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在中国香港、台湾的实践

香港1994年成立了“生活教育活动计划”慈善组织，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正面的、有系统的药物教育课程，协助预防药物滥用。这可以说是香港生命教育的萌芽。从教育系统的实践来看，1996年天水围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公益社中学开设“生命教育”课程，标志着生命教育正式进入学校；1999年，香港“天主教教育委员会”推出“爱与生命教育系列”，除了为家庭生活教育提供素材与方法之外，也鼓励教师将这些内容融入相关科目的教学；2002年，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明确提出以生命教育整合公民教育及价值教育，并在多所学校推广生命教育课程。香港生命教育涵盖人的情绪、情感和身心灵的发展，拓展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成为有智慧、会感动并追求卓越的全人。事实上，香港的公民教育多选择与生命题材相关的话题，以生命为主线，以爱为核心，使学生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

台湾学者郑崇珍认为，台湾生命教育主要缘由在于青少年呈现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取向——不知爱惜自己、颓废、消极，常有践踏生命的偏差行为。另一位台湾学者张振成总结了台湾生命教育实践的四大社会根源：青少年问题严重、功利主义弥漫、脱序现象恶化、亲职功能不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陈英豪于1997年率先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与愿景；1997年底，台湾启动“生命教育实施计划”，并委托台中市晓明女中设计“生命教育”课程，推动办理研习、训练师资等；1998年，“生命教育”在台湾地区的中学全面展开；2000年，台湾教育当局成立“生命教育推动委员会”，并将2001年定为“生命教育年”。台湾生命教育计划以高中及“国中”学生为优先对象，逐年推广到小学及大学。此外，许多高等院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也主动参与，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推进台湾地区生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提升作用。台湾教育当局十分重视生命教育，规定中小学成立“生命教育中心”，负责研究生命教育的内容、途径与方法，研制生命教育教材。

生命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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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命教育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教育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大致经历了四个相对区分的阶段。

1.教育忧思与本土探索：1993—1999年

基于对教育问题的忧虑和反思，叶澜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命”及其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并进行解读，主张“从更高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并发出“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的号召。黄克剑、张文质等于1993年提出“生命化教育”理念并开展实践，与国外的“生命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冯建军总结道：“生命化的教育，在起点上，直面人的生命；在过程中，通过人的生命，遵循生命的本性；在结果上，润泽灵魂，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高生命的质量。直面生命是前提，循于生命是保证，完善生命是目的。教育只有三者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其生命的本质，才是完整的生命化教育的内涵。”多年来，他们编辑《明日教育论坛》系列辑刊，出版《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等学术著作、教材等，并在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开展课题实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学者开始关注国外已经流行的死亡哲学研究，并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如段德智在武汉大学开设“死亡哲学”课；郑晓江1994年起在南昌大学开设“中国死亡智慧”课(1997年调整为“生死哲学”课)；2006年起，郑晓江与几位老师合作，在江西师范大学开设全校公选课“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们对生死和生命问题的理解和关注。

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生命教育，而只是一种对教育问题的反思和对生命意蕴之于教育的重要性的觉识，笔者称之为一种“教育忧思”。“生命化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可以认为是由这种“教育忧思”引发的一种本土探索，虽不能等同于生命教育，但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2.学术诠释与学科界定：2000—2003年

2000年，郑晓江发表《国外死亡教育简介》和《台湾中小学的生命教育课》两篇文章。前者从介绍国外死亡学研究和“死亡教育”实践出发，解读了生命教育的前身——死亡教育的兴起缘由和所关注的议题。后者主要介绍台湾的生命教育课堂实践，首次把台湾的生命教育介绍到大陆。同年，刘济良等发表《论香港的生命教育》，从价值取向、课程设置、教育方法三个方面介绍了香港的生命教育。此后，哲学界和教育界对生命教育的理论诠释和课程探究一发而不可收。2002年，《上海教育科研》转载了郑崇珍、张振成两位学者的文章，分别介绍台湾生命教育的目标与策略、本质与实施，进一步推介台湾生命教育的成功经验。冯建军发表了多篇探讨生命与教育关系、生命化教育和生命教育的文章。总结起来，哲学界研究生死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主要从“生命教育”的哲学意蕴、教育对生命本体的深切关怀的角度进行探讨；教育界的学者则主要从教育的基本原理、价值取向、现实落点及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出发，强调教育应该关注“生命”。当然二者也有交融互动。

