晋连续拍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3部电影，达到了个人艺术声誉的顶峰。但从1989年的《最后的贵族》开始，他的风格开始转变，对于这种转变，评论界一直毁誉参半。

“我觉得他被舆论误导了。”作家阿城说。他曾是《芙蓉镇》的编剧。

其实，从《芙蓉镇》开始，谢晋就在有意识追求一种变化。《芙蓉镇》完成于1987年，进入《芙蓉镇》的创作之前，他邀请了一批专家、作家，包括很新潮的评论家，开了十几天会。请阿城来，是因为他觉得：“阿城跟我出入很大，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而且他具有的长处，恰恰是我所不具备的。不搞‘近亲’结婚，可以对自己创作上的习惯势力进行一次冲击。”

阿城说，当年他的改动，谢晋后来其实只保留了1/5。他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古华的小说里，秦书田平反以后，当上了文化馆长。这点阿城不喜欢：“我烦这个，我觉得秦书田经过了这么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格，观众也已经肯定了他，不屑于权力再来归个类。所以我改成了他拒绝去做文化馆馆长。”

这一点，谢晋保留了。阿城说：“这点是谢晋了不起的地方。”

阿城的那版剧本里，是王秋赦和胡玉音为男女主角：“我觉得两个人是新中国的缩影：有人永远在积累，有人永远要破坏积累。米豆腐一碗碗卖出去，就是积累。”但是这个关系没有被接受，因为，“谢晋擅长的还是才子佳人。他对我说过，以前上海的电影院门口有卖手绢的，观众不哭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上影厂已经退休的党委书记马林发说，他喜欢谢晋的电影，因为谢晋的电影，“不是让人流几滴眼泪，而是泪流满面”。

“他的才分在于抒情。他的故事讲得完整、清楚、情节细腻，他的电影代表的是中国电影里一个珍贵的种类。”阿城说。

在阿城看来，《芙蓉镇》里有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他经常说，人不能被整得这么惨。可如果要进一步说，人为什么会被整得这么惨，就不行了。这是老一代的分寸所在。”

这种抒情，这种分寸，在1986年都成为被批评的对象。1986年7月，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对谢晋电影的学术讨论，在谢晋的电影生涯中，这是规模最大的讨论。这场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批评谢晋的电影是一次“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谢晋电影是一种“以煽情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1986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陈犀禾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钟惦。回忆起当年气氛，陈犀禾依然记得很清晰：“当时朱大可对谢晋的批评很尖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那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在反思传统，反思“文化大革命”。大家当时觉得，要对中国传统进行彻底反思。那时第五代已经出来，和他们相比，谢晋的电影就代表了传统。而且大家当时都在追捧第五代，势力比较强。

“北京这方面，当时影评界的核心人物对上海的评论基本取一个旁观态度。但大家都觉得谢晋的东西是不是更中国？而第五代的更世界？在当年，因为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中国的东西是落后的，而世界的是先进的。大家自动地就把自己放在一种边缘的位置，自我边缘化，觉得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一定要学习西方。

“其实对谢晋的这场批评，背后是大家怎样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民族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

对于这场批评，谢晋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自己接受了批评，甚至，他表现出一种抵触。“他不是很接受。历次政治运动下来，他对这种大规模的批判心里是有抵触的。而且很多人都会问他，你是不是又被批判了？他认识的外国朋友，都打电话来问他，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唐宁说，“你看那时的一些记者对他的访谈，有些记者写文章，会说他有抵触情绪，脾气大。这其实不是他对采访的人态度，而是这种批评给他造成的影响和压力。”

但事实上，谢晋自己也在反思历史。1987年的《文汇月刊》上，谢晋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中他回忆自己在“文革”中因为被挑去拍《海港》而脱离牛棚时的经历时写道：“当时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有我个性中‘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必报’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弱点。但是不仅仅如此，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蒙受深重灾难的时候，自己却因个人境遇的某些改变而产生自喜和侥幸。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一生中的这段教训。”

那时，谢晋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和外国电影人交流的活动。1981年，美国电影代表团访问上海，接待人员向美方介绍，这是著名导演谢晋。

美国客人问：“您看过什么美国影片啊？”谢晋说：“过去看过一些40年代的老片子。”美国人又问：“最近看过什么美国片？”谢晋说：“《车队》。”美国人很纳闷：“《车队》是什么片子？”

谢晋一直记得这段故事。在《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一书里，他说自己当时觉得很没面子：“后来我跟几位部长讲，别介绍著名导演了，什么片子也没看过。人家回去当笑话讲。”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上海电影厂那时候压力很大，全国都在轰我们，大家觉得谢晋的模式已经过时了；时髦的是第五代电影，大家觉得他们才真正让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谢晋自己没有讲，但是电影毕竟是拍给大家看的。”马林发说。

