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1942年生，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1984年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举办系列讲座，近年出版有长篇小说《飘窗》（2014）和《邮轮碎片》（2020）。

    “80后”作家刘心武也追星。他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是张中行。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跟人家多聊聊。

    刘心武笔下的文化人虽然性格各异，但多温和、真澹、通透而睿智，甚或是有趣的。如今，他把关于这些人物的文章和自己追过的“星”辑入了不久前出版的《也曾隔窗窥新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

    今年7月，《解语何妨话片时：周汝昌刘心武通信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也出版了。书中辑录了周汝昌与刘心武1991年至2011年间的往来信件。两人结识20余年，见面仅三次，却留下了150余封信，记载了两人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和交流，展现了他们红学研究的心路轨迹和专注热忱的治学精神，彰显了深厚的忘年友情。这在网络时代多么珍贵。

    此外，《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年第10期发表了刘心武的四幕话剧《大海》。这是对《雷雨》的现代续写，探讨了鲁大海这个剧中人物——在周萍、周冲死后，周朴园认下了这个亲儿子——有没有可能成为继承周家产业的周大海，刘心武希望它能搬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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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也曾隔窗窥新月》讲述了55位文坛名宿的浮沉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独特的记忆书写，也隐含家国情怀，折射了时代变迁。其实和文坛前辈师友交往的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您的文学创作历程，重看这些往事，有怎样的感受？

    刘心武：感受都融入在书中的文本里了。总体而言，就是要清醒地认知时代，维系自我尊严，温润待人，努力创造。

    中华读书报：作品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丁玲复出后第一篇作品《杜晚香》发表的曲折过程，就连一些丁玲的传记也未曾提到。您是怎么掌握这些珍贵史料的？

    刘心武：我没有“掌握珍贵史料”。我与丁玲就《杜晚香》的发表事宜是亲历，且属独家。丁玲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公开演讲中提到过此事。我给丁玲的两封信都没有留底稿，但丁玲一直保存着。她在那次演讲中说：“青年作家刘心武给我的信，我保留着，有一天我会公开。”她去世后，她的亲人将我给她的两封信公开在杂志上，我也是看到杂志才转录到电脑，后来收入到我自己的集子里。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历史细节还是生活细节，您写出来都特别生动。您的记忆是否超强？ 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刘心武：作为一个写作者，观察细节，捕捉细节，在作品中利用细节，是基本功。作为艺术创作的可用细节应该储存在脑海中，必要时调取。写日记的意义更多的是保留私密，而不等同于创作札记。契诃夫有随手写下可用于小说戏剧创作的札记的习惯，我也曾仿效过。但我后来写作，都主要是从脑海里撷取细节。像我2000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邮轮碎片》，碎片就是细节，细节组合成世道人心的面面观。不过我目前已经81岁了，不知道从脑海中撷取细节构成作品的能力，还能维系多久，但愿还可持续一段时日吧。

    中华读书报：巴金、丁玲、冰心、端木蕻良、冯亦代、汪曾祺、林斤澜、王小波……几代作家您都有记录。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您？

    刘心武：自然是他们各人独特的个性与相通的人格：都爱脚下的土地，都在自己专业领域开花结果，都自我尊重，更尊重他人。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多次提到饭局——跟叶圣陶喝酒，跟陆文夫吃饭，第一次看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通电话，见面后聊得投缘就喝酒……我记得咱们在“枕边书问答”中您提到“最不愿意参加聚集性活动”，但是和脾气相投的朋友，您似乎很乐意参加饭局。

    刘心武：只愿跟谈得来的人聚。最不喜欢应酬式的聚会。

    中华读书报：您笔下的人物都有非常高的境界，经历苦难仍能超越自我，比如吴祖光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仍以“生正逢时”勉励自己。他们的人格魅力是否对您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心武：是的。书里有篇《救心电话》，写到《北京晚报》原副刊主编顾行。他因心脏病严重住在医院，在报纸头版看到我遭遇事故的报道，就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穿过长长的走廊，用另一端的公用电话拨给我。当时我情绪低落到几近崩溃，他的来电言简意赅，不啻救心电话。这就是人格魅力。书里的人物大都具有这种大悲悯的情怀。

