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曾云：“景云深处是吾家。”

步入横浜路35弄，景云里第二排弄堂，缓步径直走到尽头，门头上的门牌号显示为23号。“没错，应该就是这里......”

来人见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正在一旁拖地，顺势问了一句：“阿婆，这里是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吧？”“是的，侬看上面有个牌子上写着呢，‘鲁迅寓所’。”

紧闭的乌漆大门上，一侧的老信箱已是锈迹斑斑，另一侧红底黑字，大大的福字，为这栋近百年老宅平添了几分盎然生机。

景云里23号

79岁的刘阿婆四十多年前，因单位分房，来此居住，意外成了鲁迅旧居的对门邻居。

“来的人多了，但本地人倒不多。口里说着日语、英语、俄语的人多，但有一点，他们都能说中文。”想必大多是研究鲁迅的外国学者。他们顺着门缝往里看不出个究竟，轻拍门板，也无应答，往往转而会与刘阿婆交谈两句，“会问我，里面是不是住人？我总是跟他们说，房子里住着的都是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

正说着，刘阿婆的先生见来人想找个好角度留影，老先生盛情将其请进自己的家门，示意跨过门槛，小移几步，举起相机，从取景框看去，“果然，这个角度正好能将23号全景入框。”

（一）

1927年10月3日，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午后抵沪，下榻于共和旅馆。

是否要定居上海？鲁迅一开始也没有拿定主意，但他在上海几天，众多朋友到访，迎来送往中发现他的合作伙伴北新书局已经扎根上海，三弟周建人也在上海，而且上海文化氛围浓厚，书店众多，许广平也有很多同学生活在上海。

于是，鲁迅这才动心，开始想在上海住下去。1927年10月8日，鲁迅的日记里提到：“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

鲁迅三弟周建人租住在景云里10号。此前，二人前去探望周建人时，委托其找房子，不日便得知，斜对门的景云里23号空了出来。10月8日，二人便搬进了景云里。

1927年10月4日，鲁迅抵沪第二天的合影（前排左起为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为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巧的是，另外两位文学家，茅盾和叶圣陶早于鲁迅数月，也先后住进了景云里11号甲和11号。”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这天，记者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寻到了这处城市秘境。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这里同时住过6位文化名人，其中5位是文学家，他们是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和柔石。”说到此处，张家禾语调不由自主放慢，并抑扬顿挫起来，“所以现在这条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弄堂平均四米就住着一位文化名人，这样的文化密度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二）

景云里不仅是鲁迅在上海辉煌九年的起点，也是茅盾笔名的诞生地。

在鲁迅到达上海的前两个月，茅盾入住景云里11号甲。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回上海家中得知自己已被通缉，便闭门谢客，隐居在家写作。

因此，茅盾与鲁迅虽斜对门而居，但鲁迅也仅在三弟陪同下，到茅盾家探望过一次。

左：景云里11号 右：景云里11号甲

茅盾在景云里的十个月，完成了《蚀》（《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这期间，在《幻灭》写到一半时，茅盾随手在书名下署了“矛盾”笔名，并向住在隔壁的叶圣陶征求意见。

茅盾1957年写的《蚀》新版“后记”曾经提到，取“矛盾”这一笔名，与他当时看到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的诸多矛盾而有感而发。

叶圣陶则认为，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一看就像假名，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字头。姓茅的人不在少数，显得不那么引入注意，又保留了‘矛盾’的发音。茅盾听后欣然同意。

“茅盾”笔名诞生后，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位文学新星。徐志摩读了《幻灭》后，觉得这篇小说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便问叶圣陶：“茅盾是谁？”叶圣陶笑笑回了一句：“保密，不能跟你讲。”

（三）

有意思的是，鲁迅在景云里虽只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又四天，先后却搬了两次家，但却始终没有搬出这条短短20多米长的小弄堂。

