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人口达到80亿，人口统计数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世界各地，关于疾病、移民、种族、性别、婚姻和退休的辩论占据新闻头条。

人口动态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在一个社会中，儿童数量是否远远超过老年人，是否男性多于女性，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包括人们投票、工作和休闲娱乐的方式。

人是消费者、生产者、污染者，也是士兵、人口贩运者、政治力量。

为了了解自然环境、经济、安全环境或文化转变，我们需要明白人口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的。本文整理摘编自美国人口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罗德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珍妮弗·D·朔巴的新作《80亿人口》。

“银发和皱纹”的时代已到来

最新出现的人口趋势无疑是人口老龄化, 但是对此我们却认知落后。

在人口政治学家看来, 人口老龄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日本创纪录的年龄中位数是 48. 4 岁, 这要高于一个世纪前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世界人口的13. 5% , 也就是超过 10 亿人, 年龄在 60 岁以上, 而且这个群体正以每年 3% 的速度增长。

医学的进步几乎已经能保证后工业世界迎来一个以银发和皱纹 (可能还有髋关节置换和成人纸尿裤) 为标志的时代。 尽管低生育率是降低婴儿死亡率之后取得的进步, 但是它重塑了社会结构, 将发达国家的人口重心转移到了老年人身上。

《我家的故事》剧照

“重心” 这一措辞很重要。在讨论人口老龄化时, 我们指的是人口整体老龄化。一旦一个社会开始经历人口转变,人口就会出现 “老龄化” 。这种现象很普遍, 但真正的新动态是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急剧上升, 导致现在小孩减少、 老年人增多。

老龄化现象逐渐出现在许多国家。

到 21世纪初, 美国加入了这一次浪潮, 使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总数达到 32 个,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年龄中位数超过 40 岁的国家。

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确，人口老龄化将阻碍经济增长、 妨碍人们创新、导致老年人管理政治。

老龄化问题在欧洲、 北美和亚洲都在加剧。日本不再是亚洲唯一的老龄化国家, 中国、 韩国和新加坡都在加入第二次浪潮。

“老龄化国家俱乐部” 不仅年龄越来越大, 成员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多样化。新浪潮将会带来许多新的改变, 很可能会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女性的婚育选择

人口学家提出了 “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一说法, 用来描述超低生育率 (低于更替水平) 和婚姻推迟。两种现象似乎同时发生, 而且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拿英国来说, 20世纪60年代末, 女性平均在 23 岁生第一胎, 而现在的女性等到 29 岁才开始生育。这种延迟生育现象非常典型。

所有富裕国家的女性生第一胎的时间都越来越晚, 其中韩国的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最高, 超过了 31 岁。在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中, 女性生第一胎的最小平均年龄是 26 岁, 出现在美国、 罗马尼亚、拉脱维亚。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 请记住, 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会说, 女性开始生孩子的年龄越大, 她们一生中生孩子的数量就越少。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富裕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总体来说, 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较晚, 生育的孩子也更少, 不过她们一开始就不想要很多孩子, 这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 富裕国家出生的孩子数量并不足以平衡即将死亡的一代。

在富裕国家, 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 而且在家庭之外取得了事业成功, 这是社会上出现延迟生育现象的一个原因。

但是, 教育和事业并不是女性延迟生育的唯一原因。其他的人生大事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婚姻。

在美国, 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 男性是 30. 5 岁———与 1960 年相比, 分别高出了 8 岁和 7 岁。

妇女面临多重压力, 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我们在东亚可以看到这种两难的处境。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男人养家糊口, 女人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 但是社会也欢迎女性出去工作。

受到这种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女性既要外出工作, 又要承担家庭责任, 经常难以两全。因此, 她们通常只生一两个孩子, 或者干脆不生。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男女性别平等的国家, 生育率实际上更低, 因为社会规范将女性限制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中, 没有给她们提供既能兼顾工作和家庭, 也能被社会接受的选项。

研究发现芬兰、 荷兰、 新西兰、 英国和美国的生育率相对更高, 因为它们的安排更为灵活, 不强调严格平等。我们的结论不应该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限制女性工作。

更确切地说, 减轻女性分担家务的压力, 或许能更有效地支持女性的生育意愿。

这种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地方。2020 年初, 美国女性的就业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男性, 但工作的质量和工资普遍偏低, 无法养活家庭, 尤其是对劳动阶层而言。

但是, 这次就业新纪录并未持续多久。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人们从 2020 年 2 月开始封闭在家, 3 月的形势更加严峻, 这对美国的女性劳动力产生了巨大影响。

孩子待在家里暂停上学, 托儿所关闭, 一些女性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离开工作岗位。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相当比例的女性都在休闲行业或酒店工作, 居家隔离期间, 这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

如果性别角色是问题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女性不直接绕过婚姻生孩子呢? 在一些国家, 女性就是这么做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非婚生育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7. 2%上升到2016年的近40% 。

在全球范围内, 非婚生子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美国, 1970 年只有 10% 的婴儿是非婚生子, 如今这一比例已达到 40% 。在欧洲, 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仅在法国就高达 60% 。

一般来说, 推迟结婚、 非婚生育的耻辱感以及推迟怀孕都会明显影响个人的生活。这些个人意愿叠加在一起, 就会以降低生育率的形式带来社会变化。

人口统计学家认为, 在婚姻和生育模式方面, 我们已经发生了永久性变化。2008—2013 年的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大事件会严重影响生育模式。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

与其他危机一样, 新冠病毒感染极有可能影响大多数女性的生育时间, 但不会影响她们一生生育的总数———延迟生育会。

向超级低生育率转变会快速引发一种后果: 一些国家的人口不仅出现老龄化, 而且在不断减少。

原标题：《80亿人口时代，如何理解“晚婚”和“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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