在这个时期，医学界也有一件事值得注意：2001年底，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简陋落成。这个用来展出遗体捐献者遗书的简单甚至破旧的房间，引起了医学学生们的强烈震撼，学校教职工和其他社会人士也纷纷前来参观。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内脏标本被摆在房问的正中问。2006年春天，该基地迁到新址，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时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在参观完这个展室之后说：“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可见，在探讨生命意义和践行生命教育上，医学界(包括殡葬与临终关怀行业)也是不可忽视的阵营。

在哲学界、教育界和医学界共同关注下，中国大陆掀起了一个生命教育学术传播的小高潮。学术界主要从介绍港台生命教育开始，对生命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实践进行学术诠释和价值宣扬；教育界和医学界(包括殡葬与临终关怀行业)的一线工作者则从现实出发，直面生命本身，拷问生命意义。因此，这是一个学术诠释和学科界定的时期。

3.理论热兴与实践探求：2004—2010年

自2004年始，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文件的颁布，伴随着辽宁和上海两地教育部门首开风气之先，还有诸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关爱生命万里行”志愿组织等社会团体的推波助澜，生命教育在中国大陆迎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发展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2010年(中间还可分成若干个小高潮段)，是一个理论界与实践界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研产共荣期”。一方面大量学术文章、著作和教学教材竞相发表和出版，各类年会、论坛相继举行，争芳斗艳；另一方面实践推广和课程开发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六类代表性的事件如下：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意见》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但已蕴含相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对生命教育的关注。在贯彻落实《意见》的过程中，一些教育部门、学校等开始倡导并实践生命教育。后来，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明确提出“家庭教育指导应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将生命教育纳入生活实践之中”。二是《辽宁省中小学生命教育专项工作方案》、《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湖南省中小学生命与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文件的出台。这些省市区和江苏省、重庆市、湖北省、黑龙江省、云南省、陕西省等多个省市区陆续开展生命教育实践。三是湖南醴陵一群学生发起“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关注并批示。该活动连续几年促成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有关预防自杀、生命教育的议案或建议。四是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生命教育年会、论坛、研讨会的持续开展。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连续举办多届“中国青少年生育教育论坛”、浙江传媒学院主办的“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中国生命教育协会主办“全国大学生生命教育高峰论坛”，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全国生命教育年会”等。五是各类生命教育研究机构和实践基地的成立。如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北京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中心”等。六是各类著作、教材相继出版和相关课程的开设，如《生命教育大学生读本》、《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引论》等。2009年前后，很多大、中、小学开始尝试开设生命教育类课程。

4.国家战略与全新发展：2010年7月以来

2010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第一部分“总体战略”中第二章“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明确指出：“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标志着生命教育正式上升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是，《纲要》把“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并列在一起，说明生命教育并非包含在安全教育之内，可纠正一些人(主要存在于中小学)把生命教育等同于安全教育的认识。4年来，大陆生命教育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实践探索亦遍地开花，逐渐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20lO年8月，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全国生命教育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全国生命教育论坛”，大力推动两岸三地生命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1年11月，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全国生命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云南教育厅承办的“2011’全国生命教育大会”在云南昆明召开；2012年8月，首届国际生命发展论坛暨全球志工领袖峰会在香港召开，发布了《香港宣言》，宣布成立世界生命主题组织，致力于现代人心理和社会支持，提升人类的生命质量和幸福感，并倡导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价值观；2013年12月，在第九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2014年4月，《夏日里的生命奇遇》新书发布会召开，该书是由《知心姐姐》杂志打造的“生命教育小说”中的一本，旨在教孩子学会生存、快乐生活、珍爱生命……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多次组织全国生命教育优秀课例评选和经验交流。媒体也纷纷表达对生命教育的关注，如《南方周末》特稿《女入殓师》写道：“她们从战胜自己的恐惧开始，逐一战胜了误解、偏见，一群20多岁左右的姑娘，一个神秘但旨在让逝者走得有尊严、走得美一些的行业。”

综观生命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其探索不得不令人深思，其成就值得人们欣慰。不过，尽管生命教育已有多年研究和实践，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总体来看，关于生命教育的本质、含义、目标、内容、途径、课程体系以及实践方式等，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意见，有待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做出继续努力。

台湾学者纽则诚提出“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主张“后科学、非宗教、安生死”，倡导发展以中国人生哲学与生死哲学为中心价值的生命学问。其实何止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构想全人类的“生命教育”，一起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成全生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