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霸府政治的开启——曹操、曹丕霸府与汉魏易代

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衰落与曹操的崛起

第二节 迎汉献帝都许——曹操霸府统治的确立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便于控制汉献帝和东汉朝廷。建安元年九月，曹操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立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至此，曹操确立并稳定霸府统治。从建安元年（196 年）直到建安 25 年（220 年），东汉政权都处于曹操霸府控制之下。

第三节 曹操霸府政治的演变——曹操的集权化

曹操霸府政治的演变可以用集权化来加以概括。根据曹操霸府势力发展和霸府统治方式的变化，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霸府发展时期（196 年— 208 年）

许都司空霸府时期（196 年— 204 年），东汉朝廷部门虽然没有实权，但还是照常存在，与曹操霸府同在许都。

邺城司空霸府时期（204 年— 208 年），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占领冀州，自领冀州牧，以邺城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邺城地理条件良好，有利于战争策略，同时也可以摆脱汉献帝在名义上的羁縻。曹操仍在许都设立留府，作为霸府的分支机构，加强对汉献帝及其朝廷的控制。

霸府巩固时期（208 年— 213 年）

汉朝廷的三公被废除， 代之以西汉时期的丞相制度。曹操自立为丞相，加强集权。是列曹尚书由内廷转到外朝，由少府手上转到丞相手上的开端。 这是职官制度上的一个重要改革。

霸府成熟时期（213 年— 220 年）

建安十八年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增大冀州的控制面积。自封为魏公，建立魏国的中央政府，将诸多丞相要员及朝官、列侯由汉官转为或兼为魏官，进一步架空东汉朝廷。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曹操晋爵为魏王。

第四节 曹操霸府的组织机构、僚佐分析

司空府时期，主要幕僚机构计有，长史，司直（监察的功能 ），主簿记室（主管文书 ），刺奸主簿（监察大臣的行动 ）。还设有各种曹（属吏），分曹治事，东曹和西曹掌管官吏任用，仓曹主藏谷事，户曹主民户、祠祭、农桑。还有大量军事职官的设置（以前的司空府中没有 ），便于控制军权，如军师（参与军事活动的 谋议），参军（从将军幕府中移植而来 ），军师祭酒 ，军谋掾（新设置的僚佐职位）。

丞相霸府时期，设有长史二人（后增为三人），主簿，丞相司直，丞相征事，还有大量的丞相掾属（没有具体的事务）。曹的设置有所完善，与西汉时期丞相府中曹的设置有相似之处：东曹合并西曹，仓曹，士曹，法曹（主管邮驿日程期限）理曹（主管司法和刑律）兵曹。继续大量移植军事职官入府，如军师（前、后、左、右、中等名目 ），军谋掾，军师祭酒，参军。

丞相府时期，霸府中的僚佐和职官的职能都有很大的发展。僚佐人数增多，霸府中的机构设置趋于完善。从曹操丞相府机构的设置来看，一部分机构是沿袭西汉丞相府的机构，一部分是沿袭司空府时的建制。在曹操的丞相府中，军事机构的设置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魏公魏王府时期，曹操既是汉朝的丞相，同时又建立了自己的魏国。曹操霸府中的职官系统包括两套系统，汉官系统和魏官系统，这两套系统有一个逐渐整合的趋势，汉官系统逐渐退化，魏官系统越来越膨胀。曹操建立了一套魏国职官系统，在仿照汉朝廷职官系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官职计有：尚书台下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侍中（禁中入侍天子），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等。

汉官系统的退化：

一，曹操成功地将汉官转化为魏官，

二，汉官僚佐也不愿意再为汉官。

这一阶段霸府机构的军事色彩已经大为减弱，代之而起的是行政机构大量增加。从总的趋势来看，曹操霸府中的机构设置是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严密，曹操霸府机构的设置的方向是不断突破府的范围而向国的方向发展，为向新王朝转变提供制度上的准备。

