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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初心与成长·我的改革记忆 NO.41

　　改革开放40周年，曾经的激情岁月依然心潮澎湃，哪些记忆影响或改变着您的人生？政协云、文史博览、力量湖南联合推出“初心与成长·我的改革记忆”口述史向改革致敬，发现更好未来。

　　在沉浸于曾国藩世界的30余年里，唐浩明亲身感知着改革开放的温度，他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我。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文学繁荣发展的40年。作为历史的参与者、现实的记录者，“文学湘军”伴着大潮而生，迅速崛起，一路与改革开放坚定同向同行，涌现出一批文学名家和精品力作，湖南文学始终与时代紧密呼应，成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相比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所创造的辉煌，90年代前期，湖南文坛在相对沉寂中突围；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前十余年的跨世纪时期，“文学湘军”构建起新的格局，而唐浩明便是90年代初期“文学湘军”浪潮中激流勇进的一员。

　　作家二月河曾经这样评价唐浩明的小说“几乎可以当作正史来读”，唐浩明对此笑说“正史不敢，可以当作正史的辅助读物吧”。他写的曾国藩是最早、最权威的，他研究曾国藩超过30年，他的书销量超过1000万。

　　1990-1992年，唐浩明创作的《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陆续出版，国人争相传颂，一时之间，“为官要读《曾国藩》，经商当读《胡雪岩》”成为当时流行语，而时至今日，唐浩明的书依然在畅销榜上经久不息。在国内负有盛名的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一楼大厅内，《曾国藩全集》一箱箱满满当当，摆得整整齐齐，分批被送至全国乃至海外。

　　跨越150年光景，曾国藩的智慧，依然被当下所需要。书社楼下的麓之风书店里，醒目处挂着《曾国藩全集》编辑者唐浩明的题词“以史为鉴”。

　　两代精英跨越时空的对话

　　唐浩明出生于湖南衡阳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唐振楚（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是中央政治大学硕士，母亲是衡阳市第一个接受师范教育的女子。1949年春天，国内局势紧张，父亲把3个孩子塞进湖南衡阳乡下老家来的两顶轿子里，摇晃一百多里送到了哥哥家，后来生活艰难，伯父不得已将3岁多的唐浩明送给一位工人收养。

　　时间流淌，改革开放给唐浩明带来了海峡彼岸亲人们的消息。33岁时，唐浩明才与父母第一次通信，1985年，与母亲在香港见面，翌年与父亲相见，骨肉分离整整30余年。“没有改革开放，我和父母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唐浩明感激改革开放，对他而言这是亲情的纽带。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父母兄长的文化水平极高，但对唐浩明的影响不大，反倒是他成长于湖南，受湖湘文化的熏陶至深，形塑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最初，毕业于文学史研究院的唐浩明，分发到出版社当编辑。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出版界、学术界把握改革开放机遇，推出《曾国藩全集》的编纂计划，唐浩明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巨大工程。他曾经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在完成了30 大册、1千5百万字的曾氏全集后，发表了8篇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40岁那年，他兴起了为曾国藩作传的念头。随着120万字的《曾国藩》完成，唐浩明沉浸于曾国藩的世界，整整十年有余。

　　在唐浩明眼中，曾国藩从衡阳的一个农家子弟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与见识拜相封侯，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他在求学问、人格培养、意志锻炼、为人处事以及官场的应对之道，有其独到之处，对现代人生活各层面都有深远的借鉴作用。

　　而似乎冥冥之间，唐浩明与曾国藩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代的衡阳知识精英跨越时空，成就了彼此。唐浩明的老家与曾国藩的家乡相距只有15里地，唐家的祖先曾经办了一个私塾，请了个名塾师汪觉庵。曾国藩年轻时为求这位名师，入唐家私塾读书，后来他当了大官，唐家修族谱，就请曾国藩撰序。而在150多年后，由唐家子弟唐浩明为曾国藩编全集、写下历史长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动笔创作历史小说。不知不觉间，3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真有点杜甫所说的‘丹青不知老将至’的味道。”进入古稀之年的唐浩明在《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作品集序言中如此感慨，唐浩明的写作生涯中，出版的3部长篇历史小说，8本“评点曾国藩”系列，花去了他30余年光阴。