第一次搬家，鲁迅从巷尾的23号，搬到了弄堂中前段的18号。

景云里23号虽是弄堂最深处的一处石库门房子，可是隔壁弄堂很是吵闹，半夜还时常传来无线电声，电波里“咿咿呀呀”的唱戏声，时常打乱鲁迅写稿思绪，令其不胜其烦。

邻里之间的一些小摩擦也是搬家原因之一。

“许广平曾回忆，他们后门对面住着一户挂牌大律师。大律师家的孩子非常顽皮，经常在鲁迅他们家煮饭时往饭里投石头和泥沙。”张家禾笑着说，横眉冷对、怼天怼地的大先生碰到邻里纠纷也是没辙，只得搬家了事。

1928年，正好赶上景云里18号空了出来，于是鲁迅选择18号作为在上海的第二个家，并邀三弟周建人一家从对门的10号搬来合住。

不过很快，两户人家发觉彼此饭餐口味并不相投，周建人的孩子又太小，孩子吵闹声时常吵得鲁迅难以下笔。

景云里17号

1928年12月，许广平怀孕了，考虑许广平安胎的需要，鲁迅决定搬出去。1929年2月，鲁迅又住进了一墙之隔的景云里17号，17号的位置在弄堂口，据说是因为鲁迅喜欢它的朝南又兼朝东。

（四）

1928年9月，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高个子青年住进了景云里，成了鲁迅的邻居，他就是柔石。当时柔石经由鲁迅介绍，入住的正是景云里23号。

柔石

“鲁迅很欣赏柔石，甚至为解柔石一日三餐问题，还让柔石在其家中搭伙。”很快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张家禾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就在鲁迅和柔石结交的两年多里，柔石的名字先后出现在鲁迅日记里达一百多次。

鲁迅之于柔石，是朋友更是老师。当时接替茅盾住进景云里11号甲的冯雪峰曾经说过：“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们一起创办了朝花社。当柔石仅靠稿费难以维持生计时，鲁迅向北新书局推荐，让他接编《语丝》，令柔石每月有了几十元的固定收入。

鲁迅还为他的小说《二月》作序，称之为“优秀之作”。在鲁迅的心目中，柔石是在上海“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

1931年2月7日夜，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等五位左联作家和其他革命者共二十四人，被集体秘密枪杀在龙华的荒野里，柔石身中十弹。

噩耗传来，鲁迅悲痛异常，痛惜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一个深夜，鲁迅写下后被郭沫若评价为“哀切动人，可称绝唱”的痛悼友人的名作：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五）

短短20米小弄堂，在景云里23号，鲁迅与许广平建立了小家庭；在18号，鲁迅与柔石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在17号，鲁迅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

鲁迅全家合影（周海婴出生100天）

两年零七个月的景云里生活，鲁迅笔耕不辍，主编了《朝花》周刊、《文艺研究》季刊、《萌芽》月刊、《奔流》月刊等，出版了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而已集》等，翻译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诸多海外文学理论作品。

与此同时，鲁迅还在此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积极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引领左翼文化运动。

而他的邻居们也在景云里迎来了文学生涯的辉煌时刻。

1928年，叶圣陶在此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坛第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巴金《灭亡》、丁玲《梦珂》《莎菲女士日记》、戴望舒《雨巷》、施蛰存《绢子姑娘》和沈从文、朱自清、王统照、鲁彦等人的作品都经叶圣陶之手，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

茅盾在这里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也是在这里写成的，冯雪峰则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文艺理论》......

小小的景云里缘何在那个年代成为了文化名人的聚集地，进步文化的策源地？

“景云里既不是租界，也不是一般的华界，属于越界筑路地区......”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一次分享会上提到景云里时说：“鲁迅曾称其为‘半租界’，安全性和基本条件比一般华界要好。‘半租界’的特殊政治生态，为革命者提供了隐蔽和庇护的空间。”

房租相较租界便宜，同时离火车站近，交通方便。当时，从宝山路的北火车站可以步行到横浜路，不远的天通庵路上也有个火车站。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就在青云路、天通庵路，写作、出书极为方便，不少商务印书馆的职工都不约而同选择住在景云里。

如今，当你走过多伦路，来到横浜路，切莫匆匆走过，别忘了寻一寻景云里，推开半掩着的铁门，寻迹找到这条“上海文化名人第一里”，与大先生和他的文豪邻居们来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以上资料照片来源于网络，部分内容参考 “上海鲁迅纪念馆”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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