根据实际需要， 霸府在本府以外的其他重要地点设有分支机构。

僚佐的来源：

一，通过征、召、拜、辟的方式来网罗僚佐，

二，主动投靠曹操霸府。

僚佐主要分为以下几批：

一，兖州阶段的人物，这一批僚佐以曹操的亲属为主，主要是武将，

二，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所吸纳，很多为荀彧所推荐。此外，曹操还征辟了一大批僚佐，

三，在邺都阶段所吸纳，

四，是在曹操平定荆州时吸纳。

曹操霸府集团有一个士族化的趋势。曹操霸府集团可以分为士族文人（荀彧，钟繇，王朗，王粲，陈群）和豪族武人（曹操宗族中的人和夏侯氏 ）两大类。霸府的士族化是一种趋势，在曹操统治时期并没有能够完成。士族化的完成要到曹丕登上皇位时才最终完成。

第五节 曹操霸府的运行机制

司空府、丞相府、魏王府是曹操霸府的基本部分。另外曹操霸府还包括冀州府、许都留府及曹操为了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而以霸府僚佐建立的机构。

一，东汉皇帝和朝廷的傀儡化，是曹操霸府运转的一个基本原则。首先，皇帝受到监控；其次，汉朝廷机构摆设化、两属化，汉官成为霸府中的僚佐，汉朝廷官僚机构的设置越来越不完整；再次，控制东汉朝廷的尚书台是曹操架空皇权，傀儡化东汉朝廷的另一措施。

二，府署机构的扩张和僚佐功能的扩大化，发挥了中央朝廷机构的职能：

1. 在官吏的选举、任免方面，权力从汉尚书台到了曹操霸府中的东曹、西曹、魏尚书台；

2. 在国家政令方面，曹操的令代替了汉献帝的诏；

3. 在国家军事权方面，曹操霸府僚佐参与军事行动；

4. 监察权方面，霸府中，设置有监察官员，例如校事、司直、刺奸主簿等官员，这些人不但对曹操霸府中的僚佐进行监察，还 对许的汉献帝和汉朝廷官员进行监察。曹操霸府机构中最有特色的监察机构是校事，校事完全听命于曹操，而不受汉朝廷监察机构的管辖。

霸府中的僚佐不断地更替，不断有进有出，流动性较大。从霸府中出来的僚佐在地方上为曹操尽心尽力地办事，从而扩大曹操霸府的统治基础。僚佐由上向下流动，霸府的权力也不断地从中央向地方扩张。

三，曹操霸府在运转的过程中实行军政一体化的措施。

第六节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曹操未能将霸府转化为新王朝，既有思想方面的因素，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条件。

曹操霸府对于汉魏王朝更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做了人才上的准备；

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做了制度上的准备。曹操霸府统治时期的很多制度，都被曹丕继承下来，成为新王朝的制度。从曹丕建国时期的职官设置来看，有很多是从曹操霸府 时期的职官而来；

三，曹操霸府消除了各种反对势力，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曹操先后讨伐张绣，董承，孔融，伏皇后，金祎，魏讽等人。反对曹操霸府统治主要有以下几股势力，一是东汉朝廷的皇亲国戚，一是忠于汉献帝的汉室大臣，另外一股是曹操霸府内部反对霸府统治的势力；

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做了舆论上的准备。曹操霸府发展的过程，是曹操霸府不断地削弱东汉朝廷权威，树立霸府权威的过程，这一点体现在大量的劝进。

第二章魏末两晋时期的霸府与霸府政治

第一节司马氏霸府与魏晋禅代

（一） 从边缘到中心——司马懿势力的发展

司马氏霸府经过了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的发展，最终由司马炎以晋代魏。景初二年（238 年）冬，在刘放、孙资的帮助下，司马懿顺利地成为魏明帝的顾命大臣，与曹爽一起掌握曹魏的大权。这次的斗争对于司马懿来说十分重要，为他以后掌握曹魏大权奠定了基础。

