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字元瑜，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阮瑀在文学上的贡献和陈琳一样，主要是在表章上面。至于其他的作品，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非常有名。阮瑀的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

应玚，字德琏，出身东汉后期的一个世家大族，祖父应奉官至司隶校尉，伯父应劭是《风俗通》的作者。他的弟弟应璩，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成员之一，史载此人“博学好文，善为书记”，官至侍中。

此后，曹植被封为临淄侯，曹丕被立为太子，在他们二人身边又聚集了一批新成员。

不难看出，二曹把文才作为选择、任用属官的重要参考标准。这促进了邺下文人集团向文学集团转化的过程。曹氏兄弟与他们的文学属官经常一起举行游览、宴饮、斗鸡、下棋、弹琴等活动，他们诗酒唱和、赋诗赠答。把交际娱乐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文学成为交际娱乐的主题和目的，地位超过了政治。即使在曹丕曹植争夺太子之位的几年，文学依然是活动的主题。是时，王粲、刘桢、徐幹、应玚、陈琳等人都没有直接参与曹氏兄弟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文学创作没受影响。

二、邺下文学进入全盛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学集团领袖的曹丕与曹植也没有因此停止文学的创作，也没有停止与文学相关的其他活动。可以说，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之后，以曹氏兄弟为领袖的文人集团就是基于文学而组成的文学活动团体。与前两阶段相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安十六年正月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邺下文人的生活记载在曹丕《与吴质书》中，此信写在建安二十四年。曹丕在信中既追念往事和亡友，也回忆了共同游宴的场面。

邺下文人集团形成后，很快迎来了建安十六年的创作高潮。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邺下文学进入了全盛的时期。

这里主要谈下，邺下文人南皮之游。南皮之游在邺下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大。关于南皮之游的盛况，在给吴质的信中，曹丕多有提及，“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不仕。”曹丕在信中讲，常常记起南皮之游，“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又言“元瑜长逝，化为异物”，从中可知，阮瑀肯定是参加此次盛会。

南皮之游的情景，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也有提及。“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刘祯有篇《瓜赋》，在序中曰：“（祯）在曹植座，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成。”则可知曹植、刘祯都曾参加南皮之游。既然南皮之游在曹丕的心中有极大的分量，而曹植亦参加。

可想而知，其他重要的文人都会参加此次盛会。足见此会在邺下文人生活中的地位。沈约曾赞美南皮之游：“降及元康，潘、陆特秀……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迹江左’。沈约说的“南皮之高韵”，为后人所称道。其唱和诗赋，宴饮欢会的文化生活令人神往。

邺下文人经常聚会，刘祯在他的《公宴诗》中曾描绘了当时的一些片段，供我们欣赏。他在诗中写道：“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这也与曹丕对邺中宴集的追忆互为佐证。曹丕写道：“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可见，当时邺下文人集会是频繁的，感情是真挚的，探讨是热烈的，精神是张扬的。

在《魏志·王粲传》中曾记载了邺下文人集团之盛：“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祯字公干，并见友善。”这段史料，旨在说明邺中宴集囊括了当时的文学才士，加之曹氏兄弟相随，足见当时诗赋唱和盛况。

既然邺下文人集团的文人生活如此为人向往，那么他们在当时主要的文学创作如何呢？这里我们简单的论述下。

三、邺下文人的文学创作

邺下诸子当时聚游宴饮和创作的主要地点在东阁讲堂和北园等。既然是聚游宴饮，就有不少反映游宴的同题诗作。同体诗作就是题材、内容相似的作品。例如，曹植、王粲、应玚、阮瑀、刘桢都写有《公宴诗》，应玚写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陈琳写有《宴会诗》，曹植、刘桢、应玚写有《斗鸡诗》等等。

这些创作是基于他们的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兴趣雅好，于是他们为了同一事物进行诗赋的唱和，这些诗词虽然在内容会有一定的雷同，但是他们也会因为每人的才能、性情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内心的一种抒怀。

