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总是用“限江自保”来概括孙吴的基本守国政策或是它的某种军事策略。如果用来表示作战的谋略，那么“限江自保”一语比较笼统，未能准确地反映出孙权是怎样以弱敌强，守住绵延数千里之长江防线的。如果我们翻看史书，不仅吴国和魏国，凡是历史上南北分治的时期，都不是以长江作为分界线，这就要说到一个军事地理学上的词语——“临江塞要”。

　　“临江塞要”与东吴守江战略

　　根据历史记载，孙权没有平均分散部署有限的兵力，而是把它们集中屯戍到几个边防要镇，以阻挡魏师进据江畔。如阮瑀为曹操所作书信中所称：“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

　　因此，用“临江塞要”来概括孙权的守江战略是更为恰当的。

　　所谓“临江塞要”，即阻塞位于长江北岸的“要地”——位处交通枢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孙子兵法·九地篇》称其为“衢地”，即道路汇集，通往各方的要衢。“四达者，衢地也。”占据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主动权，并左右战局的发展。

　　孙吴江防采取“临江塞要”的策略，这在吴甘露元年（265年）晋王司马昭与吴使纪陟的对话中也能得到清晰的反映。其事见干宝《晋纪》：“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文王善之，厚为之礼。”

　　吴国的江防重镇有哪些？纪陟在上述谈话中只提到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和江都（即汉广陵郡属县，今江苏扬州市西南）两处，其他地点并未明言。

　　沿江诸镇当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四座左右，“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从三国历史记载来看，曾经屡次爆发残酷战斗并被孙吴屯驻重兵的要塞，应该是位处江北且阻遏交通要道的四处，如曹操“四越巢湖”受阻的濡须（今安徽含山县），孙策、孙权进攻多年才从黄祖手中夺取的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吴国与蜀、魏多次激烈争夺的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以及陆逊大败刘备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后改称西陵）。

　　吴军占领邾城（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和广陵较晚，且从未在当地阻击过魏师，其地位显然要稍逊一筹。

　　皖城（今安徽潜山县）虽然也较为重要，但严格地说还不是“必争之地”。例如孙权在建安五年（20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两次攻占该地，随后即撤往江东或北岸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未在那里设置军镇。

　　后来诸葛恪自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进驻皖城，以此为据点袭扰魏境。赤乌六年（243年），司马懿率兵反击，孙权即命令诸葛恪放弃城守，退往南岸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没有尽力保卫该地。

　　濡须、沔口、江陵、西陵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它们地扼南北交通或东西来往的水运干道。

　　三国疆界示意图

　　孙权的“临江塞要”，主要是守住长江北岸的西陵、江陵、沔口和濡须四个交通要枢，辅以皖口、邾城等地，来抵御曹魏的南下进攻和防备蜀汉可能从三峡发动的袭击。

　　就东吴与魏、蜀交战的情况来看，这一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从赤壁之战（208年）到孙权驾崩（252年）共有四十四年，在此期间曹、刘两家对吴国的多次大规模进攻或以失败告终，或是无功而返。

　　孙吴“临江塞要”战略的特点

　　1、背依长江拒敌，而非隔江对峙。

　　从六朝南北割据对抗的形势来看，南方政权总体上处于弱势，通常不敢出动主力与北方敌人在中原决战，故往往利用黄河、淮河、长江这三条东西流淌的河道作为天然水利防线，来弥补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具体到各个朝代的统治集团，则根据自身的国力强弱来决定据守哪一条水道。

　　综合实力越强，其防线就越靠北边。如李焘所言“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

　　六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大致相同，都是立国于江东，即以建康（或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以富庶的太湖流域为根据地。为了保障都城与三吴经济重心的安全，南方统治集团总是力求将其外围防线向北推移到淮河，向西控制长江中游的荆州。

　　“不得淮则无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则无以固上流之势。”其中占领淮南地区尤为重要，像东晋、刘宋文帝以降及南齐、梁朝，基本上是以淮河为天堑来抗击敌人。

　　如果仅仅是和北寇划江而治，那么国都就和敌境只有一水之隔，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唐庚

　　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又说：“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也。”顾祖禹亦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所并。唐末杨行密与朱温亟战于淮上，温不能渡淮，杨氏遂能以淮南之境与中原抗。五代周取淮南，而李氏之亡不旋踵矣。”

　　综观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的用兵，也是在淮南和荆州两个战略方向努力，以求将国土向北边和西方延伸。由于上述原因，“故孙权擐甲胄，冒矢石，转斗合淝，以为满宠争上流之地；陆逊、吕蒙相与赞其决，以蹑取荆州，全据长江。”

　　但是他在扬州的作战收效有限，虽然迫使曹操放弃了江北沿岸地带，但是始终未能攻克合肥，越过江淮丘陵以全据淮南。在这种情况下，孙权不得已而求其次，被迫采用了“临江塞要”的策略，在濡须、沔口、江陵等地设置重兵，以阻止敌兵来攻时顺利抵达江岸。

　　如胡安国所言：“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今黄冈是也。”

