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阎敬铭任职山东巡抚长达6年之久。

在阎敬铭任职山东巡抚期间，山东境内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势十分严峻。阎敬铭协助镇压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起义军、捻军起义等，为稳定当时山东的局势做出了一定贡献。

山东冠县人宋景诗领导的黑旗起义军是晚清鲁西地区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军。这支起义军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举起义旗，到同治二年（1863年）南投皖北捻军，一直是山东地区规模很大的反清武装，其队伍达数万人，曾先后攻占13座县城，威震鲁西、直（隶）南地区，给腐朽的清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和力量悬殊不断遭到挫折，宋景诗为保存实力曾一度被迫投降清军。同治二年（1863）初，宋景诗率部辗转回到临清，脱离清军，招募兵勇千余名，再次举行起义。清官府急调各路大军围剿宋景诗黑旗军。是年六月，阎敬铭派呼震、丁宝桢，以及直隶总督刘长佑所部数万清兵，云集东昌府附近镇压黑旗军。宋景诗率部于堂邑、莘县、临清一带奋力反击，曾大败刘长佑、丁宝桢，打得清军十分狼狈。后在阎敬铭严密的军事部署下，逼使黑旗军四处逃遁，失去固定的军事据点，兵力分散。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黑旗起义军最终被镇压下去。

旧时大明湖

阎敬铭任山东巡抚后，在济南办的一件大事便是将咸丰年间山东巡抚谭廷襄留在济南的土圩子改成了石头墙体。原来，明清时期的济南城既有城墙，又有圩子墙。圩子墙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捻军北伐，时任山东巡抚的谭廷襄为防捻军北上，奉旨在济南旧城之外修筑起一道土围子，并于次年（1861年）完工。这道圩子墙从东绕南至西三面（因北面为大明湖及城外水乡地带，有险可守未建）周长四十里，使济南城扩大了一倍。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再次北来，杀死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济南发生恐慌，在山东巡抚阎敬铭的支持下，官绅们筹金加固城池，于同治四年至六年（1865～1867年）将土圩子墙改筑为石圩子墙。据匡源《新筑石圩碑记》记载：济南圩子墙“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门，减土圩之三，自东北而西北，共计三千六百七十丈（清营造尺），高一丈二尺，基厚一丈五尺，顶厚一丈。为垛三千三百有奇，门七，曰岱安、曰永固、曰永靖、曰永绥、曰永镇、曰济安、曰海晏。炮台十四。”石圩子墙修好后，济南遂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坚城。

阎敬铭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致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员。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尝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也。’僚属无不叹服”民国李详在《药裹慵谈》中也记述了阎敬铭倡导生活俭朴的品德：阎“官山东巡抚日，躬御布袍，着靴，下缎上布。州县及候补人员，衣服有鲜明者，必遭诃斥，或则撤任，或则停委。人皆相习为伪，衣冠敝陋。怀胡饼坐官厅啖之，公密访得，至加优保。有齐河县某，御狐袍谒见，公盛怒云：“汝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且汝独不闻吾有条教榜示官厅否？”某令故为觳觫状云：“诚负罪，但卑职此袍价视羊皮廉。省中比承大人之示，同寅皆争购羊皮褂。狐皮骤落，故卑职以贱价具此。凡今之寅僚，出御羊皮，入御狐貂，但以取悦上台，其心殊不可问，卑职不敢附和。”公色霁谢之，列诸荐章，数年由直隶州擢知府去。”

阎公祠

阎敬铭曾为山东蓬莱的蓬莱阁手书一副楹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联语大气磅礴，其赤诚之心溢于言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阎敬铭离任后，济南百姓在大明湖南岸修建了一座阎公祠，以表崇敬。由于该祠堂系民间集资修建而非官府所为，故而建成后不久即成为废祠。1913年，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在废址上创办了民国时期济南著名的私立中学——正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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