　　谈改革

　　“时代推出的一个大选题”

　　●《文史博览·人物》（以下简称“人物”）：对于改革开放，您认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唐浩明：《曾国藩》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了我厚爱，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也不可能深刻认识曾国藩，更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1990年8-11月，《曾国藩》第一部《血祭》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成为由两岸同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1-1992年，小说的第二部《野焚》、第三部《黑雨》也相继在两岸出版，这都是改革盛世带给文学创作者的福祉。

　　●人物：改革开放对有关曾国藩档案材料保护，以及曾国藩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意义？

　　唐浩明：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湖南传忠书局就开始刻印一套名为“曾文正公全集”的书。解放初期时，就在曾氏故居富厚堂发现了大批珍贵的档案材料，后来这批材料被运到湖南省图书馆收藏。倘若没有改革开放，它们至今仍将堆放在省图书馆那间旧屋子里，让灰尘掩盖着。

　　应该感谢四十年前湖南出版界、学术界那一批有着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们，是他们把握了改革开放这个机遇，并且争取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的重视，把它列入了古籍出版的重点项目。因此，这是时代的因缘。

　　●人物：对于改革开放，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唐浩明：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花费3年时间创作的上百万字书籍《曾国藩》初稿，湖南文艺出版社很愿意出版，但是在审批时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于是，我将繁体书稿送往台湾顺利出版了。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曾国藩》书稿很难穿过海峡到达台湾，值得高兴的是在台湾出版3个月后大陆也出版了。

　　●人物：改革开放40年对于中国文学发展以及自身产生了哪些影响？

　　唐浩明：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拿近40年与过去相比，有恍若隔世之感。改革开放以后，路走得更顺坦，更有成效，也更有光明的前途。

　　改革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家的创作心态更为轻松自由；第二，文学创作的题材大为拓展宽泛；第三，文学作品对世道人心的反映更加接近真实。

　　就拿我的历史小说《曾国藩》来说，能这样写曾国藩、洪秀全，写一段历史，这在40年前是不可设想的，而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这样的认识，也得力于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对我的启迪与教益。

　　谈个性

　　“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人物：您如何理解曾国藩的家风家教的现实意义？

　　唐浩明：曾国藩的家风家教包罗万象，如果用精简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是曾国藩写给他儿子的一句话，“做读书明理之君子”。

　　这八个字有着三层内容：第一层是读书，它能增长知识提升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涵养心灵。第二层是明理，读书就是要明道理，归根结底就是要明白人怎样才能很好的生存在这世界上。第三层是做君子，君子有八德，即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而学习和领悟家风家教传统文化的魅力，将传统文化精髓融汇应用于现代家庭教育、管理实践之中，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物：“读书”对于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唐浩明：读书于我而言是常态，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兴趣，大概是连环画《三国演义》所培养出来的。进了大学后，我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远没有对人文科学的兴趣大。我记得，我在学校图书馆常常借阅人文方面的书籍，这令同学们颇为不解。

　　我经常读人物传记、文化散文、古典诗词、古典名著，国外的东西读得不多，如高尔基自传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为《三国演义》是天下最好的书，我至今依然认为《三国演义》是最好的历史小说。

　　●人物：您对当下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唐浩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精力不如以往，所以极大的感悟是一个人要趁着年轻，尽最大努力做事。因为这段时期一过，以后不会再有。要抓住这段生命赐予的最宝贵年华，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得最好，人生才不留遗憾。

　　- END -

　　策划 | 杨天兵

　　统筹 | 黄琪晨

　　文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仇婷

　　见习记者 彭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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