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曹操迎接天子，建都许昌。此前，学界多强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面。用一“挟”字凸显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许昌，唯在获取压倒其他军阀的政治优势，忽略了曹操此举对重建汉末王朝国家制度的意义。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少帝刘协即位，何进专权，汉室已经衰微。何进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谋诛宦官不成，不仅自己身死宦官之手，而且少帝也遭宦官张让、段珪劫持，奔走小平津，经卢植奋力救驾，才狼狈不堪地返回京城。然而，回到京中，旋即遭到董卓废黜，另立陈留王，是为献帝。董卓狼戾不仁，滥杀朝臣，淫乱宫闱，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王权已经完全旁落。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卓弑杀少帝、皇后，焚毁洛阳宫室，发掘汉室陵墓，迁天子于长安。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杀，其部下李傕、郭汜又攻陷长安，互相残杀，致使吏民死者万余人。更有甚者，李傕竟然将天子扣押军中，作为人质，“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三国志·董卓传》）。后来，灵帝虽侥幸出奔杨奉营中，并与杨奉、董承返回洛阳，途中又兵败于弘农曹阳，李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最后天子恓惶进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正是在这时，曹操“乃迎天子都许”（《三国志·董卓传》）。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第一，经过何进、董卓、李傕和郭汜之乱，两京倾覆，天子颠沛，如此狼狈，何曾有半点“汉官威仪”？第二，兵败曹阳之后，唯有“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朝廷官僚体系摧毁殆尽，何曾存在半点“国家职能”？第三，朝廷官员回到洛阳，居食无着，宫中官吏竟然饿毙于残墙断壁之下，天子也命不保夕，何曾能行使半点“皇权意志”？第四，天子几乎深陷绝路，朝廷几乎彻底崩溃，而“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即使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也不愿听从部下郭图的建议，迎天子都邺，何曾有一人真正“赴身国难”？此时的汉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距离灭亡仅一步之遥了。正是危急时刻，曹操击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迎天子于洛阳，才使天子绝处逢生，王朝免于覆亡。后来，因洛阳残破，不得已迁都许昌，曹操一方面将家中所收藏的宫中器物奉献朝廷，以恢复天子的汉官威仪（《上器物表》《上杂物疏》）；另一方面又着手重建朝廷的官僚体系，“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武帝纪》）。可以说，董卓乱政之后，是曹操将汉王朝从垂死的边缘拉回到正常的国家轨道，恢复了丧失殆尽的国家制度和皇权意志。王夫之论曹操说：“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义之士，怀愤欲起。”（《读通鉴论》卷九）

    建安十八年，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将“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作为“此又君之功”，称赞“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武帝纪》），恐怕不仅是公文客套，也陈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如若没有曹操，汉朝王室恐怕早已万劫不复了。后来，因为曹丕禅汉建魏，历史学家或因史识有限，或因时代原因而别有政治寄托，将曹操这段历史贡献也一笔抹煞了。

    曹操被封魏王后，献帝的一次次诏命，将其抬到准天子地位。对献帝来说，这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是平庸暗弱的个性，苟且偷生的心态，驾驭能力的匮乏，使献帝最终放弃了“名义驭之”的机会。不仅如此，献帝诏令“设天子旌旗”“备天子乘舆”之类的赏赐，实际上默认甚至纵容了曹操的不臣之心，直接导致了其政治野心的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的江山乃是献帝拱手相让的。

    （《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 刘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