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舌尖塞擦音、擦音声母只有一套

蒙古语只有一套塞擦音声母。除此之外，整个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均是如此。这与晋、陕、蒙三省交界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尤其是北魏时期鲜卑族拓跋部落定都大同，加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汉族也或多或少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现在的东北官话也大多只有一套舌尖塞擦音、擦音声母，或为

，或为

，有的甚至是

和

混而不分。为什么这两处相隔甚远的地区会出现类似的方言特征？考察晋方言中北部地区和东北官话区的民族融合情况可知，以上两地的方言语音均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或者与阿尔泰诸民族学成的汉语的接触融合有关，因为无论是蒙古语还是满语，都只有一套塞擦音、擦音1.3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脱落

。

1.3 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脱落

据表一可知，今晋方言并州片、吕梁片、五台片和大包片的部分地区古咸山摄合流且鼻韵尾消失，演变为口元音，完成了古阳声韵向阴声韵的转变。其中，天镇方言咸山摄主要元音为

，清徐、大同、繁峙方言主要元音为ε，平鲁、临县方言主要元音为E，榆次方言主要元音为e。与中古前低元音相比，今晋方言咸山摄主要元音舌位升高，开口度变小。大包片天镇方言演变最慢，并州片榆次方言演变最快。吕梁片临县方言虽主要元音发生高化，但声母尚未完全腭化。

中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摄阳声韵尾的演变经历了合并、弱化乃至消失三个阶段。晋方言古咸山摄阳声韵尾脱落后与假摄、蟹摄及果摄合并的现象主要分布在山西北部雁门关以北及山西中部。为什么山西境内仅在以上地区存在这一合流现象？张琨（1983）指出，在语言接触频繁的地区，鼻音韵尾的消变可能是由于操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受自身母语的影响，学汉语学不好产生鼻化现象，或者是直接造成鼻韵尾脱落。我们认为，语言的变化是由于使用语言的主体变了，研究语言的消变最终要回归到研究使用语言的主体上。使用不同语言的主体接触频繁的地区，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语言之间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推测晋方言咸山摄阳声韵鼻音韵尾的消变可能跟该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少数民族语言深度接触融合有关。

张吉焕（1999）提到原始阿尔泰语中均保留有词尾辅音*n，随着语言的演变，各民族语言中的词尾*n有的变得不稳定，有的则完全消失。此外，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拉萨藏语、德格藏语、羌语、拉祜语、土家语中至今也没有鼻韵尾-n、-

。8世纪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大片地区。这些母语为藏语的少数民族所说的汉语也应该没有鼻韵尾，他们曾在8-9世纪频繁活跃于西北地区，长期与西北地区方言接触，对西北地区的方言是有深度影响的，这种影响应该会波及陕北、晋北。

二、晋方言语音与普通话深度接触所发生的变化

百年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首开晋方言语音调查研究之先河，《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中包含22个点的汉语方音，其中，详细调查并记录了今晋方言区8个点的方言字音，分别为太原、大同、太谷、文水、兴县、凤台（今山西晋城）、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怀庆（今河南沁阳一带），成为记录晋方言百年前语音的重要文献。这里以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一二等字音的变化、晋城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读音的变化、上党片长治等方言日母字读音的变化为例，看晋方言与普通话深度接触后的语音变化。

2.1 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一二等字音的变化

据表二可知，20世纪初呼和浩特方言山摄开口一二等合并，合口一二等分立，与《中原音韵》时期的“寒山”与“桓欢”分韵现象基本一致。根据邢向东（1998）、蒋文华（2014）调查，现代呼和浩特方言的这些特点已逐渐被普通话覆盖。21世纪初，除开口二等见晓组声母外，山摄开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完全相同，已经没有“寒山”与“桓欢”分韵的痕迹，这个特点已与汉语普通话的归属一致。比较高本汉记录的20世纪初期归化（今呼和浩特）方言韵母与现代呼和浩特方言韵母，从中可以发现呼和浩特方言韵母百年来的变化，与内部结构要素的影响引起的变化相比，外部语言接触引起的语音变化更大、速度更快。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频繁，加之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力推广和普及以及网络媒介的传播，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方言被逐渐同化，独特性日渐消失。受普通话影响，呼和浩特方言语音逐渐被文读音或普通话覆盖，语音特点逐渐向普通话靠拢，以普通话为主流的语言导向逐渐被当地人民所接受。呼和浩特方言语音百年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归结于与普通话的深度接触，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可心理是呼和浩特方言变化过程中的催化剂，呼和浩特方言在与普通话“竞争”的同时，又深受普通话的影响，除咸山摄的变化外，果、蟹、效、深、臻、曾、梗、通摄及部分入声韵的归并都受到普通话不同程度的影响，这里恕不一一赘述。