除此之外，邺下文人也多有奉命之作。如曹丕作了篇《槐赋》，就让王粲也作一篇。阮瑀早亡，他的妻子生活艰难，无所依靠，曹丕知道后，有感而发，便作了篇《寡妇赋》，就命王粲、曹植等人也作一篇。曹植效仿前代文人的“七体文”，作了篇《七启》，遂命王粲也作篇《七释》，徐幹也作了一篇《七喻》。

建安诸子在邺下时期，共同题咏的作品很多，题材也是涉及方方面面。虽然我们说命制作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情感，但是它必定是文人的雅趣之事，是他们能长期在一起的纽带，反映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当然，这里的例外就是曹丕与曹植，他们作为命题者，主动为文，其创作中的感情更为真实，其他诸子多奉命同咏，自然也就少了更多真实的情感。

曹丕有文士气，性格也多愁善感，把对文章提到“不朽”的地位。所以，他的作品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曹植的作品《七启》、《仲雍哀辞》、《行女哀辞》等篇章，都是他个人真性情的表达，直抒胸臆，真情实感自不待言。

他们两位兄弟主动为文，写出了他们的关注所在，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但他们让其他诸子也作同一主题，效果肯定大相径庭。刻意为文，辞采上自然不逊，但是并非自己关注之所在，不是自己的切肤之感，只好靠敷衍辞采成文。

虽然诸子之赋，有应命成分，这不免对文人及其作品有影响。但就其语言、体裁而言，则是上承屈原、宋玉、司马相如，下启两晋赋作，在文学史上依然闪耀着光芒，有承上启下之功。

邺下文人最为畅怀的时期，也是他们创作的最为活跃的时期，是从建安十六年到建安二十一年。然而好景不长，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因“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令“太祖大怒”。是年冬十月，曹操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曹植一党开始受到打击。

不过，曹丕与曹植的太子之争由来已久，这对文学集团的影响虽然有，但并非致命。这一年，大疫数起，邺下文人集团的主将相继故世。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由邺都变为洛阳，而邺下文人几乎凋零，诗赋唱和已成回忆，至此，邺下文人集团便告彻底消亡。

邺下文人都是多才多艺。如王粲就擅长绘画，精通音乐。曹植在王仲宣诔》这篇祭文中就说王粲多才多艺。又如阮瑀，“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总之，从邺下文人的身上，可以发现传统文人所要具备的素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邺下还为我们展开了一种全新的文人生活方式，文人形成团体，一起创作，一起追求一种文人雅趣的生活方式，都是从邺下开始的。

汉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大动荡的时期。随着传统儒学的势微，人们打破精神的枷锁，开启自由的心灵，用自己眼睛观察这个真实的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用自己的笔记下现实的一切，抒发自己的志向和对人生的拷问。虽然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们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进而根据文学的爱好与志向走到了一起，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他们摆脱了往日的说教，把文学的地位提到“不朽”的高度，他们乐意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分享，“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打破藩篱，突破传统文学，并且发扬光大，在汉大赋的基础上，更添自己的真实情感，在汉乐府基础上，更是有自己的个性发挥。他们在一个乱世之中呐喊，歌咏，他们用文学的形式张扬自己的自由精神。

当然，曹氏父子的功劳自然不能抹杀，就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酷爱，起到了示范意义。他们的建功立业的志向与慷慨悲歌的豪迈如一副历史风云的画卷张扬在猎猎风中。与曹氏父子一样，建安诸子也有自己的壮志，也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如愿。

于是，他们胸中的苦闷，对现实的无奈，都流淌在他们的笔端。文学就是人学，只有人的内心自由，才能写出自由的华章。应该说，建安诸子有相对的自由，这是较之于以前而言。

总结

除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外，建安诸子的遭遇也令我们唏嘘。他们大多死于天灾之中，这是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这也让们感慨命运的无常，而文学何尝不是在书写人生的无常与无奈呢？曹植，一直坚守了建安文学的风骨，对文学而言是巨大贡献，但是这与他后期的遭遇有关系。

可见，内心固然需要强大，外部的环境也会不时的改变一个人乃至于文学。我们对建安诸子的成就及其个人都要给予肯定。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以文学集团的面貌出现，并深刻影响着后来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