1985年，谢晋应美国电影学会等8个团体邀请，带着自己的10部电影在美国举行回顾展，在美国待了25天。在那里，他问美国电影人，一部电影能够在美国发行，进入主流院线，要有什么条件？美国人回答说，宣传费至少要有1000万美元。

1986年，夏衍在第4次文代会上讲：少则三五年，多则六七年，我国电影就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后来，他又讲，看来我的估计乐观了些，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间还要长一点。

“谢晋当时作为上影厂的领军人物，大家对他的期望非常大。”马林发说。

1988年，谢晋生气了。他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当时的电影风潮：“拍了百多部娱乐片，哪部电影能产生震撼观众的效果？”那一年，《末代皇帝》在美国正红，谢晋受了刺激：“《末代皇帝》这部影片的确走向世界了，末代皇帝这个题材是我们中国的。《我的前半生》已经出版很久了，但我们国家没有拍，也不敢拍。我们的驻美大使和驻纽约的领事都来问我这件事：为什么这个题材我们中国不拍，让意大利人、美国人来拍？我回答不出来。我们最好的题材让给外国人拍，自己拍了个《末代皇后》。两部影片同时在巴西参加电影节，他们是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花了好几十万美元，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广告;我们的《末代皇后》，只登了非常小的广告，显得很可怜。”

这一年，他开始提出：“着重讲一下关于‘好莱坞模式’的问题。”

“我们上影很多老导演觉得非常奇怪，写那些文章的人对好莱坞到底看过多少？是否了解好莱坞的现状到底怎么样？好莱坞确实有腐朽的甚至非常腐朽的片子，但不能笼统地说‘好莱坞模式’，应该对它做实事求是的认真的科学的分析。”

1989年，谢晋开始拍摄《最后的贵族》——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在美国、威尼斯取景拍摄。原本想请林青霞来担任女主角，但因为政治原因作罢，请来了潘虹。

《最后的贵族》和谢晋之前的电影，在气质上完全不同。

“我觉得，跟他以前的电影都不一样，但很契合我们当时的心境，也很契合当时他的心境。”唐宁说。那一年，谢晋依然很关心国家局势，“那一年他比较沉闷，喝酒，每次聚在一起他都问我们，最近有什么消息。他当时在想东西，很压抑，觉得自己找不到出路”。

《最后的贵族》保留了原著的结尾，李彤在威尼斯沉水自尽。自尽前，谢晋安排她和一个白俄罗斯人相遇，问了一句话：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么？

“你想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选择这个电影？他手上有大把的剧本，而且他喜欢看小说，看很多小说。他当时也不是说找不到钱拍电影。”唐宁说。

对于《最后的贵族》，谢晋自己非常满意，尤其是濮存昕把潘虹保释出来后，两人对坐喝酒的那场戏。“潘虹穿了非常干净的衣服，和濮存昕喝酒。我是最喜欢的，当时我要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喝了4个小时。”那场戏，谢晋拍了半本胶片。

“这是一种惆怅，一种品味。”谢晋说。

那一年，潘虹33岁，刚刚离婚，谢晋选择她，是因为她有双“忧郁的大眼睛”。记得当年，他挑选祝希娟来演出《红色娘子军》时，是因为她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

《最后的贵族》在纽约放映时，得到了留学生的欢迎。“当时我正好在美国，很多留学生看了，都有一种猛醒的感觉。”阿城说。他那时在美国遇到白先勇，问他觉得怎样，白先勇回答说：“电影么，观众喜欢就好。”阿城认为，白先勇的品性非常好，既执著又温和。

“他对自己的创作很执著，对电影的改编很温和。”阿城说，“掌握无奈是一件很难的事，无奈和怨会是一线之差。《最后的贵族》不是无奈，也不是怨。”

1991年，谢晋拍摄了《清凉寺的钟声》，唐宁是唯一和他一起去日本的记者。唐宁回忆说：“那时候是中日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国内反日的情绪开始露头。”当时谢晋在和日本的民间的交往上，认识了很多友好人士，《清凉寺的钟声》事实上拍摄的是这种认识。

“很多人觉得他后期的电影摆脱政治背景，专门探索人性。其实他一直还是在关心时事，你看《鸦片战争》，其实说的就是反腐败。”唐宁说。

在石川看来，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晚年创作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力的推动和支撑。“他其实在思想上是被动的，上世纪80年代有当时激烈的思潮推动他往前走，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界的争论也不积极了，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他失去了推动的动力。他的思想武器，最后实际上只剩下一个人道主义。《鸦片战争》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整个学术界都没能把鸦片战争这件事想清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导演不是思想家，他怎么去找这个说法？”

