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奇特的爱情“谈判”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父亲，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秋白结婚，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摘自《羊城晚报》2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