2.2 晋城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读音的变化

由表三可知，20世纪初晋城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均读舌尖前音

，20世纪80年代已转变为舌尖后音张

，楚、王为民（2012）根据高本汉对晋城方言的调查材料分析指出，现代晋城方言知庄章精合一读舌尖后音声母是后来才转换而成的。乔全生、王晓婷（2016：14）提出“现代晋城方言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和精组洪音声母是合流的，这期间必定有某种非自然的演变过程”。与呼和浩特方言一样，晋城方言的变化也是在内在结构要素和外在语言接触双重作用下进行的，且外部因素不容小觑。20世纪末，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晋城地区人口流动较大，与外来人口接触频繁，因此晋城方言的语音必然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不仅知庄章声母字演变为舌尖后音，精组字也与知庄章组字合流读为

。今晋城方言中的“三”与“尸”的声母均读舌尖前音的现象，正是知庄章精声母由舌尖前音向舌尖后音过渡后留下的痕迹。

2.3 上党片长治等方言日母字读音的变化

一般来讲，方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若与优势语言、优势方言或通语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可能会导致某一地区的人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即正式场合使用的“标准变体”和日常生活等非正式场合使用的“粗俗变体”。晋方言一方面受到历史上阿尔泰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可以设想，历史上曾受到某个掌握政权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读音当时应该是正式场合使用的“标准变体”，原来的方言只能使用在“粗俗变体”之中。今天看来，历史上曾受到某个掌握政权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标准变体”现今已成为“粗俗变体”。今天受到普通话影响的成分应该总是表现在正式场合的“标准变体”之中，但从目前使用晋方言的人来看，即使受到普通话影响的变化了的语音成分也多融入在“粗俗变体”之中，晋方言区的人在正式场合可以临时使用普通话词汇，但不可以使用普通话的读音，一定要把普通话的词折合成方言的读音。这种现象还是与人们的心理抵触有关。所以在民间很难形成语音上的“标准变体”和“粗俗变体”。这种现象深刻地说明，一种语言或方言与别的语言或方言发生语音上的深度接触之后，原来的读音会悄无声息地被外来的读音所替代，当地人在交际过程中根本觉察不到哪个是原有的，哪个是外来的。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是贴上了标签的语言接触后的读音，白读是原有的，文读是外来的。文白异读是浅层次的语言接触，语音替换是深层次的语言接触。

本文曾在2018年9月22日上海大学举办的“2018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高端论坛”、2018年12月26日浙江省方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与会有关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博士生刘洋、王堉程帮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①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所用材料大多取自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②现代呼和浩特的方言语料取自邢向东（1998）。

③现代晋城的方言语料来自沈慧云（1983）。

原文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丕尔2002《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高本汉1940《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3]侯精一1985《长治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4]侯精一、温端政主编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5]蒋文华2014《呼和浩特方言韵母百年来的变化》，《方言》第2期.

[6]桥本万太郎1986《汉语声调系统的阿尔泰化》，王希哲译，《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

[7]桥本万太郎2008《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8]乔全生2008《晋方言语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9]乔全生、王晓婷2016《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方言字汇〉在晋语史研究中的价值》，《语文研究》第2期.

[10]沈慧云1983《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

[11]孙宏开2015《论语言接触的各种形式》，第十一届中国语言学学术会议特邀报告.

[12]邢向东1998《呼和浩特话音档》，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3]徐通锵1996《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4]薛才德2007《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上海：学林出版社.

[15]张楚、王为民2012《知庄章三组声母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兼谈音变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16]张吉焕1999《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及其某些语音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