“他总是特别同情弱势群体，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石川说。1992年，谢晋拍摄反映智障儿童的《启明星》，出发点是自己的经历——他的两个儿子都有智障，“文革”的时候被人塞在垃圾桶里，谢晋回家后从垃圾桶里把儿子找回来。

上世纪90年代后的谢晋有很多宏伟的计划，他想拍大片，《赤壁之战》就是他想拍的大片之一。当时日本的投资已经谈好了，剧本也好了，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投资商最后把钱投给了中央电视台拍电视剧《三国演义》。

1992年，谢晋拍完《启明星》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办理退休手续，花800万元注册成立了当时国内第一家民营的“谢晋—恒通影视公司”。“1992年以后，谢晋和上影厂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他自己在外面办公司，当时这也是一种风气，许多导演都在外面办公司，这样在资金和剧本创作上都更加灵活。”马林发说。

谢晋经商并不成功。石川说：“谢导这几年的电影，他有个幻觉在支撑他，都不愿意把他从这个梦想中叫醒。你看看他后来选择的题材：《中国桥魂》、《乡村女教师》……谁出钱给你拍呀？”

投资达1亿元的《鸦片战争》是个例外。那一年香港回归，这个电影列入了重大题材项目，谢晋去找了领导，再加上海内外的投资，才得以拍成。拍这部电影时，谢晋的精神相当亢奋。剧中，老演员林连昆念台词时，谢晋就在监视器前跟着念，演员哭，他也哭。

那一年，他已经快75岁了。

“他到晚年时，和现实的生活接触比较少。他一直没怎么考虑过票房，因为以前他都不用考虑投资，他只拍他想拍的电影。可体制不一样了，不是你找领导，领导就会给你钱的。他也找不到钱。他是有失落感，他总觉得自己还能拍。”唐宁说，“我们没有和他探讨过‘落伍’的问题，但是他后期在找资金上碰壁，对他的情绪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困扰。”

“他生命的最后5年，就是个老小孩儿。”石川说。

“他年纪越往上走，越有点天真。他有时候会相信一种……旁人觉得很不值得关注的事。比如说世界上有一个‘谢氏大会’，要把所有姓谢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开会，他还真的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想去看看，人家给他寄来的信还很认真地看。他有时候自己去看电影，说，票价这么贵，可以够一个人吃好几天盒饭，这怎么行呢？我要写信给中央领导。”唐宁说，“这时候我就会劝他：你写信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可他有点老小孩的味道了，你不能阻止他，你阻止，他会觉得很难过，觉得你不理解他。”

酷爱篮球，拍过《女篮5号》的谢晋，晚年时走路跌跌撞撞，仅仅今年就摔了好几次跤。石川说，有时候下楼，谢晋都要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石川心里知道，如果老人不这样，可能就要摔倒了。

70岁那年，谢晋拍了《老人与狗》，斯琴高娃扮演的年轻女人，最后卷了老人的钱跑了。唐宁认为：“他对人性，不是没有失望的一面。”

四川地震时，谢晋捐了5万多元。“其实他晚年没多少钱，拍《鸦片战争》才拿了几万块钱。”石川说。

“他骨子里一直想突破自己，但他一直没丢的就是重情重义、有情有义。他的东西很正面，有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态度，出来的效果很好。”唐宁说，“再过20年来看，《老人与狗》、《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这3部电影也未必就像大家评论的这么不好。”

这3部电影，谢晋曾经做过参加国际影展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奖项。陈犀禾上世纪90年代去了美国研究电影，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当时第五代走红，国际影展评委眼中只有第五代。谢晋的电影拿到西方放，不如第五代的容易理解。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政治背景的人，就难以理解。因为第五代大多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反过来用比较西化的眼光来看中国题材，比较容易让西方人接受。”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谢晋的电影在西方世界也渐渐被人所知。“今年我在美国，亚洲协会还和我联系，希望能够放映《芙蓉镇》。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西方人也不会光希望了解第四代、第五代，也会希望了解和中国政治结合得更紧密的电影。”陈犀禾说，“今天其实到了一个重新认识传统、重新认识民族化的时代，也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来认识他的价值的时代。”

在唐宁眼里，谢晋一直是个开朗、积极、喜欢玩的人。那一年和谢晋去日本，谢晋买了一个玩具闹钟，说要带给阿四。那时候阿四已经30多岁了，“那个闹钟是个鸡的造型，过海关的时候，鸡就叫了起来”。

“我觉得他去世太早，如果还有5年、10年，他还能拍出好东西来。”唐宁说。■

(感谢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先生大力协助,感谢《谢晋画传》作者唐宁，感谢实习生王铮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