　　赵范曾指出，如果失去淮河流域而退守江南，让敌兵完全占领北岸，那么南方政权的防御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

　　孙权在江北沿岸要地戍守御敌，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利形势的出现。张栻称赞这一决策曰：“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

　　2、封锁水运干道，弃守若干渡口。

　　按前引纪陟所言，长江上下自西陵峡口东至广陵有五千七百余里，其北岸可以设港通航之地甚多，而孙权的兵力有限，不能处处部署重兵，因此他对沿岸渡口的防守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

　　像西陵、江陵、沔口、濡须等交通枢要之地极为重视，会与敌人拼死争夺而绝不放弃。但是有些渡口，虽然也很重要，他却没有设置军镇以拒敌。例如历阳县（今安徽和县）曾为东汉扬州治所，有著名的乌江渡、横江渡和洞浦，对岸为牛渚，即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距离吴都建业只有百余里，精骑驰骋朝发夕至，在军事上很有影响。

　　王应麟

　　王应麟引张虞卿曰：“考前世盗贼与夫南北用兵，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孙权占领该地后仅留守少数部队，并未像其他要镇那样派遣督将率众镇守。

　　其中原因就是当地与北方没有水路相通，魏军自合肥南下入巢湖后，就要从居巢走陆道东行，过大小岘山而至历阳。到达江边的军队是以步骑为主，不能拥有众多船只随行，这样即便占领江滨的数座港口，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航渡，因此给孙吴造成的威胁并不严重，只要在南岸的牛渚驻守一些人马，防御敌人小股兵力的渡江袭击就可以了，用不着在北岸的历阳留驻重兵。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魏国大军三道征吴，曹休率张辽、臧霸等将率舟师经中渎水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入江，然后向西占领了历阳的洞浦港口，并未受到阻击，可见那里没有驻扎多少吴军。

　　尽管曹休进展顺利，魏文帝却下令阻止他派兵渡江，这应是战船和运舟不足的缘故，若仅以轻兵涉渡，则容易被吴国水军或牛渚守兵消灭，故董昭认为此举是“自投死地”。

　　另外一个战例是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平吴之役，在晋朝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是由扬州都督王浑率领的部队进据历阳的横江渡口，准备过江攻占要镇牛渚，向吴都建业发动最后的总攻。

　　他在前往历阳途中也没有受到吴军的阻击，孙皓的反攻兵力是从建业派来的中军。“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

　　王浑击溃吴军主力之后不敢渡江，也是因为他的军队是以步骑为主，没有大量船只和水军，所以需要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应，朝廷命令会师后由王浑担任主帅。“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扬州刺史周浚建议不要等待王濬而先行过江，当即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就是朝廷的作战计划规定不让他的少数部队贸然进行涉渡，以免遭到歼灭；必须要等王濬到来后提供大量船只，共同渡江发起攻击。“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贵州虽武，岂能独平江东！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

　　上述战例反映出，如果是单纯的步骑兵种前来进攻，即使占领了不通北方水路的渡口，对孙吴的江防也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陆军无法渡江和在水上作战，对吴国真正致命的是强大的水军和运输船队。

　　孙权

　　所以在兵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孙权与其后代统治者并不在历阳这类港口屯驻重兵，而曹操及其魏国后继者也不把当地作为南征的主攻方向，而是将大规模的用兵放在邻近有水道沟通北方的濡须和东关一带。

　　杜佑列举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虽然属于吴国境内，曾经作为庐江郡治，但实际上屡得屡失，多次被孙权放弃而没有在那里坚持戍守。该地往北有道路经夹石（今安徽桐城县北）、舒城可以分别通往六安与合肥，往东南则有发源于潜山的皖水流入长江，水口即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南，皖水入江处），因而也是处于江淮之间的交通枢要。

　　皖城以北的皖水航道受潜山阻碍，至其终点后需要改为陆行绕过大别山脉东麓继续北进。太和六年（232年），陆逊沿此道北上进攻庐江，魏国扬州都督满宠即认为不用急速赴救。他说：“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

　　曹魏大军若从寿春、合肥经这条道路南下，中间有一段路程无法利用水运，兵员和给养的投送不甚便利，所以魏国征吴通常不选择这条路线作为主攻方向；即使投入大规模部队占领该地，也会由于后方辽远，粮饷转运难以为继而被迫撤退。

　　鉴于以上情况，皖城多次成为魏、吴双方的弃地。在孙权的“临江塞要”战略部署当中，皖城属于可争可弃的据点，而非“兵家必争之地”。孙权对待皖城的攻防策略很明显：如果敌人派兵驻守，那么必须要将其消灭或逐退，以保证江防的安全；若是魏军不在当地久驻，自己也可以暂时弃守皖城和皖口，避免与强敌交战，借此来保存有限的兵力。

　　在孙吴的长江防御体系当中，皖城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如濡须、江陵和沔口，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所在的这条南北交通路线是半水半陆，其运输的效率要低于汉水及肥水、施水、濡须水。由于这个缘故，魏军主力很少从这里南下进攻，对吴国江防的威胁相对较轻，因此孙权并未在这里设置军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