（二） 高平陵政变与司马氏霸府的确立

从景初三年（239 年）开始直到 正始十年（249 年），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首辅，司马懿只是参辅，地位低于曹爽。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以太傅的身份控制了曹魏政权，太傅府成为曹魏的权力中心，从而以太傅府为霸府来实施对曹魏的统治。

（三） 司马氏霸府与霸府政治的演变

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皇帝和朝廷，确立霸府统治，到司马炎正式打出晋王朝的旗帜，霸府整整经营了16年。

司马懿时期，霸府的规模不是很大。在司马师统治时期，霸府规模比司马懿统治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司马昭统治时期，霸府的规模有很大的发展，同时，霸府机构的设置也逐渐完备。司马昭霸府的统治时期，霸府经历了大将军府、相国府、 晋国三个发展阶段。

大将军霸府时期（255 年— 263 年）

相国霸府时期（263 年— 265 年）

曹的设置已经十分完备。相国府中设有东曹、西曹、贼曹、金曹、兵曹、骑兵曹、车曹、铠曹、水 曹、集曹、法曹、奏曹、仓曹、戎曹、马曹、媒曹、骑士曹等十七曹。相国府中卫将军和骁骑将军的设置也是霸府机构设 置的一个重要特征，表明了此时司马昭从制度上来强化霸府 的军权。在司马昭的相国府中，府事系统的职官包括左右长史、从事中郎、主簿、诸曹掾属；军事系统的职官包括中卫将军、骁骑将军、参军、参战、司马诸职。

咸熙二年（265 年）五月，司马昭开始建国。在司马炎霸府统治时期，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晋国的制度，为王朝更替做最后的准备，将大量高级魏官变为晋官。

（四） 淮南三乱与司马氏霸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司马氏霸府统治的确立是通过政变的形式来实现的，不像曹操那样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再实施霸府统治，对地方上的控制比较薄弱，不得不面临地方上亲曹势力的挑战。淮南三叛的实质是地方上亲曹势力对司马氏霸府统治的抗争。

淮南地区之所以屡屡发生反对司马氏霸府统治的斗争， 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一，淮南之地是亲曹势力，尤其是曹氏力量长期盘踞的地方，统治较为稳定；

二，淮南地区处于对吴战争的前沿，地位重要，驻兵较多。为了对吴战争的需要，曹魏政府在淮南地区屯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从而使淮南地区经济得到发展，兵力较其他地区强大。

在司马氏霸府统治时期，通过消灭地方上的反对势力，安排司马氏子弟担任都督，都督区基本上被司马氏霸府所控制。 消灭地方上的叛乱和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稳定了司马氏霸府统治，加快了霸府向新王朝转变的步伐。

（五） 司马氏霸府成功代魏的原因

一是司马氏家族势力的膨胀。司马氏霸府确立后，越来越多的司马氏家族中的人物进 入曹魏政权。众多的司马氏子孙布满曹魏政权内外，操纵了曹魏政权的军政大权，从而为司马氏霸府代魏奠定了基础。

二是司马氏广泛的政治同盟。司马氏家族在婚姻对象上注重与大族联姻，琅邪王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等大族都与司马氏家族有着婚姻关系。其次，一批在仕途上受到排挤、压抑的朝中大臣也逐渐投靠司马氏霸府。

三是曹氏家族内部的矛盾与曹魏皇权的衰微。曹魏时期，君主苛待宗室，政权中无疑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曹睿临终时就已经暴露。这些矛盾包括君主与大臣的矛盾，君主与宗室的矛盾，君主近臣与宗室、大臣与宗室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魏明帝立顾命大臣一事上。