    关于顾行，我想再补充书里的内容，他相对于书里其他一些文化人，似乎知名度还不那么高。他在主持《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时，我还是个少年，给《五色土》投稿，他们频频刊发，还邀我到报社出席过他主持的座谈会，后来他遭逢大难，命悬一线。改革开放后，在文化新闻界活动中我们见过面，但总体而言并无深交，但他是过来人，怕我经不住事犯糊涂。这是怎样的胸怀，怎样的人格？ 至今我回忆起来，眼睛还会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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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读了《解语何妨话片时：周汝昌刘心武通信集》，非常感动。20年，150余封往来信件，您和周先生深厚的友情、红学研究的心路轨迹全在其中了。重新回顾整理这些信件是不是感慨良多？

    刘心武：当然。我们并不是先商量好了：咱们以通信形式交流，然后出本书。我们是真实的、自然的通信。周先生给我的信，可谓一派童真，直言不讳，天趣盎然。

    我的助理焦金木负责整理通信集中周老给我的信件，他发现，周老给我的回信，开始还多使用正式的信纸，后来，出于急迫地想马上交流，怕人老了一耽误灵感就飘过去了，他就用身边纸，抻过来就写。他到本世纪后，双眼几乎全盲，仅一只眼勉强有0.01度的视力，但他坚持亲笔给我写信，每个字有核桃那么大，下一字叠着上一字，还左右跳动，如果不是心里有无私的扶持之情，有忘年的同气相求，怎会这样写信？1992年周老第一次给我写信，称“刘心武同志”，随着通信交流的深入，达到真解语，称谓逐渐变化为“心武同志”“心武作家”“心武学友”“心武同道”“心武文席”“心武学契”“心武学人良友”“心武贤友”。这些细节都见证着周老对我的无私扶持与情深谊长。

    中华读书报：20年间，仍能一如既往保持纯粹的友情和学术交流，太难得了。

    刘心武：我们本来并无来往，他看到我在《团结报》上《红楼边角》栏目的小文章，发文肯定，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感谢，讨教，也没指望他回信，没想到很快收到他的信，由此开始了20年的书信往来。直到我们通信积累到一定数量，他才有编个集子的动议。阅读我们的通信集，可以发现，周老常以诗代文，表达对我的肯定与声援，而我则多次以画代言，表达我对他的尊崇与感念。相信读者光是读这本书里的周诗，观书里的刘画，也会有收获的。

    周老一再强调，不要简单化地把《红楼梦》定位于一本小说。从西方传过来的所谓小说学，是无法辨析《红楼梦》精髓的。要把《红楼梦》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要有高度的文化自尊与自信，比如西方文字里表达帘子就只有一个单词，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汉字除了帘——纺织品构成的窗内遮蔽物——还有簾，就是用细竹篾穿连成的有缝隙的不完全的遮蔽物，因此中国古诗词里有“一簾春雨”的句子，这里的“簾”不可以“帘”替代。我和周老在通信中探讨“帘”“簾”之别，他引导我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在给他绘制贺年卡时，以“一簾春雨”入画，现在也收入了书中。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周老的红学观念？ 您认同他的红学观念吗？

    刘心武：我认同周老红学方面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是写完了《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只是80回后原稿失落；曹雪芹原书应为108回；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行本《红楼梦》后40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且不符合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因此需要将曹雪芹原著80回后的内容尽可能通过探佚还原；黛玉的结局，我们都认为是沉湖后回归天界；宝玉、王熙凤都在贾府被抄后锒铛入狱，有贾芸、小红、茜雪到狱神庙探视抚慰他们；贾府不可能“沐皇恩，延世泽”，最后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当然，我对周老的红学观点也不是完全认同，比如他后来提出史湘云才是《红楼梦》的女主角，我就有保留。他认为书中丫头碧痕应为碧浪、靛儿应作靓儿，我则认为就应该是碧痕、靛儿。我们都认为曹雪芹原著最后有《情榜》，但在《情榜》的具体排列上，我们也还有所不同。

    周老的红学研究基本上是考证。我则是做原型研究与文本细读。

    中华读书报：周老把对《红楼梦》思想内涵的研究、艺术手法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这一观点曾遭到一些反对。他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声音？他的学术态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刘心武续红楼梦》也曾有一些争议，您又是如何看待的？

    刘心武：周老强调红学的特殊性，所以把一般化的小说研究——主题思想、艺术手法——排除在外。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时，头两讲向普通受众介绍红学，则将上述两类研究也纳入红学的大概念。通信集中有周老对我这种做法的反应和我的解释。

    周老是一个有学术骨气的人。“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这种气概是很多文人学者欠缺的。我愿向老师学习。

    中华读书报：当下的红学研究界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您大概了解多少？ 周汝昌先生的信件，对您有哪些具体的或宏观的帮助？

