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所呈现的艺术家与当地军民群像之舞中，所有演员都在腰间扎起了红绸。尺幅宽大的片片红绸，随着舞者双臂的起伏翩然腾空又飘落，如落花，如秋叶，如蝶翼，如波涛，美丽动人，不可方物。在部分舞段中，刻意放缓的律动节奏，使得红绸的滞空感强烈，形成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冲击力，带给观众审美享受。同时，红色是革命的象征符号，因而舞动的红绸似乎象征着彼时社会生活中红色思潮的涌动。配乐中的安塞腰鼓和唢呐使用较大音强，锣鼓喧天、直冲云霄，与欢腾的舞蹈场面交相辉映，渲染了舞蹈场面氛围，将整场表演推向一个高潮，表达出文艺家与延安军民水乳交融的情感，展现他们在深入人民生活的过程中取得辉煌创作成果的快乐与成就感。

此外，剧作也使用了群舞与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等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在突出主要角色的同时，也展示了群舞的魅力。其中，群舞在视觉呈现上、在不同的场面多次使用了多组“聚—散—聚”的程式结构，来体现舞者情感的跌宕起伏——比如，纺线女性群舞片段，战士学习木刻版画的场面等等。

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通过较高技巧性动作的展示，比如大跳、空翻等，完成了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刻画，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描述了艺术家与当地军民血脉相连情感的逐步建立，塑造了鲜活的奔赴延安的文艺家群像。其中，美术家与小战士的双人舞，音乐家、舞蹈家与老妈妈的三人舞等，通过组内不同舞者极为近似的、彼此间如影随形般的肢体语言，形象地展示了艺术家与当地军民在敞开心扉的深入交流中，与对方感同身受、情感上同频共振的感人场景。

多重艺术手法的运用

剧作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比如留白。小战士在倒下之前，随着一声枪响，音乐戛然而止，舞者们如雕塑般屏息凝神，聚在台中形成锐角三角形布局，灯光使用无色之色，整个舞台如按下暂停键一般，悄无声息。此处，音乐留白，舞蹈留白，时间留白，空间留白，灯光留白，无声胜有声。数秒钟后，在一片静寂中，小战士怀抱版画重重地摔在地上，倒地不起，从而制造出浓郁的悲剧意味。

剧作还运用对比手法，通过舞蹈语汇的转换配以特定服化道的转换，展示了艺术家们在杨家岭上的蜕变。比如，音乐家放下小提琴，拿起竹笛，脱下白衬衫，拉起纤绳；舞蹈家换下长裙，穿上长裤，担起扁担；美术家放下刻刀，拿起枪杆。

在舞台调度上，剧作多次使用戏中戏的手法展示剧中角色的所见、回忆或梦境等场面。比如，音乐家见纤夫拉纤的场景中，音乐家在舞台前区的冷光下独舞，后区一人拉纤艰难前行，辅以红色和金色的灯光；之后在中场加入群舞，辅以黄色调的暖光。用灯光色调的区隔、舞蹈形制与律动的差异，来形成舞台的区域。当音乐家脱下衬衫、加入群舞，并与群舞演员一起拉起纤绳的那一刻，音乐家这一角色心路历程的变化清晰呈现。

以陕北木刻版画为叙事线索

舞剧以陕北木刻版画这一意象为叙事线索，回望了80年前的艺术家，如何以“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

序章中，展现了几位艺术家舟车劳顿，满怀希望，奔赴延安的场景。第一幕，杨家岭的老妈妈在自己已经无米下锅的情况下，依然收留了奔赴延安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于是，二人分别加入了纤夫的队伍和担水的队伍；第二幕，文学家记录了用纺线比赛、数豆子选干部的时代图景，参与了破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习的当地人民的生活；第三幕，美术家与当地军民在战争中结下深厚的情义，小战士为美术家而牺牲，美术家因此参军。

舞剧尾声中，新时代青年人奔向未来的场面，充满希望、生机勃勃。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是对秉承延安创作精神的未来艺术创作图景的展望。同时，舞剧创排过程本身，也是对“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践。整部舞剧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彰显了创作者攀登艺术高峰的勇气，其对民族民间文化元素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在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展望间，传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文｜白帆（中国艺术研究院）

摄影｜高尚

编辑｜于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