（六） 司马氏霸府与曹操霸府比较

它们之间起码有两点类似的地方：

一，司马氏霸府和曹操霸府统治的时间都比较长；

二，司马氏霸府和曹操霸府统治过程中都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至于不同之处，又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司马氏霸府与曹操霸府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汉王朝的权力早已丧失，皇帝早已是有名无实。曹操霸府代汉的阻力非常小。司马氏霸府统治时期，霸府统治的确立并不是由于曹魏 政权已经十分腐败，而是由于皇帝的幼小，才造成皇权的旁落。因此司马氏霸府统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对皇帝的控制。司马氏霸府一直没有离开过洛阳，从来没有像曹操那样将霸府和汉朝廷所在地分离。司马氏父子很少离开皇帝的旁边，即使是他们在出征作战的时候， 也挟持皇帝前往，以防出现不利于霸府统治的事情。

二，曹操霸府和司马氏霸府确立的模式存在着差异：曹操霸府确立的模式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模式，外镇武人凭借手中的武力，打开进入朝廷中枢的大门，迅速地取得大权，从而确立霸府统治。而司马氏霸府确立的模式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模式，是指朝廷大臣在一定的机缘下，所掌握的权力膨胀，最终造成了王朝的更替。

第二节 西晋八王之乱中的霸府政治

西晋的分封宗王与宗王出镇。八王之乱的爆发，与宗王掌握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有密切的联系。出镇的宗王，既据有军权，又兼综民事，将军开府以后，拥有很多的文武僚佐，从而为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

西晋八王之乱，自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 年），首尾共十六年。 在八王之乱的八王中，并非所有的八王府署皆可以称为霸府，都实行过霸府统治。八王中，楚王玮、汝南王亮并没有专政朝政被贾后杀掉，因此根本谈不上实行霸府统治。

实行过霸府统治的宗王有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等六王，其中司马越霸府统治的时间较长，从 306 年直到 311 年病逝，其余诸王的统治时间短暂。

赵王伦是八王之乱的核心人物：

一，在赵王伦之前，已经发生过楚王玮和汝南王亮干预朝政的事件，但是他们干预朝政的力度有限，西晋中央朝廷的权力运行机制并没有遭到破坏；

二，在赵王伦之前，由于惠帝无能，贾后专朝具有合法性，诸王参加宫廷斗争，目标仅止于与后族分权，提高自己在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赵王伦之后，宗王的目标是直指最高权力，控制朝政，实行霸府统治。赵王伦的霸府政治，基本上确定了以后宗王霸府运转西晋政治的模式。

赵王伦实行霸府统治的基础是相国府机构和僚佐。庞大的相国府机构和强大的军队是司马伦实行霸府统治的两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节 东晋皇权的脆弱与桓玄霸府统治

东晋王朝与秦汉以来的其他王朝不同，东晋一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皇权，长期处于皇帝虚位，政出多门，南迁的门阀士族王、庾、桓、谢四家相继掌握军政大权的状态之中。

东晋皇权的脆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东晋的第一代皇帝司马睿，虽然是司马懿的曾孙，但是他与晋武帝、惠帝的关系比较远，在晋朝宗室诸王中的地位也并不显赫，并不具备继大统、做皇帝的条件。

皇权的脆弱，为权臣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由于门阀士族的相互制约，权臣想要控制朝廷，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也并不容易。如王敦未能控制朝政，实行霸府统治，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门阀士族与皇帝共天下还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允许某一士族独霸皇权，打破共天下的局面。

桓玄霸府的出现，打破了门阀士族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东晋王朝的统治。桓玄是桓温之子，隆安年间，桓玄都督荆州四郡，灭殷仲堪，平荆雍，独揽上游。元兴元年(402 年)，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乘机举兵东下，到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北府将领刘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进入建康。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是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元兴二年，桓玄建楚国，加九锡，霸府统治达到顶点。十一月，桓玄逼东晋安帝逊位，自己登上帝位，建立桓楚。

在桓玄霸府统治的过程中，门阀士族的支持和默许是桓玄霸府统治能够顺利发展并且最终代晋的重要原因。士族们之所以支持桓玄，与东晋孝武帝以来申张皇权的行为有密切的联系。淝水之战后，东晋朝廷内部的士族当权人物陆续凋谢，国家权力逐渐向皇帝手中倾斜，皇帝在控制门阀士族方面都处于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