    刘心武：红学现在拿不出研究成果，把人文社出版的红学所《红楼梦》署名改印成“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算什么成果？ 高鹗续后40回，是有许多研究者论证过的，怎么可以轻易抹杀？你说不是高鹗续，那是谁续？

    红学研究本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从我们的通信集可以看出，周老反“霸主”，反垄断，同时他对民间红学研究者很尊重，总是采取支持、包容的态度。

    中华读书报：《解语何妨话片时》的出版，我想应该有多重意义，首先是对当下的红学研究会有一些启发；同时，在新媒体时代书信的发表，你们之间这种纯粹而美好的情感也会温暖很多读者。

    刘心武：在新媒体兴起的现在，人们交流都使用微信了。在纸上写字，通过邮政传递，这种交流方式真是相当古典，快成绝唱了。但是我跟汝昌师这些已经发黄、有的甚至一碰即碎的心灵交流老纸弥足珍贵，也许有一天会被视作文物。

    我和周老的交往是纯净如水的，我们的友谊是跨越代际、超越阴阳的。真希望《解语何妨话片时》这本书能有更多的读者。这里面不但有两辈红学研究者奉献的研究成果，更有能抚慰诸位心灵的友谊清泉，这里有泉水，此中有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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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雷雨》是经典之作，经历过无数次改编。您写四幕话剧《大海》遇到过挑战吗？

    刘心武：没有去跟任何人挑战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来跟我挑战。就是灵感来了，有了创作冲动，于是就进行尝试。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进剧场看《雷雨》，是从什么时候觉得有必要重新塑造鲁大海这个人物？

    刘心武：1992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王晓鹰导演，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了一版没有鲁大海的《雷雨》。他曾解释说，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是换一个思路来解读《雷雨》，穿越人物之间社会阶层差别带来的表面冲突，进入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据王晓鹰说，曹禺1996年谢世前，他在中戏的导师徐晓钟带他去北京医院见了曹禺，当面道出了他删去鲁大海的想法，曹禺对王晓鹰说：“《雷雨》这个戏非常非常难演！你有个新的看法，来个新路子，别人想不到，这就占便宜了，开辟个新路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看了王晓鹰版的视频。因为删去鲁大海，第二幕失去高潮，第三幕显得空落，第四幕的大悲剧未能层层推进，但他把侍萍的心理活动外化为肢体语言等处理方式，还是很具匠心的。

    万方的《雷雨·后》，似乎也没有鲁大海的戏份。鲁大海真是《雷雨》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赘物吗？ 正是因为《雷雨》新版本的出现，令我对鲁大海这个角色产生了探究的兴趣。《雷雨》第四幕最后，两声惨叫，一声枪响，八个人物死了三个，繁漪真疯了，侍萍懵傻了，剩下的三个，鲁贵后来如何，关心的人大概不多，但周朴园仅剩下一个骨血就是大海。以性格中固有的坚韧与应变能力，周朴园不会自杀，不会放弃他的矿山财富。他让谁来接班，继承与发展他的事业？ 只能是大海。血缘关系与财产继承，是当今中国社会聚讼的一大热点，《雷雨》故事里那三十年前的恩怨对于当今的年轻观众也许已经无关痛痒，但鲁大海究竟要不要，他有没有变成周大海，是仍能令人产生兴趣的话题。

    中华读书报：剧本最后，大海是投海，还是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您心里有答案吗？

    刘心武：我没有答案，但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答案。依我的想法，大海的人生前景有如下可能：一、接触到早期的共产党人，信仰了共产主义，与周朴园和资本主义决裂，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最终成为一个“红色资本家”，与共产党合作；三、因人生的奇特际遇，心灵深受刺激，找不到自己在社会和人生中的准确定位，从而沉湎于酒气财色，荒唐一生；四、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纷繁复杂、诡谲多变的世道里，最后竟与反动的社会势力搞在一起；五、遁世出家，在宗教中求得心灵的平静……总之，我觉得探究大海的人生道路，可以帮助我们捋清20世纪的历史，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

    中华读书报：前有续写《红楼梦》，今有续写《雷雨》，为什么您对经典的续写有这么大热情？

    刘心武：我的写作当然还是以纯原创为主。续写只是偶一为之。我对于经典续写并没有您设想的那么大的热情。续写经典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但当灵感被激活、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也就续写了。出于本心的续写，并不觉得费力，也并不希望讨任何人的好，快意自己，人生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